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流行的“韩流”一词，在年轻人看来往往侧重于娱乐与时尚，在老年人看来，则更强调文化、学术的理解与沟通。我虽然是一名退休教师，但也多少接触和切身体会了若干“韩流”。

　 我的丈夫章开沅与韩国已故著名历史学者闵斗基，都是促进中韩两国学术交流的先驱者。早在1981年11月，他俩在东京举行的纪念 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萍水相逢，但却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仿佛是结识多年的至交。此后二人书信电话频频，并不断互赠论著。在我的印象里，丈夫的学术友谊圈中又增加了一位海外知己。

　 1986年10月，他俩在新加坡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又一次重逢。会后，东道主组织与会学者夜游中国城、小印度等景点，这两位“书虫”随着队伍东游西逛，对周围美景视若无睹，却专心致志地探讨学术问题，并且磋商如何在两国尚未正式建交的情况下实现学者私人性质的互访。他们讨论得极为投入，以致忘了时间已是次日凌晨，会议专车不见了踪影，空荡的街道上只剩下这两位异国至交。

　 经过许多中国学者的热心帮助，闵斗基教授终于获准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并查阅资料。1991年6月，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闵斗基等韩国学者征得政府的同意，在国立汉城大学举办了“中国现代史料研讨会”，邀请章开沅、骆宝善、张宪文等3位中国学者参加。这是二战以后中韩学术交流零的突破，因此会议盛况空前，影响深远，并成为两国即将正式建交的先兆之一。章开沅回来后经常讲述此次访韩的感人情景，并且盛赞韩国学者的学风与业绩。当时，中国史学界有“章门弟子”人才济济之说，但章开沅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却是：“韩国有支闵家军，了不起，了不起。”

　 1991年8月，也就是汉城会议两个月以后，他们两人又在夏威夷大学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重逢。由于我们多年旅居北美，在夏威夷的短暂重逢，竟成闵、章两人的诀别。但令人欣慰的是，此后中韩正式建交，两国经济、文化和学术交流迅速发展，包括闵斗基在内的大批韩国学者更为频繁地访问中国。

　 闵斗基教授是2000年不幸病故的。他比章开沅小6岁，去世时才68岁，何况他平素体质健旺、精力过人，我们接到讣告备感意外。2001年1月2日，闵夫人朴林正女士寄来丈夫的最后一本遗著，并深情地写道：“我深知亡夫生前与您相交甚厚，所以将遗著连同翻译成中国语的目录和后记一起呈您惠存、参考。希望对理解亡夫的学术思想和精神能有所帮助。”这本遗著的书名是《与时间竞争―――东亚细亚近现代史论集》。作者认为：“这种‘与时间竞争’的视角，也许可以概括整个近现代亚细亚的共同特征，所以我这样命名。”他还在前言中摘引了毛泽东的名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这才明白，韩文汉译“与时间竞争”一语，实乃脱胎于“只争朝夕”。

　 2002年8月，韩国汉城大学举办“历史上的朝鲜与世界”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我们夫妇参加并安排章开沅发表主旨演说。到达汉城的第二天，朴林正女士便盛情邀请我们到她家餐叙，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中国友人，娓娓叙谈他们夫妇多次访华的趣闻逸事。

　 闵斗基教授夫妇热爱学生，师生关系宛如父子母女。闵教授病故后，许多学生仍然前往闵宅向师母嘘寒问暖，千方百计排解老人的哀思。这些“闵家军”的子弟兵对我们也往往执弟子礼，在旅韩期间更是对我们夫妇照顾得无微不至。此次在韩国，闵斗基教授晚年的女弟子姜亚博士，牺牲假期，自告奋勇协助料理我们在汉城期间的全部活动。我们乘火车离开汉城前往釜山那天，她早早就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为了帮我们把行李安置得更便于拿取，姜博士下车后又重新上车帮我们调整，后来竟与我们一起被列车载走，直到汉城的下一站才下车。这些，体现了韩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同时也体现出这个民族认真负责的良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