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艳莉坐在野象谷的游览缆车里，一言不发。
这是国庆长假过后的一个早晨。缆车缓缓上升，她用右手拄着下巴，仔细搜索着脚下划过的山林。她期待会看见前一晚出现的那群野象。林区的人告诉她：是由4头成年象、两头小象组成的那一群。
但直到这段行程结束，树林里也没有出现那群灰色、肥胖、行动迟缓的大型动物的影子。除了清脆的鸟叫，和上下翻飞的蝴蝶，一切都那么安静。
早晨起来，国艳莉就接到电话，说野象前一晚来谷里喝水了，直到凌晨4时才离开。她有些难过，坐在宾馆的床上，用胳膊围住头，趴在自己腿上，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抬起头来，咕哝着：“我知道它们会来送我的。”
对国艳莉来说，近13个月的野象行为观察研究，在这天要画上句号。出于依恋，她相信离别时会有个完美的告别仪式―――最后见一次野象。但事不凑巧，由于要向支持这项研究的景区领导作汇报，前一晚她住在了山下。
此时，她已忘记了前一天下山前的兴奋，完全沉浸在离别的伤感中。
回到山中的树上小屋，国艳莉默默收拾好行装，带上采集的象粪样本，关上窗，放下窗帘，抿起嘴，最后看了看四周，然后“啪”地锁上了门。
门边的树干上，挂着一块大牌子：“亚洲象行为监测点”。
一年前，国艳莉第一次进驻时，没想到离开会这样困难。
当时她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她的导师正带领他们进行“亚洲象的栖息地研究与保护项目”，研究世界濒危动物亚洲象在中国的生存环境，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野象行为观察是其中一项内容。
国艳莉兴奋地加入进来。这个从小生长在内蒙古的女孩儿，活了25年，从没亲眼见过热带雨林，更别说大象了。“哇塞，太棒了！”她举着拳头喊了起来。
临行前，她设想的情景是悠闲而惬意的：和景区许多人住在一幢二层小楼里。没事时，上上网，打打电话，看看书，和别人聊天；野象来的时候，就跑出去看。“也许和度假差不多”。
然而一到此地，她才发现，现实情况和她所想像的完全不同。
她居然是住在“树上”。这种为游客搭建的客房，要从梯子爬上去，远看就像一个个大鸟巢；每间只有5平方米左右，几乎是进了门就要上床；很小的卫生间，没有可以洗澡的热水；由于电压不稳，本来就昏黄的台灯灯光经常忽明忽暗。
第一夜，虽有景区工作人员在临近房间陪她，国艳莉还是没敢脱衣服，也几乎整晚没睡着。她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也第一次听到猫头鹰的怪叫。她盖着有些潮湿的被子，在被窝里攥着拳头。早晨起来打开水龙头，流出铁锈色的水，她用这些水刷了牙，感觉满嘴都是土。“天哪，我以后每天都要用这样的水刷牙吗？”
推开门，她看到门外的栏杆上，爬满了颜色鲜艳的毛毛虫，“哇”地大叫起来。她有些后悔因一时的好奇而做的选择，但没敢抱怨。她害怕说了之后，别人会嘲笑她：“就这样挑三拣四的，还能做研究？”
这样胆战心惊地住了几天后，国艳莉才发现：水龙头流出的水不总是黄的，多放放，就清了。然而最困难的，并不是水。
树上小屋在野象谷游览区的最深处，每天上午百多名游客走马观花地看过之后，这里就安静了。除了临近的几名工作人员，和一家小饭馆之外，再没有人。野象不来时，国艳莉就一个人在小屋里，听着河水声，一直到挺到天黑。
“就是闲呆着。”她一句话就概括了。
因为没有电视和网络，国艳莉和外界的惟一联系办法就是用手机打电话。“每天睡觉前不打几个电话，就觉得这一天没过完似的。”但没过多久，频繁通话的名单上只剩下男友一个人。“因为和别的朋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外面发生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这里的事对他们也不新鲜了。”
一日三餐，她和小饭馆的人家搭伙儿，每天付10元钱。菜是从山下步行两公里挑上来的，因此既不能挑，也不能多吃。
夜晚是最可怕的。漆黑寂静的山谷里，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有时朽坏的树枝落地的声音，都能把她吓哭。但她不敢开灯，也不敢哭出声，生怕弄出一点动静，会把野兽招来。她常常是把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压在枕头下，手握着刀柄方能入睡。
但一年之后，当她背着半人高的行李包，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离开时，这些都成了笑谈。国艳莉指着丛林中一条条略显荒芜的小径说：“这是象道。通常野象就从这里走到河边去喝水。”
她第一次看到的野象，也是从这里走进去的。那是进谷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傍晚，饭馆的老板从山下挑菜回来，说碰到野象了。国艳莉兴奋得几乎蹦起来，声音颤抖地一个劲儿问：“在哪儿在哪儿？”
那一次，国艳莉看到了3头成年母象和两头幼象。它们慢吞吞地走到河边，有的将粗壮肥厚的大脚踩在水里，用柔软的长鼻子把水吸起来，互相浇在身上玩；有的用鼻子把水边的土卷起来，放在嘴里咀嚼。当地人在岸边的土里埋了些盐，以便野象需要时就可以到这里来取食。
国艳莉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种动物。她看着它们时，觉得它们似乎也睨着眼在看她。它们在河里尽情地玩耍，用长鼻子互示亲昵时，国艳莉似乎也能听懂它们的话。“一头象站在河里，向岸上的另一头象勾勾鼻子，然后叫了一声，好像在说：到这儿来吧，这儿好玩儿。没过一会儿，岸上的象就真的甩甩鼻子走过去了。多有趣啊！”
在国艳莉眼里，野象是“温情而灵性”的。象群通常由母象和小象组成，有着“真挚而美好的感情”。
今年2月，一队12头象的象群来喝水玩耍。一会儿，一头40岁左右的公象也来了。因为这头象只有左边一颗象牙，国艳莉称它为“左独”。象群似乎很怕“左独”，大叫几声后，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开，只剩一头小象孤独地站在河里。国艳莉站在平台上，看着小象不知所措的样子，心里担心极了，因为“左独”的攻击性很强。
四散的象群在对岸重新聚拢，它们隔着“左独”向小象呼喊着，小象没动。不久，一头母象迈开步子，小心翼翼地绕开“左独”，慢慢走到小象身边，用身体护住；它呆站了一会儿，向对岸发出叫声，于是，又一头母象谨慎地绕过“左独”，加入了保护队伍。
两头母象将小象夹在中间，不住地向对岸发出叫声，象群也以叫声回应。“左独”在5米以外的水里，悠闲地站着。20多分钟后，“左独”慢慢走开了。象群大叫着重聚，“似乎是在欢呼，又好像在互相慰问”。
离别前夕，讲起这些故事，国艳莉的语调也充满温情。如果说，一年前她选择来这里只是因为好奇，那么一年之后的不舍，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她已把野象当成偶而到后院来玩耍的“宠物”。
但这些“宠物”偶而也会发怒。春天的一个晚上，两头到这里来饮水的野象突然打起来，发出一种“感情被撕裂后的叫声”，其中一头不停地撞着支撑着小屋的树干。国艳莉害怕极了，似乎野象很快要冲上来，用长鼻子把自己卷到河里去。她用被子蒙住头，颤抖着，“感觉像在恐怖片里一样”。
还有一次，她拍照时不小心靠得太近了，一头象突然叫了一声，向她冲过来。她吓得转身就跑，跑了十几米才停下来。
“不过没关系。”看到我瞪大了眼睛，国艳莉哈哈笑起来，“只要不让它们认为你有危险，它们才懒得追你呢。别忘了，象是食草动物。”
这一年多，最难耐的是寂寞。国艳莉几次下了决心欲中途返回，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野象谷经常回荡着她的喊声：“我好想回家啊！”“野象快来吧！”
对国艳莉来说，那些观光的游客，身上多少会带些“家”的气息。“我常会盯着他们的衣服，尤其是鞋。”她伸出脚上穿的迷彩胶鞋（因为经常在山林里行走，她已穿坏了两双），说：“我常想，回去后一定要买双最漂亮的鞋。”
游客常向国艳莉寻问关于野象的事情，但只限于“野象什么时候来？怎么还不来？”而当她打听外面发生了什么大事时，“他们都跟我打哈哈”。
一次，几个官员模样的人来游玩，在小饭馆里一边打牌一边吹牛。一个说，那象牙值多少钱啊？另一个说，象那么大，肉好不好吃啊？
国艳莉在一旁坐不住了，直言道：对你们来说，象肉好不好吃那么重要吗？象牙那么重要吗？亚洲象是世界濒危动物，在中国，乐观估计野生象还不到300头，而且已经被人类逼得不敢白天来喝水，可你们还在想这些？不觉得冷酷吗？
那几个人转头，看见这个穿迷彩服、戴眼镜的黑瘦女孩儿，尴尬得不知如何作答。
然而，当国艳莉真回到城市时，她开始不适应了：“太吵了，那么多车和人，空气很呛，一上街我就头晕。”
今年春节回北京，国艳莉特地烫了头发，穿上她喜欢的驼色大衣。可所有见她的人都说：“咦，你怎么变得这么老气？皮肤这么差？”
在北京的一个月，国艳莉再没敢出门，“感觉自己被淘汰了”。
她已习惯呆在野象谷。夜里的鸟叫蛙鸣成了催眠曲。蚊虫叮咬已是家常便饭。洗了衣服晾不干没关系。不下山时只能用冷水擦身也无所谓。更不用在乎穿什么衣服、脸上搽没搽油。
只要有野象。当它们的大脚在深夜一踏进河水，她立刻就能听到，一古碌儿爬起来，打着手电进行观察。“我看着它们，像看一群天真的小孩子，然后为它们做记录，给它们拍漂亮的照片，拍DV……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
“你能体会这种感受吗？”国艳莉说，“它们那么庞大，在人类面前又那么软弱；它们只想生存，而人类却并不因生存的目的去屠杀它们。面对它时，你会想很多，也可能什么都不想，但会感到以前的很多想法都很……”她想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词：“反正，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虽然国艳莉认为，她的观察只能为保护亚洲象做些粗浅的工作，但她心里仍有些许欣慰。因为她已彻底抛弃了以前“找个好工作、多赚些钱”的想法。她找到了“更有意义”的方向：动物保护。
“真的。在这里住久了你会发现，人可以在乎的东西很多，但有时也可能很少。”在为学弟接风的晚餐上，国艳莉全然不顾大家的惊愕，将飞进菜里的大蛾子捡出去，夹了一筷子菜塞进嘴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