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立立家有一对龙凤胎儿女，今年15岁。两个孩子可爱极了。
但半个月前，她和丈夫及孩子专程从美国飞到北京，办理领养手续：一个有心脏病的9岁中国女孩，即将成为他们一家新的成员。
从签下自己的名字那刻，聂立立就该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可是，这似乎并不是尽头。
有一次，聂立立问丈夫：“万一领养的美国家庭跟孩子相处不好，把孩子退回来怎么办？“丈夫想了想认真回答：“真退回来咱就领回家，我们得有养七八个孩子的心理准备。”
在美国丹佛市，聂立立被市民称为“领养妈妈”。从1992年至今，她创办的美国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已为5000多个中国福利院的孤残孩子，在美国找到了家。这些孩子们异口同声叫她：“妈妈”。
聂立立的丈夫仲辉，在美国读哲学博士，曾为律师的聂立立，放弃工作后来美陪读。
初到美国时，夫妻俩住在一个叫雷门的教授家。教授共生养了4个女儿，长大离家后，夫妻俩又领养了4个小孩，其中3个黑孩子，一个白孩子。白孩子还是个盲童。
“刚开始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后来确实被他们的爱心感动了。6个月后，我也喊他们爸爸妈妈了。”聂立立回忆说。
有一天，仲辉去一个中国同学家，带回一张《人民日报》，上边登着刚颁布的《收养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中国进步了。收养本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但现在也单独立法了。”聂立立说。当她看到其中的第20条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养孩子。心想，这下雷门教授可以领养一个中国小孩了。
他们所在的丹佛市，当时还没有设立国际收养的机构。再一打听，夫妇俩大吃一惊：美国已婚夫妇有9％不能生育。有50％的家庭对收养孩子感兴趣。
“中国的福利院里有那么多被遗弃的孩子，为什么不为这些孩子找个家呢？要能成立一个机构，在中间搭个桥，岂不是一桩善事？”聂立立动了心。
她花50美元到州政府领了一张非赢利性营业执照，又办了收养执照。两个月后。CCAI在聂立立家的地下室开张了。
那是1992年，聂立立的一对龙凤胎刚满3岁。她边做电脑生意，边把这事当做“兴趣”来做。
“如果您家里有空房间，有爱给孩子分享，您是否愿意领养一个中国孤儿？”最初，聂立立把这则小广告，贴到就读的教会学校和教堂里，很快就有6个家庭报了名。
头一次办理领养，曲折艰辛完全超过他们夫妇的想像：美国这边手续特别复杂，材料足有半斤重；中国当时还没成立全国收养中心，政出多门。整整忙活了一年多，才把6个孩子领回来。
“不做了！太麻烦！”夫妇俩合计着忙完这次就悄悄关张。谁想领回孩子后，她家的电话差点被打爆，全是要领养孩子的人打来的。
原来，当地一家报纸就此写了篇《中国娃娃》的报道，并登了一张小婴儿的照片。那些人在电话里不停地夸赞：中国来的小baby太可爱、太漂亮了！我也要一个。一天下来，竟有100多个家庭要登记领养中国孩子。
聂立立根本无暇应接。她先给老妈打电话求援：你快来美国帮我带孩子吧。然后她让老公停下博士论文写作，全力应付这事。“那时，我每月都带领养团往国内跑，人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不足100斤。”
在美国，领养孩子是件光明正大的事儿。凡到中国抱养孩子的美国夫妇，回到当地以后，要么上报纸、电视，要么到街区组织亲友团上门祝福。
有的人家刚下飞机，州电视台就现场采访，并在黄金时段播放。一时间，领养父母和孩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上街会被人认出来：“哇，这就是你从中国抱回的漂亮女儿吧？”
聂立立和CCAI也上了当地报纸、电视的重要版面和时段。有一篇文章叫《妈妈立立》，称她是“天天过母亲节的人”、“是所有这些抱养儿童的妈妈”。
领养一个孩子，得提前一两年准备材料，前后要做几十件事。每当那些苦等了一两年的美国夫妇，被通知前来领取孩子照片时，多数夫妇捧着孩子照片，喜极而泣。从此，照片上的那个小baby让他们牵肠挂肚。天冷了，他们会把电话打到CCAI：我的小baby晚上会不会蹬被子啊？
最激动的时刻，是到中国来抱孩子。好多夫妇一见孩子就哭了起来：“小宝贝，妈咪接你回家了！”“啊，我的宝贝，终于见到你了！”
大人认识孩子，可孩子并不认识大人。每次领养孩子前，聂立立总要提前做培训：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准备承受意想不到的打击。
有个美国妈妈，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抱养一个肢残孩子的经历：
“孩子两眼泪涌，哭着不想离开她的阿姨。我沉着气等待着，慢慢向她伸出双手，她只是站在那里一个劲儿地哭。与照片相比她看上去显得那么娇小。我非常想一把把她抱在怀里，可她根本不理会我的存在。
“突然间，如被击中，我的所有恐惧奔涌而出。我在这个世上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不早听别人的劝告呢？我毁了自己的生活、我女儿的生活和眼前这位可怜的小孩子。我为什么会干出这样的笨事呢？信心被动摇了，眼泪顺着我的两颊直流不止。
“孩子的阿姨一再坚持说孩子已同意到一个新家去，现在只不过是有些害怕。全团的人都想帮我。整个房间里飞洒着一双双父母因抱到了女儿而涌出的幸福泪水。同时，他们又不失时机地过来拥抱我，给我微笑。像是熬过了漫长的一段时光，最后阿姨还是直接把孩子抱给了我。
“在回宾馆的长长路中，孩子哭得最厉害，不仅白天哭，夜里也哭。说什么也没有用，那晚我一夜未眠，她吓得浑身发抖，而且一直想着逃跑。我只好用一些可以移动的东西把门挡住，只要她向外溜的时就能惊动我。
“每过一天，情况似乎会好一些，孩子的眼泪渐渐少了，而且偶尔还会出现几丝笑容。几晚过后，她想爬到我床上睡。她那惟一的一只小脚慢慢地移动着，直到触及到了我的身体……”
孩子与领养家庭间的故事，聂立立说起来几天几夜讲不完。
有一次，一个领养团在浙江省某福利院抱着孩子要走时，一个罗圈腿女孩扶着门框呆呆地望着。孩子瞬间的神情触动了一对美国夫妇，他们当即从福利院要来女孩照片。回国后，把这个女孩介绍给了邻居，已有两个儿子的马西娅夫妇，对孩子一见钟情，很快就递交了抱养申请。
他们终于等来了获准去中国的通知，并片刻不停赶往浙江。
那天，杭州市下大暴雨，车子在泥水里走了八九个小时。因为路况恶劣，人不时要下车步行，结果弄得满身泥水。进了福利院，马西娅顾不上换下湿衣服，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一样，哭着喊着一把把女孩揽进怀里。
可5岁的女孩并不接受她。这是一个又犟又倔的小丫头，防卫心极重，见人靠近就骂“臭婊子”。马西娅听了迫不及待地问在场的中国人：我女儿在大声喊什么？
夫妻俩带来了几大包吃的、玩的、穿的，但女孩什么都不要，边哭边骂。马西娅试图抱住女孩，女孩猛地在她肩膀上咬了一口；吃饭时，女孩抓起筷子敲马西娅的头；瞅准机会，女孩就跑到泥地里打滚；途中，女孩还试图挣脱去跳钱塘江……
闹得这么厉害的孩子连工作人员都少见。他们不敢安排女孩与洋父母同住。马西娅说：“不能把我们和孩子分开。孩子还小，不懂事。我们就是几夜不睡，站着，也要陪在她的身边。”
初到美国时，女孩的O型腿之间，能放爸爸4只拳头。一个月后能放3只，再过一月放两只，现在完全变直了。“她现在长成大姑娘了，性格大方温柔，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家人十分幸福融洽。”聂立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
许多领养中国孩子的美国夫妇注意到，中国孩子普遍有个优点：善良、孝顺。一个美国父亲说，自己一家与邻居一家到外地旅游，邻居男主人摔伤了胳膊。过了3个月，两家人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天，我带女儿到邻家玩，孩子竟主动上去问人家，‘你摔伤的胳膊好了没有？’孩子这一问，我们两家人都大吃一惊。”这位美国父亲得意地说。
人口只有100多万的丹佛市，现在有上千个来自中国的孩子，在大街上常能碰见。当得知领养过程中，中国的福利院和CCAI收取赞助费和服务费，曾有华人向州政府举报，质疑这是在“卖孩子”。
对此，聂立立激动地回应：“让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有一个永远的家，不好吗？难道让他们一辈子待在福利院就好？他们缺少的不是管教，而是母爱。”
一个孩子赞助费3000美元，对一个美国家庭来说并不是一笔大开销，但这些钱对改善国内福利院的条件，却有很大帮助。
“我们就是要为被遗弃的孩子找到有爱心的父母。我们确信自己在从事最美好的事业。”聂立立越说越激动，“我们也相信到中国抱养孩子的美国夫妇，不是一时冲动。”
“如果为了钱，我当初一直做电脑生意，肯定比现在有钱。而且软件卖完就完，不像现在这么操心。再过一两年，这些孩子将陆续进入十二三岁的年龄段，开始有独立的人格意识，会对自己的身世等追究发问。这对美国的养父母来说是一道坎，他们是否能第二次被认同和接受，是我们始终面临的挑战。”
早在几年前，CCAI就创办了“乐儿中国文化学校”，专门教被领养的中国孩子学习中文、音乐、舞蹈、手工艺和烹调，等等。此外，他们还创建“基金会”，专门向中国有需要的儿童福利院提供儿童食品、药品、医疗和培训，并为杭州儿童福利院“百合花保育中心”投入人民币数百万元，这些钱全部是由领养了中国孩子的美国家庭赞助的。
转眼12年过去了。聂立立常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仿佛一个总也不满周岁的孩子睡在自家的楼上，夜里随时会被叫醒。因为时差原因，常有电话大半夜从国内打来，为此，她索性每天后半夜才睡。有人问她，你40了，每天睡这么少，怎么不见有白发和皱纹？
聂立立摸着自己的脸笑了：“在美国，我可从来不化妆啊！你想，我每天目睹那些家庭经历的兴奋和幸福，我也在时时分享。我活在快乐里，怎么会老？”
曾有一位美国领养妈妈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就挂在CCAI美国总部的墙上：
虽说不是我的肉／但又是我的肉；虽说不是我的骨／却又是我的骨；你尽管并非在我身上孕育／然而却又在我心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