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北京上海报道

　 火爆是近两年的事

　 五六年前，要说谁想求治不孕症，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去当地最大最权威的医院，找最有名的妇产科专家。但是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大约从去年起，全国各地的观众、网民、读者都能在各省的卫星频道上、在各式各样的网站栏目中、在数以万计的纸质媒体广告里看到介绍××医院、诊所、中心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机构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从各地冒了出来，像是一个热闹的集市。

　 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不孕症专科沈观印医生印象中，民营医院开始大规模致力于不孕不育市场，大概在2002年左右，“2003年时，大量的广告投放，达到了高峰。”

　 广告轰炸，对大医院的冲击相当明显。2000年，沈观印被媒体誉为“送子观音”，相关报道陆续见报后，武警上海总队医院不孕症专科的预约号，从2000年8月开始，整整排了一年，“当时就诊患者最多一天可达80人以上，后来稳定在30到50人左右。”但在2003年，无数个“送子观音”开始在广告上露脸，沈观印的病人数骤减到每天10人左右。

　 广告大战的主角是营利性医院

　 “引发不孕症的原因非常复杂，从女性病因学分类来看，排卵因素、输卵管因素、宫颈因素和内膜异位症是女性不孕症的主要原因。男性方面，主要包括精子发生率降低的因素、输精管因素、异常精液、性功能障碍等。近年来，精神心理因素患者也开始增多。”沈观印认为，正因为不孕症发病原因复杂，相关医疗市场缺乏规范，就容易出现“小病大治”的不规范医疗行为。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所生殖医疗中心沈和教授分析不孕不育市场如此热闹的最大背景，是不孕症的治疗不属于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治疗不孕不育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要花很多钱。没有了报销的约束和监督，医院想开多少药就可以开多少药。”

　 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做治疗不孕不育广告宣传的，绝大多数是民营或社会力量兴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

　 在我国的医疗体制当中，医院一般分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以北京西城区为例，辖区内共有面向社会进行服务的医疗机构150家（不含单位内部自设的医务室），其中营利性医疗机构有121家，非营利性的有29家。该区的12家市属和部属医院、3家军队医院、9家区属医院，都是非营利性质的医疗机构。西城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吸纳了该区甚至外区、外省市的绝大部分病人，但都很少在媒体上做广告宣传。

　 一个稍显极端的议论是：“真正治得好的医院，人家哪儿用得着做广告啊！”

　 北京崇文区卫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北京市对医疗广告的审批很严格。一些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广告，很多都不到区、市卫生局审批，而是寻找审批相对管得松的地区，再找上卫星的电视台做，广告播出一样有效果。

　 在上海，经媒体不断曝光后，一些花大钱没治好病的不孕症患者，开始转投正规大医院就诊。

　 沈观印这里，从8月起，已经接待了100多名从北京等地转投的患者，“他们之前所花的医疗费用在1万元到5万元左右，一次就诊费用平均在3000元左右。”而在正规大医院，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也才几百元。

　 患者心理促成“经济增长点”

　 求医者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个喧嚣混乱的市场。

　 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计划生育病房左文莉教授说，中国人在看病问题上有两大误区，第一是信药不信医。认为什么病都能靠吃药治好。我来看病你没有给我开药就是不重视我的病。可导致不孕不育的原因中如输卵管、输精管堵塞等很多病症吃药是没有用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西药有副作用而中药没有，所以中药可以长年吃。参与了我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研究的北大第三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刘平副主任有个邻居，因为不孕吃了十几年的中药，家里药味儿大得平时不敢让客人进门。

　 刘平副主任说：不孕不育患者的心理很复杂，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合生育，总希望有奇迹。而一般正规大医院在充分检查后都会给患者实事求是地分析病情，能用药物治疗的、需要手术的、只能通过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技术怀孕的或者干脆没有希望的，都交底儿。但一些靠打广告、说大话招揽病人的医院，会告诉病人“没问题”，“肯定能治”，病人也愿意听这种话。

　 行医几十年，左文莉教授出言谨慎：“生命的孕育过程十分复杂，即使有人在我这里看完病后一年半载生了孩子，我也不敢说就是我给看好了的。”

　 专家们对不孕不育医疗竟然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感到十分不安。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应禄说：“为了对患者负责，过去我们的斗争对象是‘电线杆医院’、‘厕所医院’，现在恐怕要转移到‘电视医院’了。”

　 与铺天盖地的广告相比，发布广告的相关医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体失语”。记者致电多家以治疗不孕不育为招牌做广告的医院院长办公室，只要一报上是记者，还未谈及采访内容，有关人员即以“打错了”或“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为由挂断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