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 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他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在我的地下室里喝啤酒，他一人喝了近10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几口而已。

　 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有一些机关门市部，打折出售积压的“文革”前出版的书。我们专爱寻访这样的宝库，每每满载而归。和越胜逛书店是一件乐事，他爱书，懂书，走进书店嗅一嗅，立刻就知道哪个角落里藏着一本好书。那时他工资低，还要养女儿，不像我财大气粗，结果是他的发现往往成了我的收获。然而他从此惦记在心，10多年后，他远在巴黎，还会不断开出书目，要我把某某书捎去。不幸的是，他对我们一起买过什么书了如指掌，我赖也赖不掉。

　 和越胜相识时，我正失恋。他常对我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恋人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但仍劝我：“浪漫一阵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

　 按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越胜。读着歌德的诗，越胜会大声感叹：“歌德这老东西，性欲极强！”可见他明白力比多的价值，只是认为不值得浪费在女人身上，而应该升华为艺术。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某人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

　 能够进入他的圣殿的，惟有少数几个真正的文化伟人。他曾兴奋地向我宣布：“近现代文化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贝多芬与歌德的会晤，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贝多芬与歌德彼此并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赏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热那一阵，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谈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就文化这一块干净地方，也呆不得了。”

　 （赵越胜，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现居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