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反对轻率逃生，又反对勉强保机
■是否跳伞逃生最终取决于飞行员
■现在没有人会歧视迫不得已弃机跳伞的人
本报11月12日北京电
一架正在研制的战斗机样机，其各种性能、技术指标都还未确定，试飞时，在离起飞机场20多公里远、4800米的高空中，输油管破了，航油全部漏完。
驾驶这架试验机的是成都军区空军某试飞大队的副大队长、空军特级飞行员梁万俊。他空滑迫降，把这架几乎“无法生还”的试验机完整地飞回了机场，只是“刹爆了两个轮胎”。
当全国各大媒体的记者蜂拥而至，力求在成都这“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定滑迫降的奇迹”中挖出点新闻时，该试飞大队的前大队长、有着20余年试飞经历的老牌试飞员钱学林却很奇怪：搞飞机试飞哪有不遇到空中险情的，这有什么值得采访的？
试飞员被公认为是“最冒险的职业”之一。在国内外试飞史上，机毁或干脆机毁人亡的事故屡见不鲜。
钱学林的奇怪引起记者的疑惑：这么惊心动魄地的“英雄奇迹”难道在试飞大队、在试飞员中是“家常便饭”？
飞机、动力装置及机载设备在真实的飞行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各种试验，被统称为飞行试验，也就是“试飞”。从事试飞工作的人就叫试飞员，这个职业从人类开始研制飞机那天起就诞生了。
飞行试验是新机研制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之一，飞机的性能如何，是否达到战术技术指标、是否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等等，都需要通过飞行试验来给出结论。
飞行试验的探索性和真实性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试飞员也因此被公认为是“最冒险的职业”之一。在国内外试飞史上，机毁或干脆机毁人亡的事故屡见不鲜。随着大量新技术的探索、研究和应用，风险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地伴随着试飞而产生。像在飞机的主动控制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验证试飞中，世界上从事这项技术研究的国家都摔过飞机。
至于新型飞机在试飞中“摔飞机”更是“一件很平常、也很正常的事”，美国最新研制的第四代战斗机F－22的原型机YF－22，在试飞中就“摔掉一架”，瑞典的三代半战斗机JAS－39原型机在试飞中“摔了两架”。
飞行员拿到飞行说明书就什么都明白了，“而试飞员则要用冒险、探索甚至用生命去写这本飞行说明书”
这些数据和例子肯定会让大多数人对试飞员这个职业“望而却步”，但“对我们空军的试飞员来说，不是问题”，来试飞大队之前，“我们全都知道干这行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国，所有军用飞机的试飞员都由空军飞行员担任，他们全部是从部队的飞行员中挑出来的，“当然首先要本人自愿。”像梁万俊在1999年前就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他还曾是成都军区空军最年轻的飞行团副团长。
试飞员和飞行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任务方向、飞行环境却截然不同。飞行员飞的都是“已知数”，试飞员飞的则是“未知数”。
梁万俊认为试飞员是飞行员的“最高层次”，飞行员只懂得怎样操纵飞行，但不懂飞机的这些性能是怎样得来的。他形象地比喻说，飞行员拿到飞行说明书就什么都明白了，“而试飞员则要用冒险、探索，甚至生命去写这本飞行说明书”。
这个区别还在于，在部队，当飞行员飞机遇到问题就立即停飞，等待有关部门来检修。而试飞员则不同，“他必须用亲身的飞行经历，和飞机的设计和制造者一同去找问题。”
成都飞机设计院试飞系统副总工程师王海峰告诉记者，飞行试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是现代高科技的集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航空技术的发展水平。试飞这一职业对试飞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涉及飞行力学、空气动力学、自动控制、航空电子、武器控制系统等多种学科，多个专业。
这位“从1992年起就跟空军试飞员打交道”的战斗机设计专家评价说，现在空军试飞员的科技素质和文化理论水平越来越高，对飞机在设计与改进完善方面的贡献很大，“有的甚至具备专家试飞员的资格”。
从被动的“高级工人”到主动的飞机设计者
作为战斗机设计专家，王海峰的评价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试飞员这一职业从最初被动的飞机操作者，变成了主动的飞机设计者。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试飞员在整个飞机的设计制造以及飞行试验中，还只是一个“高级工人”的角色，专家们设计出一架飞机，让你怎么飞就怎么飞，让飞什么动作、科目照飞就是。飞行中感觉有什么不妥贴，不顺手的地方，那也没得说，自己适应去。当时受体制、理念以及设计思想等方面的束缚，让试用方参与设计的“条件不具备”，像数字仿真、信息融合、仿真技术等，“那时都没有”。
让试飞员成为飞机的设计者的巨大转变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开始的，“这个转变是技术和理念两方面的进步带来的。”王海峰说，技术条件的变化不说了，理念上，许多设计专家也从近期的几场战争中看到，有的战机技术指标都达到设计要求了，但“战损率还是很高”，因为飞行员“不了解战机的许多功能”，有的飞机战损就是“一个动作没做到”。因此，让飞机使用者参与飞机研制现在已成为飞机设计的“最新潮流”。
如果说飞行员要会“开飞机”，那试飞员就必须“懂飞机”
让试飞员参与飞机设计这一“最新潮流”既是广大飞行员的福音，但也给试飞员出了一道难题。
试飞员都是从部队飞行员中挑出来的，他们受的是同一种飞行教育和训练，部队飞行员的飞行习惯、需求以及想法，可以说这些试飞员“最了解”。因此，在“参与设计”中，他们能代表这些战机的使用者―――部队飞行员，提出“最有利于他们、最适合他们的意见”，督促设计专家设计出最能“满足部队飞行员需求”的战机。
但这个意见绝不是轻易就提得出来的，更不是轻易就被采纳的，它需要坚实的知识托底。
如果说飞行员要会“开飞机”，那试飞员就必须“懂飞机”。这个系统是怎么设计的的？为什要这样设计？为什么飞机前面要加鸭翼？为什么机翼与平尾要系在一起？这样的设计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其性能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
要“懂飞机”真难呀，虽然毕业于飞行学院，但“刚来试飞大队时，许多东西都得从头学”。梁万俊告诉记者。
为了让试飞员“懂飞机”，每一型号的飞机首飞前，设计部门都要对大队全体试飞员进行详细的理论培训，并共同编制试验大纲。
如果说飞机在设计中还分系统，各系统之间专业性还极强，有的相互之间还不了解的话，到了试飞员这一环，则要“全面融会贯通”了。正常使用操作、应急处理程序、飞机设计过程、产品原理、雷达、火控……一样都不能少！
“因为我们的试飞对象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的试飞员需要不断地学习”，试飞大队政委崔永胜说，在试飞大队，学习是“不用催、不用逼的”，不学就没法“参与设计”，而没技术是“让人瞧不起的”。
明知道干这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每一个试飞员都会争着去当首席试飞员，“每个国家都一样”
一种飞机设计完毕制造出样机进行试飞前，首先要组成首席试飞员小组或联合试飞员小组，一般3至5人，或更多，但都是单数。
首席试飞员小组成员一般由思想好、责任心强、技术好，“最起码也是本单位的拔尖人物”组成。这些人还要对新事物接受快，心理素质好，有比较丰富的试飞经验，年龄不能太大，“因为一种新机从首飞到定型一般要四五年，试飞员年龄大了，到后期就不行了”。在这个小组中，还要挑一个“最好的”，担任首飞。
明知道这个行当危险大，明知道干这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每一个试飞员都会争着去当首席试飞员，“每个国家都一样”，钱学林说。
尽管飞机是专家设计的，但它的好与差却基本上“要听试飞员的评价”。
那么，试飞员根据什么来对一架新飞机作出科学而令人信服的评价呢？“我们主要依据库伯？哈伯准则”。梁万俊告诉记者。
梁所说的库伯？哈伯是两位美国著名的试飞专家，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总结了人类自有飞机以来的各种经验教训，制定出三级10等标准。达到一级标准含一二三等，表示此机非常优秀；达到二级标准含四五六等，表示此机需要改进；达到三级标准含七八九十等，表示此机必须改。“不过达到第十等时，这飞机就必须销毁了。”
在一般情况下，对飞机某一方面的评价意见，试飞员小组会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一人说要改，两人说不用改，则不用改。“不过在越来越以人为本的变化中，我们一个人提出的意见，设计部门也会认真听取、采纳。”梁万俊告诉记者，他就有一次提的建议被采纳的经历。
某型战机首飞前，梁万俊是首席试飞员小组成员之一，他在操纵驾驶杆时，感觉用力要比平时大。当时另外两名试飞员都表示能适应，但梁万俊坚持提出让设计方改进，“我要为全体飞行员着想，我强行适应了，就会增加今后使用这种飞机的飞行员的负担。现在是让飞机尽管适应人的时代了。”后来，这个问题以在飞机的横向液上增加一个增稳器而得到解决。
“现在没有人会歧视迫不得已弃机跳伞的人”。但，每一个遭遇空中险情的试飞员，都视能正确处置险情、把战机飞回来为“最大光荣”。
采访试飞员，记者觉得他们对自己所试飞的新机都有一种对待“儿子”的心态。也难怪，一款新机，从设计时就进入，学习、了解、提建议，到最后看到它威风凛凛地立在机场上，那真有“自己的儿子”的感觉。
因此，在遭遇空中险情需要他们作出取舍判断时，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儿子”。梁万俊在本文开头的举动，“不过是再一次重复他们平时的选择而已”。
尽管飞行条件规定，试飞员遭遇空中特殊情况时“既反对轻率逃生，又反对勉强保机”，并规定是否跳伞“最终取决于飞行员而不是指挥员”；尽管大队时常进行以人为本的教育，要大家正确对待生命与战机的关系；尽管时代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没有人会歧视迫不得已弃机跳伞的人”，但，每一个遭遇空中险情的试飞员，都视能正确处置险情、把战机飞回来为“最大光荣”。“我们飞的不仅是一架昂贵的飞机，我们飞的是凝聚着许多科研人员心血的试验机，这些心血有的还没化为成果呢，就毁在我们手上，想想就不甘心弃机。这事关我们试飞员的职业荣誉。”
有的人听说哪儿发生了空难就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敢坐飞机，可试飞员没那么一说。“有一次我试飞一架新型歼击机，空中停了。处理险情飞回来，没找到原因，马上再飞上天去重新体会”。钱学林讲这事时，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
这就是试飞员的生活常态，每一次飞行都没有100％的把握，遇险化险，挑战极限，使他们成为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传奇。
走到一个飞行员面前，问他：你能飞多高？他说1．75万米。我说我能飞1．85万米。“我能飞的，他不能飞。作为一名试飞员，此时我特有成就感。”讲述这个故事的梁万俊一脸与其年龄不符的“得意”，只能用一个字来描述：“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