张世勋（1900－1985）别号鼎铭，四川阆中人，著名数学家，在积分方程和函数论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费马大定理”，这个由法国数学家费马提出的“简单得令人恼火”的难题，在300多年间使得世界上最杰出的大脑困惑不已。人类的天才们在这个问题上备受精神折磨。

　 毫无疑问，张世勋也在被“折磨” 的科学精英之列。并且，这种“折磨”发生在他的晚年，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1985年8月17日，张世勋由于患脑梗阻，失去语言能力，然而就在当天，他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个字：“费……费……费……”脸上带着苦笑。

　 住院后，他就吃力地、不断对人重复着说：“关键……关键……关键在于……”

　 张世勋的女儿张清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父亲终生的信条：“人家说难，我就偏往难处走。”

　 “父亲说，大家都认定，人老了，不能再解决数学问题了，我就偏要解决给你们看看。”

　 作为子女，张清源当年曾劝父亲像体育明星那样，“光荣隐退”，安享晚年。的确，凭张世勋早年在数学上的成就，他完全可以这样。

　 1947年，张世勋在英国剑桥大学数理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此后，他接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研究工作。这所研究院始终吸引着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

　 两年后，张世勋回国，任教于四川大学。他的研究工作并未被国际学术界遗忘。1975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从美国寄赠给他一本出版不久的数学专著，并在扉页上题写：“书中提到吾兄重要贡献，诚我国之光。”

　 “文革”后，已近耄耋之年的张世勋，重新获得“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搞研究的机会。他瞄准的课题，正是那道折磨了无数伟大的大脑的难题―――“费马大定理”。

　 张世勋曾说：“我好比攀登喜马拉雅山，即使上不去，我的目标也是伟大的。”女儿张清源回忆，父亲在晚年研究中，从未承认过自己“失败”。他只说：“我在推导中发现了一个错误。”直到病重期间，他说了一句：“我病了。这是我最大的失败。”

　 为了查阅资料，张世勋几次去北京长住。有大半年时间，这位80余岁的老者，每天早上从城东南的住地来到城中心的北京图书馆，一直坐到中午，吃过自带的干粮后，又赶往西郊的中科院图书馆，5点半再返回北京图书馆，直到7点半才返回住处。

　 有时，他还会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把午休时间挤出来读书。一日午间，他在清华校园内的长凳上看书，直到困倦而睡。

　 白髯拂胸的张世勋，曾多次作为“无名氏”，被京城的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捕入镜头。有两张非常相近的照片，分别刊登于《中国摄影》和《北京晚报》，画面都是他在图书馆伏案疾书。两张照片的题目，不约而同，都叫《老骥伏枥》。

　 本文开头的这张照片，是1981年6月的一天，张世勋的女儿张庆云收到的。附信中说：“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4月8日在中山公园见一长者，学习精神孜孜不倦，很受感动，为其拍了几张照片。今寄上，请代转交。”

　 在很多人眼中，“天真坦率如儿童、旁若无人不拘小节”的张世勋，当时大概是不会注意到有人“偷拍”他的。因为，在他看来，头脑中的“费马”，可比这些事情重要、有趣多了。

　 张世勋去世前两月，天气炎热。其女婿见岳父从川大图书馆走出来，敞襟露胸，便提醒他扣上衣扣。他举着手里的几本书大声说：“我那么多要紧的事都做不完，哪儿顾得上这些哟！”

　 张世勋崇拜英雄。少年时最吸引他和到了晚年仍吸引他的费马一样，也是一位法国人―――拿破仑。他读《拿破仑传》，知道这位豪杰戎马一生，却精通数学和历史。从此，这个弱冠少年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持续终生。

　 张世勋辞世9年后，和他一样也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英国数学家安德鲁？韦尔斯，完全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一成就，被认为足以同物理学中的原子分裂和生命科学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