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船江号子消失了在三峡的茶馆和小镇里倾听老人们讲述亲身经历和江边古镇的神话传说就是倾听上一个时代的三峡

　 从长江走来的诗人王以培，在游学欧美与西方文化有过“热恋式”的接触后，2001年又如同一尾鱼，摇身游回了长江。他花了3年时间出没于长江三峡的茶馆和小镇，出版了两本有关三峡的书：上海文 化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图文集《三峡记忆》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日推出的《诗人的朝圣？白帝城》。

　 去年是三峡大坝落成前的最后一年。《三峡记忆》记录了王以培第一次到三峡时的情景：2001年7月至8月，江边干旱酷热，3个多月没下雨，近20天气温持续在39摄氏度以上。从南京到重庆，又从重庆乘船往下，经过涪陵、丰都、石宝寨、西沱、忠县、奉节、巫山、秭归、大昌古镇，登上白帝城，整个夏天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引子。《三峡记忆》的最后一章“重回白帝城”后来成为《诗人的朝圣？白帝城》一书的引子。王以培出生在南京，从长江尾到长江头，他的人生兜了一个大圈子，而游走三峡成为他最自豪的人生经历。王以培说：“白帝城是我的宗教。”

　 “如果《三峡记忆》是影像的记忆，那么《白帝城》则是口头的历史。”《诗人的朝圣？白帝城》的编辑裴海燕这样说。她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鲜活地记录了三峡人的口述历史―――那些被淹没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和独特的民风，不被人们熟知的习俗可能转瞬就消失不见了。可以说，《白帝城》的心灵体验是关于三峡的集体记忆。

　 《白帝城》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考古学家考证出那些陶罐出自东汉末年。而我可以证明，2002年1月1日早晨，流过重庆的江水是青色的。王以培认为这就是他的考证方式―――以现实记录历史。

　 记者了解到，目前关于三峡的林林总总的书籍主要由几大类构成：一是旅游类，主要以地图、旅游指南为主，如《徒步三峡》等；二是文学艺术类，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如虹影《孔雀的叫喊》和黄济人《命运的迁徙》等；三是社会科学类，主要反映三峡工程本身和移民工程，如《中国三峡移民》等。此外，反映三峡的图册也占了相当比例。但是，单纯地以文化视角关注三峡命运及“三峡软环境”的书籍却不多见。王以培饱含诗意又颇有写实风格的文字在这些图书中显得十分惹眼。

　 《白帝城》一书很难归类。王以培说，此书记录了三峡水位涨至135米之前四访淹没区的所见所闻。“很难判断这本书的体裁，是报告文学还是游记小说？总之有诗歌、有实录、有记忆、有思考，有视觉中的三峡文化。”

　 那些即将沉落的古镇街巷中的老茶馆是他的课堂。这些老茶馆很少有外地人来坐坐、聊聊天。“在断墙瓦砾间的老茶馆里，倾听老人们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江边古镇的神话传说，就是倾听上一个时代的三峡。老人的回忆和这些古镇一样，也许不会留下一个字，也许不会留下痕迹。我所做的就是实录下他们的三峡记忆。”

　 《白帝城》让沉没的古镇开口讲话，那些默默无闻的老人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王以培说：“文物在文，不在物。我们现在注意挖掘地下的，但是同样应该注意保存地上的‘活的文物’―――‘三峡软环境’值得关注！”三年来，他自费往返三峡20多次，用镜头、笔和心灵记录“三峡软环境”。他的下一个计划是写新田白水溪。整部《白帝城》对他来说，是写三峡的又一个引子。

　 对于王以培的写作主张和文化立场，一部近来走俏的三峡书籍―――《新三峡牛皮书》的作者万晓也有同感。她说，三峡之所以成为文化人关注的热点，首先是由于它特别的景观。黄山、泰山只是山，三峡却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标识性。关注三峡，应该特别关注三峡的人，关注人在大变迁中的变化，关注三峡的原生态和人们独有的生存方式。万晓说，三峡这十几年失去了很多东西。如，现在纤夫们喊号子，只是为了吸引游客，却没有了原本的淳朴和自然，而成为戏剧舞台上的欣赏了。

　 重庆李渡镇志的编者、72岁的金家福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他所编写的李渡镇志，是三峡历史上惟一的一部镇志。后来他到涪陵市编辑市志，对于三峡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以涪陵为例，开发从清朝就已开始了，闻名于世的“地下文化”和“水文化”既兼容杂糅，又富有内省，体现了善思和哲学的思维。再如，李渡的牌楼湾、遇仙桥旧址，这些地方原先都是李渡最富裕、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变得最冷清。而从前最荒凉的古坟堡一带，现在变得最繁华。三峡遗留的绝不仅仅是悠久历史，还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底蕴的开发优势，长江流域的文明也同样与黄河相当。

　 金家福认为，《白帝城》最明显的特色，是每一个镜头都细致入微，从历史渊源到现实生存状态都十分详尽。我们应当珍惜对失去了的家园的记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记录沿江人祖祖辈辈的记忆和“保护文物”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