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2500年前，孔夫子的这段人生感悟，仿佛正暗合了孔宪铎的一生。这位孔家的第72代后人，眼下正步入“从心所欲”的境界。一个月前，年近七旬的他，重返学堂，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博士生。
去年10月，北京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风波震荡海内外。此时，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位置上退休的孔宪铎，被请到北京大学介绍办学经验。期间，他遇到了现任导师、北大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孔先生心血来潮，问：“能不能为我在哲学系安排一次讲演？我在思考‘基因与人性’方面的问题，想听听哲学家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孔宪铎就登上了讲台：“为什么子女爱父母，没有父母爱子女爱得深、爱得主动？为什么三个和尚会没有水吃？这些现象是否能用基因学的知识加以解释？”
一个半小时的讲演后，听者热烈鼓掌。王登峰兴奋地走上讲台，一个劲地说：“讲得好讲得好。你就来读我的博士生吧！就研究基因与人性。”
这次偶然的讲演成为孔宪铎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初试。半年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面试。7月，他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正式拜在比自己年轻30岁的王登峰门下。
在常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孔宪铎看来，这丝毫没有“逾越规矩”。他经常说，年轻时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中年时做有责任必须做的事，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何况，孔家的祖训在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祖训还告诫：要“不耻下问。”
孔宪铎表示，读罢心理学博士，他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
显然，孔宪铎并不缺文凭，更不缺头顶上耀眼的光环。早在30年前，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洛杉矶大学读完了博士后。不仅如此，他还先后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身材不高，满头银发，面色红润。今天，当这位曾经的大学校长，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和周围的人嘻嘻哈哈开着玩笑时，不太熟悉他的人时而会露出迟疑的神情。这时，孔校长就会一本正经反问：“难道我应该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吗？”
也许，这一切都是出于对54年前那个老气横秋的少年的青春补偿。那时15岁的孔宪铎只是一个偷渡客，孤身一人在香港纱厂做小工。不要说“基因”学，他连数学都没怎么学过。因为战乱和逃亡，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只有两年多。
有一天他病了。诊所里的人都用粤语、英语交谈，他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出现了。她不仅会说英语和上海话，还懂医学术语，主动帮孔宪铎做翻译。孔宪铎第一次感到了“癞蛤蟆与天鹅的区别”。
“你无法想像那种差别给我的刺激。”事隔多年孔宪铎仍记忆犹新。从诊所出来，他就去补习班报了名。他要成为“天鹅”。为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铎’（回）也不改其乐”。
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苦读4年，孔宪铎参加了台湾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试，并最终迈进台中农学院（今台湾中兴大学）的门槛。但起初他丝毫找不到“天鹅”的感觉。
试题中有“H2O”，他苦思瞑想，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因他压根没学过化学。大一时化学课照开，他借了本初中化学课本恶补，但要等到同学们都睡觉了，一个人躲进厕所的小间里，关上门偷偷看。
一次，孔宪铎问一个同学：“study是什么意思？”那个同学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惊诧地望着他：“这个词你都不知道？”他没敢再问下去。
终归不是“朽木”。凭着“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的刻苦，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毕业。一年后，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去加拿大攻读硕士。几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事业有成后，孔宪铎毫不掩饰，“我没学过。但我能记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
1970年，孔宪铎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转而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在植物生化和生理学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4年，他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正式聘用。
第一学期结束后，有个学生找到他，试图将成绩B改成A。孔宪铎翻到他的试卷，仔细看过后，说：“不能改。你的答案就是错的。”那个学生狡辩道：“不是我的答案错，是你说的英语我根本听不懂。”
“我的英语真有那么糟糕吗？”从此，很少阅读非学术刊物的孔宪铎，开始大量阅读《读者文摘》和《花花公子》等通俗刊物，每个深夜都守在电视前看脱口秀节目，收集大量入时的笑话。
以后每次上课前，孔宪铎会先讲个笑话。学生们笑得拍桌跺脚，气喘不已。看着学生们兴奋的样子，他郑重提醒他们：无论是讲课还是讲笑话，我用的都是同一种英文。
执教3年后，孔宪铎升为副教授，又过了5年，他成为正教授，并相继在《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的女儿曾抱怨，因为过于专注学术，这位学园艺出身的父亲，“把家里的花儿都养枯了”。
家里的花养枯了，但学术上的花却生机粲然。孔宪铎自豪地宣称：“在当时的植物生物学领域，我是最出色的10个人中的一位。我的学术论文，今天仍在被不断引用。”
正当孔宪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时，他当年逃离的国度也开始走向世界。
一个中国学生写信给孔宪铎，说自己想出国留学，但没有钱。孔宪铎没有多想，掏出自己的钱，替他付了10所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费。虽然他们至今仍没见过面。
有位中国女学生经人介绍，辗转写信给孔宪铎，讲述自己赴美留学的愿望。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钱给她。那笔钱不是个小数目，孔宪铎犹豫了。
“那些天我都没睡好觉，也不敢去办公室，怕看到她的信。”将近20年后，孔宪铎不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只是出于“同情”。“其实是种责任感，是种罪恶感。数目虽然很大，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如果我的力量允许，却不帮助她，那我……我就会有种罪恶感。”
从那时起，孔宪铎找到了自己“有责任而必须做的事”―――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1978年，背井离乡近30年后，孔宪铎以美国大学教授的身份频繁回国。他吃惊地注意到：有1000多万人口的家乡山东临沂市，只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怎么能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呢？”孔宪铎为此四处奔走。
经过多年学术训练，使他对数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记忆：“北京有1200万人口，却有大学67所，而临沂一所也没有；2002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北京、上海达到了48％以上，而临沂还不到1．7％；再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台湾的毛入学率是49％，韩国是52％，而美国是81％。”
孔宪铎最能打动家乡官员的一个观点是：“临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学，谁还能回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发展？”他向当地政府打包票：只要你们建起大学来，我帮你们找好老师。
这呼吁一喊就是十多年。喊得许多政府官员都开始“讨厌”他。这位本来令临沂人骄傲的大教授，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直到去年秋天，临沂大学才终于奠基。孔宪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奠基仪式。他虽兴奋但也不无遗憾：这是在临沂师专的基础上扩建的，仍然不是一所“新”大学。“我们不应为建大学而建大学，而是为了增加学习的名额，增加入学的机会。”
孔宪铎的好友、曾任临沂市副市长的綦敦祥直言相告：“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钱呢？那可是一所大学呀！”
但孔宪铎认为这个逻辑不通：“2002年，全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占GDP的3．41％，而山东占多少呢？”他坚持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科教兴国’，而应是‘国兴科教’。”
在家乡许多官员看来，孔宪铎的许多想法“不合时宜”，但当他的面，他们称之为“超前”。
3年前，孔宪铎从担任了10年的香港科大副校长位置上退休后，接受了山东建工学院名誉校长一职。在这里，他管了许多一般校长不会管的事。
学校的大门有两扇，却常常只开一边。这位名誉校长提出：为什么不都打开呢？校方答：门卫人手不够，怕不安全。“这不是理由。”他说，“不能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让进出的人麻烦。”两扇门都打开了，至今也没发生什么“不安全”的事。
学校里经常有人乱扔废物。孔校长找到校方，要求增加100个垃圾筒，并且要摆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学生反映打开水的时间太短，他立即向学校建议，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时；甚至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他也要求学校一定要进行转播。
“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管学生，而应该是为学生服务。”这是孔宪铎担任近20年大学管理者的经验，“一切‘以人为本’，不能‘以管理者为本’。”
他任名誉校长期间，不仅以管琐事闻名，也常常因一些他认为很简单的事没有得到快速处理而恼火。
“我是个急性子。”孔宪铎解释道，转而又说，“在西方餐厅叫服务员时，他们答：我就来；而在中国，回答是：请等一下。这就是区别。”
相比上述所为，孔宪铎最“不合时宜”的想法，应该算是“乡村厕所改革”。
这个想法从1986年萌生。最初，他只是想推动“乡村厕所手纸运动”，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纸渐渐在农村普及了，他便把目光转向了厕所改造。
一次，孔宪铎去一所镇中学参观，这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教学楼很漂亮，但一进校门我就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径直进去看，觉得“不堪入目”。
“培养人格要从尊严开始，尊严从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开始。”孔宪铎说，“就算从卫生角度考虑，也应该把厕所弄得干净点儿，至少要有水冲。”
当地人说，人吃的水都紧张，哪里有水冲厕所？更何况，室外厕所，冬季冲厕会结冰。
“因为两个月可能结冰，而让其余10个月都臭烘烘的？”孔宪铎不理解。
他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远虑”太多，因而失去了解决“近忧”的勇气。
“总会有办法的。”他回到香港，向朋友们募捐了约10万港币，准备选一所学校，建一个示范厕所：要有档板，有门，有冲水设备。
“一间厕所能改变什么？”有人不解地问。
孔宪铎想都没想回答道：“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可以建立人的尊严。这就是教育。”
庄子曰：道在屎溺。
孔宪铎表示，自己的一生结束后，他希望墓碑上不写博士、教授或校长之类的头衔，只写：“中国乡村厕所运动的推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