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些 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一向快人快语的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分两次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原本是知道水流必带泥沙的，却仍跟着高唱“黄河清”的现象，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据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记载：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5月16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典见颜地说黄河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未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但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黄的文章在《新清华》发表后，据当时在清华水利系任教的赵文源先生回忆：

　 “每期《新清华》出刊，我们青年教师都热烈地传读、议论，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现象，即只盯住领导的一句话，就机械执行（文中名之为‘但丁’派），另一种现象为只评功摆好，明知不对，不说为佳，不肯讲实话，明哲保身（文中称为‘歌德’派），文中举有实例，只是真人姓名用明显的隐喻代替，（如敢讲真话的人隐改为‘金大朗’，人们稍加分析就可知是钱伟长先生），这实际是对某些不肯讲真话的老教授的一种善意的批评（或许微带辛辣）。《花丛小语》文中还指责了道路连年翻浆，通车不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黄万里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此前，1954年，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先生将“统购统销”政策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向毛主席提出意见，随时后在人大内部会上遭到批判。这次反右运动中，黄氏一门可谓受难深重，黄炎培还在世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

　 “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决定：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听后，不动声色地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甚至连“先生”“教授”的称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他的学生赵文源因请教问题，叫了一声“黄先生”，“顿时感到唰的一声，在座的所有师生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目光中含有责备和不满，或许还有一些疑惑和不解。”

　 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1959年，随着寒冷日子的临近，饥饿越来越逼近人们，在水库工地上，人们也饥饿难熬。黄万里表面上力争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是痛苦的，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真需要我哪个儿子能在身边，我可以扶着他走回去。”

　 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被采纳。

　 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议改建三门峡坝，信是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古体诗。信送出之后，果有反应，水利部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

　 黄万里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就了三门峡改建方案，其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据黄万里内侄筱白先生回忆，黄万里呈交修改方案后，中央指示水电部一位副部长约见黄万里谈话。“1964年春某天清晨，姑父风尘仆仆进城来到我家谈及此事，恰巧家父认识这位副部长，便说这位副部长系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很低，不过一村长之材也，谈话恐怕也无助于补。随即姑父匆匆赶往附近的国家水电部，中午时分又赶回来，连连摇头叹息，说该部长连村长水平都不具备，简直是对牛弹琴。”

　 黄万里《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最终未能被采用。黄万里晚年记述说：“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下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果然能排出很多沙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之后，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

　 在三门峡败象已露时，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到黄万里的词很好，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他却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

　 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公布的有关黄万里的资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一天，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是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66年，“文革”开始了。1957年被打倒的人继续着他们的命运，但大多数人会选择三缄其口，明哲保身。黄万里不同，他有自己的反抗方式。

　 运动开始时，学校里的红卫兵到处打人，黄万里也被打过，用带扣子的皮带抽后背，事后只能俯卧，无法躺下。他立即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嘱家人亲自送交。没过多久，上面即派人传下指示：不许打人。许多人相信，这与黄万里的信有关系。

　 不打人，红卫兵改给牛鬼蛇神们剃“阴阳头”，就是把头发一半剃光，一半留着。黄万里被剃阴阳头后，回家立即叫家人给他剃成光头。事后，他还拿推子帮其他黑帮分子都也剃成了光头。

　 老右派们每天在监督下打扫卫生、政治学习，有时也谈论一下时局。当时，流行说“万寿无疆”，黄万里就对同伴们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

　 1971年，黄万里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华大学水利系基地―――三门峡水库。在那里打扫厕所，接受批判。由于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又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黄河，黄万里的心情好多了。

　 他扫完厕所，就在楼道里打太极拳，练气功。有时还到马路边去买小吃、花生米，买完即大模大样地吃。清华水利系在基地建了个小图书馆，黄万里常常跑到里面去看外文资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选盖住一本外文书，有人来，就看毛选；没人就看英文书。时间长了，他和烧锅炉师傅的关系搞得很好，每天都能到锅炉房洗个热水澡。

　 而对于批斗，黄万里已经能够泰然处之了。他说自己是“老运动员”，轮到批斗他，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让低头就低头，让怎样就怎样。

　 他的学生沈英谈到黄万里在三门峡的这段生活时，感叹道：“回想起来，那种压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黄先生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他认为治理黄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时遭到批判，也不灰心丧气。我记得有一次，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开一个关于黄河的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把他请上了主席台。结果，回来后黄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处之。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但也不把这当成回事。”

　 初到基地时，上面对黄万里有个明确规定：禁止参加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但1972年春，黄万里突然接到一项任务，清华大学水利系领导让他在40天里，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见。

　 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在黄万里的遗稿中，发现了1972年5月黄万里给周总理的一份信函草稿，和1973年3月给“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信函草稿。据此推测，让黄万里开展这项研究，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

　 1978年，黄万里给《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领导及系、校党委报告》也证实了这种推测。报告中说：“敬爱的已故周总理曾公开鼓励过，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治理黄河有兴趣，应到三门峡工作，给予机会，作出贡献。他的话在1973年全国各大学都传达过，但北京市的没有听到。对已故总理的鼓励，我十分感激，只有更加努力改造思想，钻研治黄之道，以报答他的关怀。可惜我到1976年夏秋才完成治黄方略的研究，在总理逝世之后，对此我悲哀不已！”

　 这段时间，除了受批判，打扫卫生，黄万里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治黄研究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

　 那一年，他65岁，掉了一颗牙，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他猛然感到，雄心犹在，但以他当时的处境，如果再没有高层的支持，似乎很难再有为国尽力的机会了。

　 “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四人帮”垮台后，黄万里的牙、前列腺都有了毛病，甚至出现了血尿。随着大形势对知识分子的转暖，他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请示报告，要求留京治病，一边进行科研工作，并提出要把自己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研究整理成文。

　 1977年，政治气候开始出现变化，黄万里虽然还戴着右派帽子，仍然就治黄问题，向陈云和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上书进言：

　 “万里研究黄河治理问题四十年了，这一治理方法也拟具有些年了。我认为黄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游广泛浇水治碱，增沃田五千万亩以上，三门峡实现原计划发电100万千瓦等等（见提要）。历史上曾有先例：汉王景治河只用一年时间，经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余年，河无大患，这是确实的事，应予后人治河以充分的信心。依据这种信心，我研究了中外古今在不同自然条件下各种治河的理论，考椐了黄河的历史拟定这一设计方略，文中尽量避免专业理论，以适应广泛审阅，一得之愚，亟待就正于群众。按治河方略从来是由普通政治经济工作者提供意见，最后由领导作政治决定的，不限于仅仅专业问题。素仰公对全国经济建设了如指掌，关怀最忧切。治黄乃千年大计……决定亿万民生，失误则家国殄瘁……衰病之身，亟愿生见河治于大治之年，曷胜迫切待命之至。”

　 1977年冬，高考制度恢复，知识分子感受到了春意。1978年初，已多年不准从事科研工作的黄万里再次向校方提出自己的科研报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他是清华右派中，倒数第二个被改正的右派，最后一个获得改正的是钱伟长。

　 黄万里右派摘帽后，即被重新派上讲台，给水利系的青年教师补习课程。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不仅给教师们讲课，还批改作业。很多当年听过他课的教师，至今仍保留着他讲课的油印底稿。

　 现清华水利系教师杨铁笙回忆说：“概率与数理，这个课本应是数学系的人开的。但黄先生讲得非常好，条理清晰。而且黄先生不只从定义公式出发进行推导，而更重要的是结合工程实例作生动有趣的阐发，大家听了觉得很新鲜，同时也非常佩服。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努力追踪学术前沿问题……”

　 右派改正后，由于各种原因，黄万里没再给本科生上过课，仅在上世纪80年代招过两个硕士生，也没有带过博士生。以黄万里本人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无疑具备了在中国一流大学当博导的资格，为什么清华没有聘他？

　 清华水利系教授任裕民先生说：“水利系领导和学校都认为他有资格做博导，但做博导总得走个形式，写申请。但黄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因不是博导，黄先生到了年龄，就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因不是博导，黄先生也就不能再招博士生，不能给学生上课。但是由于黄万里本人是留美博士，又是清华教授，有关专业的同行们带的博士生在毕业时，论文答辩还是请他参加。很多情况下，博士论文答辩不过是走个过场，说几句虚美之词，拿了答辩费，彼此都好，就完事了。但黄万里偏不随这个俗。他一定要叫真儿，有时弄得博士生和导师都面子上不好看，找他参加答辩的人便越来越少。

　 任裕民教授回忆说：“我记得清楚，有一次人家拿来论文，对黄先生说，‘这是我的文稿。’意思是希望说些好话。但黄先生是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后来，一些导师对黄先生说：‘现在这个形势下，你这样做，我下次就不好请你了。’我也跟黄先生说：‘差不多就说好吧。当然，绝对不好也不能说好。’黄先生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只值80分，我不能给打90分。’我说，‘下次人家不请你了。’他说：‘不请我就不请我。’”

　 虽然不教课，但黄万里仍和系里的老师们保持了融洽的关系。他对人谦逊，无论谁去他家，他都是起身迎接，起身相送。平反后，他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很多，又补发了“文革”中被扣的工资，生活相对优裕。但他几次说：“国家给我这么高的工资，我的贡献太少，过意不去。”

　 教师杨美卿先生回忆说：“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彩卷。黄先生的儿女在国外，常带些彩卷回来，他就对我们说：‘哎，带回来彩卷，我给大家照相，给每位的家人照相。’他真的就拿着相机，跑到每个教师家里去照相，照完相，又送到国外去冲洗，再将照片送给我们。

　 “那时美元不好换，他家有美元，就主动地对我们说：‘你们谁要换美元，我这里有。’有个教师的爱人得了直肠癌，找他帮忙，他二话没说把他家的麝香拿出来送给他；听说有的教工有病，他就主动说，我帮你找大夫……”

　 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上课：

　 “40天来长江全流域发大水，大家天天紧张地看电视、看日报。眼见江水齐岸、湖岸出险……想到自己无能为力，又是教育人们的水利工作者。显然长江只用堤防一法是不够的，对于人力财力是极浪费的。这洪峰范围大，历时又久，峰后退水期间防守更艰苦……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另用浚河、疏水等方法。这些正是治河的问题，而我系偏偏又没有这门课。当前用的治理江河的方法是不合适的。通常我国发洪水一般是南涝北旱，或南旱则北涝。如今大水遍及南北，连渭河、黄河、松花江也同时发洪。今后所谓厄尔尼诺现象还将引起气候剧变。它的定量计算，除数学力学方法外，还需用到概率统计法。除了设计运行外，必须有实地经验。1934年我改学水利，读博士是以自然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回国后不是当官或任教，而是甘受低薪低位，在野外现场实地干起，十多年后才从事教育。我训练过三四十位工程师，如今他们都过世了。希望同志们听听我的《水经论丛》，我希望弥补我以往教学的缺点，请同志们多提意见，一起讨论。”

　 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先生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装，打上领带，坚持站着讲课，并亲自写板书。

　 这是他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堂课。

　 “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

　 晚年，黄万里最关心的事情，除了治黄，还有三峡。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1985年3月他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省大中型电站。”

　 1985年35周年国庆刚过，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已在人大通过后，中共十四大刚结束，他又向新的中央领导上书谈三峡之事，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早修晚修、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或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川汉保路事件引起辛亥革命实为前车之鉴。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此信中，黄万里附加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由于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公布什么，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手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测。

　 谈到黄万里反复上书一事，任裕民先生说：“黄先生对国家大事很关心，而且能够心底坦荡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孜孜不倦地解释。他认为，看到哪里错了，提出他的看法是他的责任，是一个公民的义务。黄河、长江、南水北调、海河的治理他都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黄先生却向监察部诉诸法律，坚忍不拔，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这真是超乎常人。建三门峡时没听他的，出了问题，他不是兴灾乐祸，而是很痛心，积极想办法补救。三峡虽然已经上马了，他还是要提出来，不要修高坝，要修低坝，下面要排沙洞等，完全是建设性的态度。”

　 黄万里也多次跟赖敏儿等学生谈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一层次的人解决的问题，应该是更上面的决策人解决。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杨铁笙先生也说：“就黄先生这件事值得深思。一个国家做一项重大工程技术决策，如三峡，这个数以千亿计的超级工程决策，涉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现在在任何一个技术具体问题上下结论还早，但有一个可以肯定，应该充分尊重反对意见的发表，应该划拨科研经费，让他研究。哪怕这个研究结论可能是错的，也应该这样做……一般的人，你不听，我就不说了。而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你不听，我再说，再不听，我再提。”

　 诚然，黄万里在三峡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他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却一以贯之，从未因受任何客观因素左右而更改。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这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由于出版受限，黄先生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20世纪90年代后，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

　 2001年黄万里90岁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黄万里先生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500本（因纸版只能印一次），一下子就被人要光。

　 自2001年6月起，黄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得知学校要为他祝寿，非常期待。8月初时，老问：“还有几天哪？还有那么多天哪，不行了。”后来的几天，有时有些神志不清，总问黄无满：“黄委会你知道吗？”黄无满说“不知道”，他竟很吃惊：“你不知道？”

　 黄先生临终前，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疴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出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

　 黄万里觉得话没说完，遂回屋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黄万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明白，但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拒绝在床上大小便，而是坚持让人搀扶去厕所。清华水利系定在8月20日为他举行生日祝贺会，家人怕他坚持不到，于18日在家里提前为他做了寿辰，那天黄万里还能坐在轮椅上。8月19日，他开始发高烧，但仍向杨铁笙老师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