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黑头巾缠起来，花边的蓝围裙系上来，70岁的苗家老人汤银桂，天麻麻亮就起来了。

　 山路十八弯，老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来了――她要给周国知好好鞠个躬。

　 年逾花甲红着脸的胡柏春来了，他要告诉6次登门为他家茅棚拍照的周国知主任：咱家从茅棚搬出来了，新屋亮堂着呢。

　 谢佑军坐着轮椅来了，残疾人胡顶成让家人背着来了……数百名乡亲从几十里、上百里外的村村寨寨，冒着风雨来了。

　 哀乐低回，哭声绵延。

　 9月26日，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周国知的周年祭日。

　 椿木营乡海拔1680米，山高人稀，被称为“恩施屋脊”，每平方公里只住着15户人家，老乡们称：“望到屋，走得哭。”

　 周国知就是“屋脊”上一个官不及品的“芝麻官”：从1984年开始，先后担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乡长、椿木营区（后改乡）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民政助理等。

　 可老百姓都说他不像“官”：他的“公文包”是大背篓，抽的烟是9角6分一包，一双解放鞋穿到露脚丫，偶尔上回县城穿几十元一套的西装，乡里干部都用上了手机，他到死都没有。他没官威，没官架，跟庄稼人无异。第一眼见到他的乡亲都说：“人不亲，背篓亲”。熟悉他的老乡都说：“周国知没架子，和我们老百姓打得拢堆。”

　 后坝乡有座多次摔死人的独木桥。1988年，周国知带领村民修石桥。从悬崖往山下背水泥，10多公里路，要经过连山羊毛驴都不愿意走、仅三四寸宽的石径。村民劝他把50公斤一袋的水泥分两袋背，可他扛上就走：“一拆就糟蹋了，浪费！”没沙，他卷起裤腿，跳进冰冷的河水里带头淘沙；没石块，他领着大家上山一锤一钎，取下几十方石条。

　 桥修好了，乡亲们取名幸福桥，刻了块公德碑立在桥头，周国知把自己的名字从公德碑上凿掉。他对前来“抗议”的村民说：“共产党人的功德碑，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1988年，周国知任后坝乡乡长。乡里苞谷亩产仅150公斤，很多村民不能“肚儿圆”。周国知推广地膜苞谷，从自己老婆开始，地里“白一片”，可全村还剩48户困难户不愿搞。一连跑了五六趟，村民们就是认死理儿：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种苞谷还要盖地膜，劳神！

　 一天深夜，村民田光家的门咣当一声开了，背着背篓的周国知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气，手中还擎着一个火把。

　 田光走近一看，周国知的手上、脚上都是血。“你怎么又来了？脚上哪来的血？”田光问。

　 周国知边喘气边说：“这是过‘十六拐’时摔的。已经是4月中旬了，农时再不能耽误了，我今天来就问你一句话：这地膜你盖不盖？”

　 “盖！盖！”田光说，“为了老百姓，晚上你都敢走‘十六拐’，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周国知当即从背篓里抽出厚厚一大卷地膜。

　 那一年，村里所有的苞谷地都盖上了地膜，全村苞谷亩产量达到500公斤。

　 在少数民族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是第一大难事。更何况，周国知是一大男人。“周主任经常用背篓背着检查仪器、药品，带我们下乡，一去就是一个月，白天在山里转，晚上住在村民家。计生对象做完手术，周主任掏钱为她们买红糖、挂面。土家族旧俗，月母子进屋不吉利。有一个做结扎手术的月母子没住处，周国知就把她背进自己宿舍。”乡计生站站长周凤碧说。

　 做计划生育工作，得罪了人，部分村民破口大骂、甚至大打出手，但周国知总是微笑着耐着性子跟人解释，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性子再烈的人也对周国知火不起来了。

　 “我当姑娘时，他就常帮我们，如今成婆娘了，他还常帮拉我家老小。”村民黄桂春说。

　 工作中，周国知最牵挂三种人：困难户、残疾人、孤寡老人。

　 福利院22位五保户老人，周国知个个挂在心上。老人们生活要用煤，在本乡买，省时省力。到产煤的外乡买，每车便宜400元。周国知总是带人去外乡买。他自己装车，途中不住店，两天两夜坐在司机旁。

　 按当地的风俗，老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活着时看着自己的棺材有着落。福利院70岁的汤银桂老人，念叨着自己的棺材还没有。周国知就跑到40公里外的鹤峰县去给老人买回6根原木，请人做成寿棺，直到老人满意为止。“满满的苞谷酒斟上，飘香的腊肉堆起来”，团年饭，他总跟老人们一起吃，从不嫌弃吸了一辈子旱烟、吭吭咳咳的驼子和病病歪歪的跛子。

　 而自家孩子们挤作一团地趴在窗户边，从早晨盼到中午，从中午盼到天黑，妻子做的团年饭热了又冷，冷了又热，可他们家的爆竹总是最后一个响起。

　 周国知病重时，汤银桂老人带着40元钱，含着泪来看周国知：“好主任，买口糖吃吧。”

　 周国知哭了，他怎么忍心收下。这钱，是老人在福利院菜地里劳动，每天6角钱攒下来的呀。

　 去年3月，恩施决定年底前帮助所有仍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的农民搬进新居。此时，肝癌已一步步向周国知袭来。他不顾病痛，在生命最后的123天，背着背篓，带着干粮、雨伞和登记表，步行1500多公里，使椿木营乡127家茅房户的实地调查摸底如期完成。

　 照片、合同、进度卡、付款通知单等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5公斤重。

　 期间，他手拄木棍，在杨柳沱村4组走访调查17户茅房户时，因为病痛，走走歇歇，一直从早上6时走到晚上12时多。周国知6次查访茅房户胡柏春家，数次昏倒。有一次，昏迷了3个小时后，被路过的乡亲发现才获救。

　 乡亲们都说：“周主任不是病死的，是累死的呀”。

　 周国知在椿木营乡为官20年，6易单位，10次换岗，可始终是个芝麻官。

　 1990年，小乡合大乡，升的升，降的降。有人对周国知说：你的工作成绩、干群关系没得说，就是“四化”缺一化，不如花钱拿个文凭，升的快。周国知说：“混本本容易，但那是骗人。我高中毕业后当兵上的是解放军‘大学’，老百姓满意就是我最好的文凭”。

　 当国家干部20年，他的最高工资只有637元，而且只拿了一年半，其他的十几年，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他20年工资总收入只有79000多元，他的年平均工资不到4000元。

　 可这个“穷官”总是对老婆说：普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约1400元，我的月工资600多元，比普通农民高多了，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更困难，更需要帮助啊！

　 老人们说：周主任，有颗糯米糍粑心，软软的，热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