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怒江事件为导火索，民间反坝风潮引出国际研讨会，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水电企业、世界银行、专家学者、NGO之后，原住民也加入进来，各方利益代表激烈交锋―――

　 本报北京10月28日电

　 10月26日晚，北京什刹海一个叫客家酒楼的地方，20多人相继落座在一个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

　 “明天的会上，如何能更多发出我们的声音？”说这话的于晓刚是一个叫“云南大众流域”的非政府组织（NGO）的负责人，也是反对在怒江进行水电开发声音的主要发出者之一。于晓刚所说的“会”，是指10月27日在北京开幕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召开着各种名号的研讨会，但这次会议有所不同。它是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中国国家发改委及世界银行出面，要“将所有利益相关者召集在一起，共同探索当前和未来水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此前，以“怒江事件”为导火索，中国民间掀起了一波“反坝”风潮。

　 当晚聚会的NGO组织大约有10家。他们中许多人相互并不认识，每来一个人都要做一番自我介绍。因为有几个外国朋友，大家在用中英文交替的方式研究第二天的会议议程，商量发言方案，并对会议上可能遇到情况作出应对预案。

　 这个聚会是公开的，任何对环境保护有兴趣的人，均可参加，所有人以AA制来均摊餐费。

　 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的还有负责大型水电项目审批的中国国家发改委。

　 在研讨会前的新闻通气会上，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记者们需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需要什么帮助就给什么帮助。

　 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马晓佳等当地官员纷纷提前赶到北京。

　 开会目的：把问题都摆出来

　 在27日召开的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代表中国政府表态：利用好丰富的水能资源，是中国能源政策的必然选择；政府欢迎任何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但是不赞成反对一切形式水电开发的意见。

　 据悉，未来15年，中国将投资1万亿元开发水电资源。

　 张国宝在他的致辞中强调，一些组织提出的水电建设对环境存在负面影响，并建议在水电建设方案中更加注重环保，无疑是有益的，政府会审慎考虑。

　 他借用水利水电专家潘家铮先生的话说，“谁对三峡贡献最大？是那些对三峡工程建设提出种种意见的人。正是因为他们提出了各种问题，才使得设计者不断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使设计趋于完善”。

　 不知道若干年后官员们会不会说，“是那些提出种种反对意见的声音对怒江水电建设的贡献最大”。

　 一个事实是，中国的民间力量一度使颇受争议的怒江水电开发暂停。

　 在温家宝总理对《怒江13级水电开发规划》作出要“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批示后，有关部门重新委托相关科研部门再赴怒江调研。

　 在此次民间的反怒江开发声音中，汪永晨是其中一个。

　 今年2月18日下午，正在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路上的汪永晨，在电话中听到温总理批示的消息后，掩面大哭。为了“保住中国最后一条生态河”，这位NGO组织“绿家园”的负责人一直在奔波着。她当时的理解是，“怒江不用修水电站了，三江并流区保住了”。虽然这种理解可能有些一厢情愿。

　 何大明是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专家。通过汪永晨的介绍，何大明得以在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市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对怒江建坝激烈抗议。这些言论后来成为反坝者发难的基础。如此，何大明成为最先反对开发怒江、呼吁“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专家。

　 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媒体掀起了关于怒江大坝的争论。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部分官员以及NGO组织纷纷加入这场争论。舆论上一度形成“建坝”与“反坝”两大阵营。曾经，“反坝”的声音盖过“建坝”的声音。

　 这次，联合国出面召开的大会，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能源与交通办公室主任麦举能的话说，就是“把问题都摆出来”。

　 各方利益代表场内外交锋

　 两天来，于晓刚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今天下午，在他和其他NGO组织的争取下，研讨会组委会为他安排了15分钟的发言。之前，他提交大会的一篇题为《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价与大型水坝》的论文，被收录到大会的论文集中。其他没有论文的NGO成员们，交费800元注册后，一大早就来到会场，他们希望能坐得靠前些，以争取更多的提问机会。“中国有1000多万移民，其中大部分还处于贫困之中，在旧的移民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现在又要上马更多的大型水电站，产生更大量的新移民。应该先拿出一套好的解决移民办法还是先上马新的工程？”NGO组织“国际河网”的一位志愿者向大会发问。

　 这种问题往往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回答，甚至争论。对于这位环保志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提出问题，让参会的代表们了解更多的信息”。

　 在NGO的帮助下，5位来自怒江和金沙江流域的原住民或者即将被移民的农民也来到研讨会现场。来自云南中甸的农民葛全孝告诉记者，他希望国家能把移民在水电建设中的参与权制度化。

　 大会主持对各种提议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但是在会场外，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顾洪宾则对5个农民的代表性提出质疑，“他们能够代表所有的移民吗？他们的意见就是大部分老百姓的心声吗？”

　 NGO组织在争取着会场上的每个带“记者证”胸牌的人。

　 “绿家园”的汪永晨对记者说，他们不是反对一切大坝，而是希望通过反对的声音，让政府在制定、审批重大水电项目方案时，能够更科学，更透明。

　 建坝派表达强硬立场

　 活跃在会场上的还有一些水电设计、建设及开发企业负责人。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一位副总及华电集团公司总经理贺恭等，在大会上都作了主题演讲。贺恭说，加快对中国丰富的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是中国优化能源结构所定，是中国水电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华电集团云南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针对移民问题作过调查和统计。当一位NGO成员对统计数字提出怀疑时，有人接话说，问题过于细节，影响大会进程，应该在会后交流。

　 此次研讨会的协办单位有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等共9家电力企业。组委会一位人士说，这些单位为研讨会赞助了部分经费。

　 这些大型电力企业，也正是前段时间媒体所说的“跑马圈水”的主要成员。随着对西部主要河流的水电规划，这些公司大部分都分到一块不小的“蛋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华电云南公司总经理郭世明曾承认：“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企业，但华电是国资委领导下的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代表的是国家。”

　 有关方面就“怒江开发的评价”曾算了一笔账：“怒江全部梯级开发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40多亿元，直接财政贡献可以达到80亿元，其中地税年收入可以增加27亿元。”

　 2002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4．7％。因此当地政府把目光锁定在水电上。

　 为此，怒江州副州长和六中在27日下午演讲时表示，“感谢会议能给我一个真实反映州情民意的机会”。

　 他说，怒江人民曾经守着怒江而贫穷，也可以靠开发怒江的水能而富裕。他提供了怒江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意见统计：在232位人大代表中，认为应加快开发的205人，同意开发的26人，不同意开发的1人；192位政协委员中，认为应加快开发的160人，同意开发的30人，不同意开发的两人。

　 很快就有提问者问：“怒江州政府是否到百姓中间做过实地调查？”

　 和六中“地方政府坚决支持开发怒江水电，强烈呼吁加快开发怒江”的话使人们相信，怒江水电站的建设只在早晚之间。

　 据了解，决定怒江建坝“生死”的环境评审会将在下月12日左右召开。如果这个评审通过，则怒江水坝建设明年就能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