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碧秀把丈夫的遗像紧紧地捧在胸前，一对患难恩爱的夫妻今天又站在一起了。这是一张迟到了18年的合影。

　 周国知去世后，乡政府要为他放大一张遗像。家里找，办公室找，就是找不到他的照片。妻子说，没见他照过相，也没给家人照过相，就连我俩结婚也没照过合影。无奈，乡领导翻出他的工作证，撕下照片，放大。

　 2003年的几个月里，周国知背着相机，为112户的茅屋拍照。给群众照了几百张，却没有借机给自己和家人留一张影。他去世后，家里找不出一张“全家福”。连9岁的儿子，周国知也没舍得给照一张相片。每买一卷胶卷，照了多少张，洗了多少张，废了多少张，他都一笔一笔地做记录，并且留下底片让财务人员核对。

　 “我手里的每分钱都是老百姓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这是周国知常说的一句话。

　 周国知工作20年，经手的钱100多万，鱼清水白，没有一分钱说不清出处。他病重后办移交时，就连剩下几支圆珠笔、上届民政主任接受捐赠没有入账的3床棉被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周国知住的是简易吊脚楼，木屋堂屋前墙至今还是用一张塑料编织布替代。屋内已建好的墙板、地板，旧的已有10几个年头，颜色深浅不一。“消茅户112户，倘若他有半点儿私心，只要从每户抽半块板子，他家就能装得漂漂亮亮了。”同村老乡说。

　 他家最值钱的“两大件”是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半自动旧洗衣机。洗衣机还是患有严重风湿病沾不得冷水的妻子，瞒着他从街上赊来的。夫妻俩攒了整整两年才还上500元。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小气的。上学时，父亲给她一周的生活费是5元，每餐吃两角钱一份的菜。父亲从没给自己一件礼物，除了一个笔记本。

　 可在妻子眼里，丈夫大方得有些“过分”：把自家4亩又平又肥的地，换出去修了村公路。她自己背着腊肉，去乡里看1．7米高、瘦得只有90多斤的丈夫，当时他正和贫困户王召毕谈话，生拉硬扯，硬是让人把这块肉拿回去过年。他甚至把自家退耕还林兑现的粮食也送给了困难户。

　 周国知死后，许多“秘密”渐渐被揭开：冯卓然老人说，无钱买粮，周国知送他40元，买了一袋面粉和两瓶菜油。杨兴说，数九寒天无柴生火，周国知送他50元，买了一挑子木炭。胡孟军说，买不起化肥，地里的苗黄得揪心，周国知送他100元，买了3袋化肥……

　 周国知的父亲81岁高龄，是位老复员军人。多年来，除享受规定的90元定补，周国知没有用民政经费额外补助父亲一分钱。一次灾后，按救济计划，周国知的父亲可以领到一床棉被和10公斤大米。可在乡民政办审核救济名单时，周国知把他父亲的名字划掉了，自己掏钱买了10公斤米给父亲背去。

　 弟弟周小平说，那年玉米正挂穗，一场风灾把方圆几里地的玉米都刮没了。别人家都拿到了救灾款，就他家和姐夫家没有。他找哥哥询问，怎么别人补得我家就补不得？哥哥和气地解释，这次受灾面大，救灾款只有一点，你们是我的亲兄弟、亲姊妹，当然要排在后面。你要缺吃的，上我家去背粮食就是了。

　 得知身患肝癌，他坚决要求停止治疗出院回家。“宁愿在家坐着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住一天医院要170元，能解决好几户困难家庭的困难啊！”他只带了些镇痛药，就出院了。

　 周国知病重住院时，爱人汪碧秀也因严重风湿病住院，县医院把他们安排在一个病房。有人劝周国知“你住院是公费报销，把爱人的医药费记到你账上吧，反正没人知道。”他不干。住院一个月，夫妻俩公是公，私是私。吃药打针，各记各的账。最后，妻子出院后，东借西凑才付清了医药费1500元。

　 临终前，乡亲们都说，周主任好歹是个干部，让他穿着呢子大衣走吧。

　 他却对大哥说：给我买几件简单衣服带走吧。周国知死后，办后事只花了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