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0日，中 国最优秀的水利学家，在国际上受到尊敬，却淡出国内媒体多年的黄万里先生度过了自己90岁的寿辰，这一天，清华大学水利系在清华二教室―――一个老式大教室为他举行了90寿辰的祝贺会。参加会的有100多人，大部分都是老同事、亲朋好友和他的学生。

　 就在前一天，黄万里先生还向系里的杨铁笙老师表示，想坐轮椅来参加祝寿会，但这一天他已无力下床，在病榻上时睡时醒。这个为中国的水利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老人，生命已到了最后阶段。

　 这个生日祝贺会，朴素而平实，来宾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美国，却有一位政府使者参加了黄万里90寿辰祝贺，并亲自来到黄万里的病榻前，向这位中国科学家表达了另一个国家对他的敬意。

　 一周以后，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与世长辞。

　 在众多的唁电唁函中，有这样几句话：“黄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不避斧钺，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是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中，得风气之先的那批杰出人物之一。他是传统社会中的举人，又是转型社会中较早接受现代教育，在清廷统治下就走上了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教育家和社会革命家。

　 他们这批人，以改造中国社会为终身追求，并以此为职业。

　 辛亥革命前夜，1911年8月20日，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当时属江苏省，现上海浦东南市区）一个家庭。

　 黄炎培时年34岁，是同盟会上海地区的负责人。母亲王辑思，是一读书人家的女儿。

　 黄万里在黄家男姓中排行第三，儿时十分淘气，但父亲却十分喜欢，从未对其苛责，只是有时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

　 10岁以后，黄万里在老师、校长的关心下，学习有了很大进步。黄万里在《自述》中说：“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夔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学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都以最优秀生毕业。”据徐刚先生记：王则行与王夔钧先生“在朝夕相处中，看中了这个顽皮学生的可爱处：聪明、正直、有极强的记忆力。便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并告诉黄炎培：‘此子可造。’”

　 1924年，黄万里小学毕业，入无锡实业学校（该校设高中课程和土木专业），1927年毕业时，门门功课均列榜首。

　 从无锡实业学校毕业后，父亲曾请沪江大学校长、留美博士刘湛思考查黄万里将来宜学什么专业。刘博士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宜学文学。从后来黄万里的诗文造诣上看，的确如此。

　 但那时，黄炎培先生正在提倡职业教育的兴头上，而黄万里的大哥黄方刚学哲学，二哥黄竟武学经济学，二人均从清华毕业后留美，与父亲提倡有所差距，父亲就决定让黄万里学桥梁工程。1927年，黄万里考入唐山交大学习。

　 1932年12月19日，还不满22周岁的黄万里，在学满五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毕业时，用英文发表了颇有创见的三篇论文，由桥梁界学者茅以升审定作序，由学校出版。毕业后，黄万里在杭江铁路任助理工程师。

　 黄炎培先生为培养中国的水利人才，曾奔走筹划，在南京成立了河海工程学校。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省云梦县一夜间淹没县城，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算。年轻的黄万里受到了震撼。他后来说：“这激励了许多青年奋志学习水利。当时唐山交大同学有三人放弃了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出国改学水利，我是其中一人。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黄万里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了赞许。经父亲介绍，他拜见了父亲的学生――当时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过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许心武先生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之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的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1934年，黄万里参加了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此后三年间，黄万里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还同时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当时即在世界上处在学科领先地位，并使他始终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美国总统克林顿曾亲自写信向他询问过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

　 在美国期间，黄万里亲自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邀请黄万里坐船参观整条河流。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也认识到水利工程将改变河流中的水沙流状态，从而使河床演变。

　 黄万里是一个悟性极高之人，他明白了以前所学土木结构理论远不足解决洪水问题，“开始对治河有了一些认识”。

　 “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回国。一个月内，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他以自己尚年轻为由，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两所大学的盛邀，而选择了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从事水利工作。

　 半年后，抗战爆发，黄万里赴四川水利局道滩委员会，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了小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5／6，灌溉农田1．5万亩。

　 在四川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他自己说过“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

　 报到约一个星期后，水利局派他带四川水利局的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先到昆明，回来时步行，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经昆明、昆阳、安宁、富民等云南十县，四川省、雷波、屏山、宜宾等县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对河道水情进行勘察，历时三个月。沿途，他们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在回来的报道里他这样写道：“扬子江在叙府（宜宾）以上，称为金沙江，绵延数千里，上游直通西康青海，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从金沙江回来途中，在重庆遇到日机对重庆轰炸，不久，黄万里被任命为成小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间、河道上，进行实地勘测。60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脱口而出“不停地派他出差”。

　 他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个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都进行了实地勘察。晚年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当时还没有形成地貌学，在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曾亲口对笔者讲过，当年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的河道上测量时，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他们在看似平静的川江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盖因人们当时对川江河道的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卵石河床却仍在移动，以致造成堤坝塌陷，使站在上面的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而丧命。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总结这次事故，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1．四川盆地原是处在受侵蚀或被水流刷深的过程中，其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床面上的较细小，看得到的乃0．015米直径。下层的卵石看不到，应更大。2．当冬季枯水无雨时，水流清晰见底，绝无泥沙悬移，只见河床卵石慢慢移动，估计表面卵石的速度约每秒0．15米，连底沙也没有。说明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3．一遇降雨，两岸风化了的泥沙立刻被地面流冲入河流，河水立刻高涨而变浑，水流率和床石移运率立刻加大。雨停则一切很快复原。估计水大时全部多层卵石移运。这样磨擦基岩，才可能降低那里的河道坡降，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冲刷性河段。4．这河床卵石是一年四季终日夜运移着，并非限于汛期或大雨时，所以其量不少。黄万里依据横断面和卵石运动平均速度估计，卵石年输量达50万吨，那里集水面积5510平方公里，合单位面积年输沙量为90．7吨／平方公里。因为整个四川盆地是属于侵蚀性阶段，凡山沟里不停地滚出来的卵子石沿途虽然可以走走停停。但最终必然颗颗石子逐出夔门。”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以后他关于水文地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1947年，他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解放后，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这几年中，黄万里对全国的河流进行了大致的考察，从而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学的观念，同时，他坚持在工作之余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亲自授课，讲述实际工程中的问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技术人才。

　 1950年，因感到“顾问”的工作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同时，在具体工作中有许多看法与领导不和，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黄万里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唐山交大教书。

　 他利用魁梧肥胖体态，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

　 1950年6月，黄万里一家抵达唐山交大，他开始了后半生的教书生涯。

　 初到学校时，黄家六口人挤在两间不到9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家具十分简陋，衣箱全都塞在床底下，也没有厨房。

　 但学生们对他却是一种“既洋派又传统的特殊感觉”：西装革履，留着日式小胡子，喜欢跳舞，翩翩起舞时，神态悠闲潇洒，但对爱穿长衫的老教授又十分恭敬，使得学生们对他都十分好奇。

　 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生动风趣、深入浅出的授课。

　 一次，他暑期带领学生们去淮河考察。黄万里头顶草帽，身穿背心短裤，顶着烈日，肥胖的身躯，在曲折的山路上一步不停地缓慢攀登。他一边爬山，一边轻松地对学生说：“你们知道吗，我登山不累的诀窍，就是慢慢走。这样与快步走到山顶做的功是一样的，但功率小多了，就省劲多了。”

　 他话锋一转：“率的概念很重要，现在很多人不注意。比如‘流量’的叫法，是错误的。这不是指多少水量的概念，而是指单位时间的来水量，所以应叫‘流率’。一场洪水总量是多少当然重要，但流率多大更要紧。洪峰来得猛，流率大、水位高，堤防挡不住就要成大灾。”

　 在黄万里的课堂上，大自然就是教科书，自然现象就是问题。这些授课内容，事隔50年，仍被他当年的学生、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三一所牢记：

　 记得在淮河上，看见船工张帆行船时，黄先生就出了一道船行八面风的题，让我们用力学观点分析风力、水力、帆、舵的相互作用；

　 在淮河润河集看见了巨大的钢闸门，黄先生说：“这门要挡很大水压力，结构很强，压不垮，但是如不注意水流对闸门可能产生的振动，也会溃于一时。（润河集水利工程竣工后第三年便被一场大水冲毁。―――作者注）”当时他还打了个“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比喻，边说边做拔树的姿势，“其实花和尚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拔不起一棵大树，而是他找了一个窍门，反复摇动这棵大树，有节奏震它，松动了方能一股足气拔起大树”。

　 当到梅山水库时，设计人员正在设计大坝，黄先生就即兴谈到坝型，他利用魁梧肥胖体态，把一只脚往后一撑，说：“这就是重力坝，因为我重，你们推不倒我，稳是稳了，但并不算聪明，拱坝就巧妙了，利用拱结构向两岸传递水压力”，他说着把脚一收，然后双手向左右方向一撑，“这样撑着两边，即使我是一个瘦小个子也未必能被推倒，材料可就省多了。”

　 在淮河及支流中，我们看见了峡谷中湍急的河水。也看到开阔处弯曲河道，两岸的平原、台地、自然堤和人工堤，黄先生要我们注意这些自然现象，启发我们思索，在漫长岁月中，沧海桑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它们是遵循什么规律形成的；当看见两岸的平原时，黄先生兴奋地说，这是大自然的恩施，是江河的功劳，大江大河下游都有冲积平原；是河流把上游的泥沙带到下游淤积成的，两岸还形成了自然堤，小水不淹两岸，大水漫顶分流淤积两岸，这也可以看出，黄先生后来根据地貌长期演变的研究，提出治理黄河必须在黄河三角洲用分流淤灌黄淮海平原的对策，是早有所思的。

　 课上，他还常常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一旦有人提出好的见解，便立刻给予赞赏。一次，他在讲课时被一个数学公式的证明卡住了，一名学生证明出来交给他，他非但没觉得受窘，反而对其“含笑点头”。

　 因为授课灵活，内容丰富，课堂风趣，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黄万里考试全部开卷，也从不监考，但却无人作弊。试卷评完，他逐一题目进行讲解，并不评论分数，因此学生无论成绩好坏，都很高兴。

　 课余，他也常常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当年的学生金学易，还记得1951年春节在他家里欢度的情景：

　 “1950年寒假，我们这些穷学生没有条件回家过年，他就请我们大学四年级水利专业的全组同学10人到他家（已搬到新建的教授宿舍）吃饺子。那时是解放初期，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国家发给每个大学生的助学金只有每月60斤小米，教授也只有1000斤小米，我们经常是三个月不知肉味。

　 那天在黄先生家进餐时，我们10人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会就吃完一大锅饺子。黄先生七八岁的大儿子进餐厅时，不禁惊喊一声：好家伙，一大锅饺子都给吃光了！黄先生和黄师母怕我们尴尬，连忙笑着说：‘敞开吃吧，敞开吃吧，还有，还在包着哩！’

　 饭后，黄先生带领我们在他家客厅里玩游戏，记得是击鼓传花之类，鼓声停止时谁接到花，谁就得站起来表演节目。他丝毫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令人倍感亲切。”

　 然而黄万里耿直的性格也时常给他带来麻烦。

　 据当时唐山交大的学生赵代深回忆：“记得他刚调到唐山交大，便在校园的小字报上发表文章，针对时弊，提出：‘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他提倡‘竞争’。在当时这被认为是反动的谬论，立即遭到围攻批判，但黄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地进行辩驳。”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高潮，青年学生开始对学习英文版的美国教材表示很反感。黄先生却不赞成，说：“你们英语掌握到这个程度了（从小学开始读英语，到了大学全用英文教材），为什么不再努一把力，把它掌握好？洋为中用嘛！”

　 1952年，全国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黄万里被学校的教职工选进了“节约委员会”。运动中，学校的一名教授被控“贪污敌伪资产”，校方安排黄万里去和他谈话。

　 黄万里没有说“你要老实认罪，认真交待”之类的话，而是说：“你要是贪污了必须承认。但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因为两人都曾留美，黄万里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英语成语，大意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的不要乱说”。这被一名负责看管工人听见了，于是向组织揭发说，黄万里用英语泄密报信。黄万里因此被赶出节约委员会。

　 “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结束时，也没查出黄万里有什么问题，但使他初次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学制和学校课程设制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唐山交大改为唐山铁道学院（“文革”中迁到四川，现称西南交大），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于是，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

　 “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在黄万里的一生中，除了教书，对他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治理黄河了。这不仅是他学术上最大的追求，也是使他命运发生改变的事件。

　 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对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为了配合干流的阶梯开发，还要在黄河支流修建不少水库，少数是综合性工程，多数为拦蓄支流的泥沙。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与会专家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

　 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然而他的声音并未引起重视。1955年7月，《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除陕西省外，举国一片赞美声。在举国迷信苏联经验的局面下，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上书，力陈不能盲目迷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他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沟恤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了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我们必须把堤工、治河工、疏水工来和筑坝工程比较，这其中要包括部分坝工、部分堤工、治河工等综合的费用。”

　 该文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筑坝决定，黄万里特别提出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当时，除黄万里外，还有几位水利工作者著文，对三门峡水库设计和初期运行在技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他们都是“低坝派”。此外，陕西省也从维护地方利益出发，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要求降低水库高程。只有黄万里一人，是坚决的“反上派”。

　 1957年7月，水利部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指在支流建坝拦沙）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即修建360米大坝）。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当然沙会少一些）。沙淤在上游，将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

　 据黄万里说，出席此次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设计”，只有他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城市的惨状”。争辩7天无效后，他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建议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洞堵死了。

　 20世纪70年代，这些底洞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40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陈，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填充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1962年，三门峡第一台机组投入运行。但问题很快暴露出来。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在陕西省的强烈反对下，1962年和1964年，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方案。1964年12月，周总理在北京作了总结讲话，说：“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三门峡的改建方案不可再等，必须作决定。”他提出了两个确保：确保西安，确保下游。

　 但改建并没有挽救上黄河。50年后，黄河上游水土流失日益恶化，而出库的清水对下游河道造成严重侵蚀，造成大量滩地崩塌；从1972年起，黄河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建库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而现在，这里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和渭北高原，几乎无法耕种，富足的生活一贫如洗；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当初的工程预算为13亿元，实际消耗远高于此。但三门峡大坝的修建和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至今没有作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机组，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5台5万千瓦的机组，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但始终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

　 黄万里在坚决反对修三门峡时没有想到，严酷的命运正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