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陈哲是在报社
，好几个人在会议室等他，说要听他讲一个“内幕”。这是唱遍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同一首歌》的词作者。人们有理由对他好奇。
他来了，精瘦的一个中年男人，长发披肩，眼镜后面的眉毛说起话来上下跳动。他声称自己并不详细了解“内幕”，只谈他的民族音乐。他侃侃而谈他的民间采风工程，充满了哲学味道。他与印象中的艺术圈人士很不相同，很严肃，总在思索。
后来去陈哲家继续采访。坐下来我问他多大了。他特为难：“这又是世界上一个难题，人们很难写我，我50了，属马。”
50岁怎么就成了个难题？后来我才知道，与他所做的事情来比，他的年龄还真是个话题。
“我们要打开21世纪的大门，就必须立足自己的土地上做音乐”
陈哲，中国著名词曲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香港作词作曲家协会会员、香港CZ音乐制作公司创建及负责人、内地流行乐发展的重要主创人及见证人。
陈哲的词作都很有名，有大名：《让世界充满爱》、《不觉流水年长》、《血染的风采》、《黄土高坡》、《走西口》、《亚洲的太阳》、《一个真实的故事》、《同一首歌》、《五十亿的我们》、《流浪的燕子》等等。
我特诚恳地恭维陈哲：“《让世界充满爱》写得太好了。”
他仰起头来若有所思：“是啊，它整个改变了当时流行音乐的风格。”之后他垂下眼睛问我，“这个话题还说吗，太长了，说不完哪。”
“什么意思？”
他长长地吁气，并不说话。
陈哲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夹着尾巴做人，生活比较艰难，他声称自己对事情本身的把握和捕捉从小就比一般人强烈。
他父亲现在是个成功的香港房地产商。若干年前，看他在内地做音乐总是两手空空，要求他在香港继承家业，“没有钱能干成什么呢？”陈哲断然拒绝：“你的追求是让人们住得更好，而我的追求是让人们听到不一样的音乐。”
“你今天来，在我看来，和20年前采访我的那个记者是一样的，我其实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过去了。在我回头看的时候，”他指着窗外，“就像看那楼群，就是个风景，很多人都喜欢站在楼上说，哎，我在这儿呢。”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你干了一件事之后，它产生了，过去了，就忘了，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这歌跟你没关系呀，很多词作者很有名，可有名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首歌的创作在你完成的一刹那就结束了，那不是你的了，你已经把你的事情做完了。所以我说一句话，要找作者，就看作品。”
“原来是这样！”我感叹。
“当年我就说清楚我的事了。好多人不明白我的心态，你看老庄，再看看孔孟，看看所有大学问家，包括老舍、沈从文这一大批，这是人家早就说清楚的事呀。”接着他又在长吁，并迅速转换话题，“这样写了一段歌词之后，我又做唱片了。”
“在中国，业界的音乐观和文化视野，目前还少有人能令我认同，原因是我是从人文世界的消费前景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站在地图前，这边，是欧洲，下边，是非洲，右边是美洲，音乐资源都被开发得差不多了，惟有中国这块古文明，没有被其他血液彻底交换过。
“人类精神消费领域，东方文化没有被好好消化过。我们要打开21世纪的大门，就必须立足自己的土地上做音乐，并学会处理资源。
“90年代我提出‘另一只眼看中国’‘不重穿长袍马褂，也不COPY西方’这个作业的理念和口号，不独是音乐，还含有一种文化观察。这些年我们学得够多了，技巧手法都在不断地学习，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姓什么。去洋人的舞台上领奖始终不是对中国人最高的奖赏，中国人应该自己制造个舞台，让全世界认同。人类文化缺少中国文化的介入，就不完整――世界这么看的时候，中国人就从容了。”
陈哲讲话很难打断，只能任他讲下去，如果你要说话，他会用很大的声音把你压下去。曾有报道说他不爱讲话，看来并不属实。
“实际上我们看很多小说，打动我们的都是一样，那就是爱情。”
“可是《让世界充满爱》里表现的情怀并没有延续下来。”我说。
“可能在社会上没有延续，但是在我这儿延续下来了。”
的确，陈哲写的东西永远明朗，充满阳光，但近看陈哲却没有这种感觉，这让人有些费解。
“我们的‘舞台’有病了！看来是有病了”
陈哲1994年开始做新民歌，办了中国第一个音乐网站，这几年又下广西、去云南，构造“21世纪的土风文化”，唱片做出了好几张，从采风到筛选整理材料、编曲、数码剪辑、录音、混音制作……全靠他个人的力量。
那些“采”来的歌，他都要请民间歌手填下此歌“学自何人”，意即要问出歌手老师的老师是谁，直至最初的源头。如果歌手自己不识字，也要请乡人来填。陈哲记下了很厚的一本册子，“学自何人”一栏均填着：“本地歌王”、“本人的奶奶”、“本人的外婆”、“本人的四叔”等等。
陈哲说：“你感到这种伟大了吗？几千年，几千人、几万人的历史就写在这里，口口相传，无可动摇。我真的不属于聪明人，我很世俗，很平民。也许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做，大家会觉得很累，会说都像你这么做大家都得饿死，那就死吧―――让真正的艺术家留下来。这时候中国文化肯定是光辉灿烂的。”
陈哲的音乐手记很生动，你能看见他的采风图像：
“路一直曲曲折折蔓延，我早已习惯。吉普车很勤恳，载我走了数千里，但并没离开这几百公里方圆。山里住着一些人，听说有的几十年不出山。我相信他们，他们保留着我们没有，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东西。像昨天那位老阿婆，有病躺在床上说：不行喽，老喽……你早几天来……就好，我给你吹……那是一只铜制的口弦，手工打造的棱边有些弯卷不齐，色泽很暗，挺岁月感。阿婆努力欠着身子，吹了几次，有拨弦音，而无声腔，她说：‘不得，不得喽，没有牙了，吹不响啦。’她望向我，神情里有一丝歉疚感……我走时再三谢她，心里有种滋味，不知下次再来时，还见不见得到……文化是凝结种族气息的血脉，每一个溘然长逝的民间艺人身后，都留有一个空白，也意味着某种民族文化的断链！
“路在山脚下拐弯的时候，我老在想，前面是什么呢……通常前面没有什么，依然的路和山，依然的树和云天，久之人走盲了，就视而不见，我倒是喜欢想像视而不见后面的东西，比如：什么会在山的那边，寨子里是不是人都下了田，谁家火塘边有杆烟袋，抽烟袋的人会讲起曾经的那一段往事，一句歌谣是来自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我问陈哲：“你怎么就想起要做这件事呢？”
他又在吁气：“有个西方国家早就悄悄开始了部署周密的‘中国行动’，分片包干，深入腹地，大量搜集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音乐。一旦它们彻底绝迹，这批无形资产瞬间便化作滚滚财源哪。”
原来，陈哲是在虎口夺食！
“我希望自己不要重复别人做的事。开始时，我也许不清楚最近要什么，但我清楚我不要什么，我可以倒过来理顺目标。中国人习惯主题先行，我不是这样，可能最后的地方没人去了，我就去了，我捡了一个大家不干的事，但这样的事特有价值。”
在下广西去云南采风期间，给陈哲最强烈的印像是―――不公平！
“广西自称歌乡，有刊物还称‘歌海’，但就算是歌山歌海，出了广西却并无人知！本地文化工作者以及在我前面的同行，收集整理得要比我多得多，那过程一定十分漫长和辛苦……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这些鲜活的资源宝藏，为什么不成器？没有流传，广为人知？为什么外界不认为广西是歌海？为什么就连很多本地人、城里人也都对这些山歌摇头，不以为然？”
他看到的现实是，当他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向山里来找歌，大山的子女们却一代代在忘记自己的歌，远离宝矿，唱着别人的歌向外找生活。这种冲突感不断在他的行程中出现。“想想，的确是滑稽的不公平！几乎每走一步我都在想，怎么办才好？我又能做些什么？按一般经济规律来说：让这些地方先经济致富，再反过来保存文化才顺理成章，才似乎可能，但一夜间这不可能！而艺术家也不可能将这些巨大的现实改变。
他深感这块土地的文化很灿烂，表现出来的却贫血，很单一，很不质感。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我有一种兴趣，在没有路标的地方提出目标，在似乎无可为的领域，找一条可为的路出来；尽管许多人可能不承认或不以为然，我还是相信我的判断并忠诚于它。满中国的音乐人，英才济济，我绝不算最有天分的，不过我能做，至少做成一种选择和启示，那其他人，我相信就没有理由说咱们的音乐干不好或不好干，也就没有资格再对社会讲专业。”
他展示了一幅图景：
一个人一路在走，他觉得那地方太干涸，缺了一种气息，于是他种了树，树长起来，漂亮了，有人开始乘凉，有人挂牌在树下“留下买路钱！”他却在一个新的地方，发现山石雄伟，戈壁苍凉，生成一副胸怀和气场，于是在那山岩石壁上作画，有了景象，觉得符合人文心肠了，就去了别的地方；后边又有人上来设景点，收门票了，以创造者的名义玩着风景，挺兴旺；那人却在通往另一个景象，也许是个四壁绝谷、洞通桃花源的地方……
“我有时想，这个人生写照挺‘拙’的，很传统，就是他的快乐在于做那些未曾有过的事情，人们管它叫‘创造’。但它带来好处的时候，人们开始有了心情让自己感动，升温，开始一窝蜂地发扬，本没有情怀的人变得有了性情，弱智的开始有了智商，互相赞美中比较着谁更有远见，火热的名利中比较着排行榜，并开始弹冠相庆、留影照相……我做着另一件事，不在相片里。就这样。”
“我们的‘舞台’有病了！看来是有病了。”陈哲说起来有些激愤，“舞台没心没肺的，哪儿来的病？人有血有肉有心有脑，是人出毛病了，像一种都市症候群，也属于一种时代病灶，附着在商业社会的心肺，市场经济的背后，并且在五脏、血管、皮肤下大面积蔓延着，许多人兴高采烈地不知道。我不是圣贤，管好自己就不错，但离病灶远点，总不是坏事，起码有利身心健康和认知尊严。”
“中国没病，中国好着呢……”
民间乡土生活中不仅有古朴的音乐，还有许多景象让陈哲为之心动。
有一次采风途中，听见远远的有小锣在敲，一竿白幡在树影中移动，远远见有人抬着土制花棺。他明白是赶上寨里的白事了，习惯地举起摄像机拍去。出殡队伍向他走来，他担心民风忌讳，下意识地向一边躲，但他手上机器没停。镜头里看其中一个山民喊得挺凶声音很大，在向他招手，耳朵听到两句普通话：来呀来，多来几个！原来意思是多拍他几个镜头……“目送这一简简单单的出殡‘队伍’从我面前横过，普通的送葬，不是电影，但印象很深。”
晚上，在一座土墙瑶楼下的院子里，衬着火堆，山民们唱起他们的古歌，凄婉而震慑人心，跳起许多简陋而表达生命的舞蹈。陈哲想，若叫城里那些绞尽脑汁编舞的人看，非得看傻了不成！其中一个舞蹈刚烈拙朴，给他印象最深，叫“斗旗舞”，跳舞的就是下午冲他招手的那个山民小伙。“中国没病，中国好着呢……”他心想。
“我这个人比较麻烦。”陈哲说，“我总会跟地方的朋友和政府领导提出我不要什么招待，也别破费和耽误你们的工作，我也不要你们陪同，我只想下去，哪儿偏远就去哪儿。可我打听到的、认为值得去的地方，又偏偏不是每个地方领导都熟悉的……”
陈哲手记：
这次我要去的那个乡，就属于这种情况。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劝我来日方长，以后再安排吧。可我执意去，于是他们合力想办法一站一站把我送进了山。到了乡里跑了四面八方的寨，收获还挺多。问题是，老感觉“还是不到”，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都有种内心的地图，朦胧而警觉，很质感，觉得出来却说不出。“到”就是要触到“神经末梢”，就是一定要看到、嗅到、进入到“末梢”，像手指尖儿上的刺痛或温度，只有用手碰到才与那个东西没有距离，而不是仅仅感觉到。
我爱说“神经末梢”，是它一直在帮我。其实，文化气息保留在最难去的地方，什么代价我都可以付，内心地图的指向，则必须保证。所以，我听说还有一个地方很难到，不在我附近，而是在山那端的另一边，要跨过另一个县，我就很坚持，说要去！
山里的朋友和地方干部，一起陪我到达那个海拔两千米以上的瑶寨。书记后来握着我手说：“陈老师啊，你真不错，连我上任这阵子忙，都还没进去过那儿呢。”他的手很有力，很热。
记得那天我们进山，天蒙蒙亮就出发，下沟、过谷、翻山，几起几落，在林海和溪水中穿梭，司机义不容辞与我们徒步共赴，帮我背着器材，还帮我拍了好多相片。我们进寨的时候，不知道时间，阳光倾洒山林，蓝得仍像早晨，心想北京这时候，我还在闷头睡觉呢。
进寨后，整个交涉时间非常长，也许因为通讯不灵，又是农忙，能歌能舞的人都下田去了。后来，一个有号召力的汉子起身出屋，走了；后来，我们等了约一两个小时没动静，以为不行了，准备回去，居然，听见了鼓声！十几个山民的原始歌舞专门呈现在我面前。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几个小时，那位汉子是翻山越岭，把他远在几座山外田里干活的老父亲叫回来！山里人不啰嗦，应了你起身就去办，不打诳语！我心头一颤，一天也没缓过来。
那位老人家，脚上还带着泥，回屋现换的解放胶鞋。他打起鼓来韵律有致，边打边舞，跳起来行云流水，身轻如燕，你绝对不相信他70多岁了！
他是真正的鼓王，是这个部落歌舞的“头人”！
原土居民有时抱消极态度，不一定就是所谓的不开化或传说的愚昧、冷漠，因为山歌音舞本是他们生活的内容，与生俱来跟呼吸一样，和自己及整个部族同时存在着，喜怒哀乐、节庆丧娶之舞乐皆心动而为，没有“一定表演给人看的”义务，也没有“完成任务的觉悟”，况且，与农忙生计抵触时，就更不愿意。
──除非，他们看你是朋友。
那种高翘的木叶声在蓝天划过的感觉，我至今难忘，尖厉而自由！或许别人听来很单调，我却忘情其中，在现场我忙得一头大汗，又架机器录音，又得摄像，老艺人的身影像史前舞蹈，我追着满场跑，他像个小孩，我也像个小孩，那种感觉，人好像沉浸在一个部落古文明的当面诉说里……
“中国不缺有钱的老板，缺的是智慧型‘资本家’”
很难说清这种感动会对陈哲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在多长时间里起作用。
他说，当时，有许多没太来得及品嚼的情绪，回放录像时才深刻地觉出。其中有位老年瑶胞妇女的脸，对着镜头吹木叶，后面的天是高原才有的瓦蓝，深湛而无畏，阳光饱和又中肯地涂满她的脸！她吹她的木叶，生理和心理都极安详，祥和得令城里人无奈！到今天，我仍有一种土风格调高扬的快感！
乡民们希望他“盘王节”的时候能再去，陈哲临走前把身上兜里能掏出来的钱都给了“族长”，耽误他们出工，农忙，他过意不去。
一进城，他就洗了照片给他们寄去。
一个多月后他回到北京，桌上来函中有封信，是那位进山找老父亲的汉子写来的。他仔细看了一下邮戳，是半个多月前发出的：
“……陈记者，相片收到了，我代表兄弟姐妹父老们表句谢谢……上次你不辞劳苦进山，由于多种原因……招待不到，请千万给予原谅……虽然土生土长，但我懂得本土文化的价值……像你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记者，我们瑶胞是欢迎的……我希望你能重返我这穷山村。”
陈哲长叹：“在山里的月光下，在山路上，我想，要是搬上舞台，用新的观念意识和手法来处理这资源，我们城里的舞台就像21世纪中国了，就不再贫血荒凉了！进一步，若能做到严格一切技术细节，以保证初衷的贯彻，那么，让东方的人文遗产精彩地呈现给世界将不再是空话，可以想像，消费群的狂热……
“又一想，别毁了她，狼太多，还是珍惜她吧。可这样又不能积极地帮到这些种群文化，如果做，就必须挟以巨大能量系统，十分考究地来进行，每步都到位，不容半途而废或鼠窃狗偷者糟蹋。这，可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创建新文化商机和产业的老板。在哪儿？
“中国缺老板吗？不缺，遍地都是。但好多刚从一亩三分地里出来，或是经过暴发户的历验，才开始触碰系统战略和持续发展的课题，智商还不足以宏观，听不懂我这类人语言后面的语言，那需要学识和深刻的社会抱负，是老板中的老板才行。算啦，中国不缺有钱的老板，缺的是智慧型‘资本家’。”
如果只是追求舒适，他早就是百万富翁了，然而人的精神追求是没有满足的边界的，陈哲将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购买了价格不菲的音乐硬件设备，甚至变卖了在香港的家产。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正在做的，是振兴中国音乐的大事呢。
陈哲在《土风世纪》的导言中这样写道：也许吧，听这山歌，就像童话里的小孩碰见那些会说话的老树，树上有月亮的眼泪，树下有一千岁的脚印；路边亮晶晶的琥珀，镶着久远人心的传说，它比我们记得的事儿多多了，比你和我所知道的那些快乐幸福，久远多了……比我们身上的名牌，结实多了，比那些奖杯资格可老多喽……
“它浸润过你没有领略过的那些个月亮……那种的太阳……和那类的风雨；以及久远人间里那许许多多你听说过或没听说过的故事又经老祖、曾祖到爸爸妈妈、二哥三姐等等―――那么多人传唱；然后，才到你，到你听见它时，你才知道……你前边，有那么多的美丽和忧伤，那么多的浪漫与衰老，那么多的峥嵘与淡忘……”
“《同一首歌》在台上热闹，我也跟大家一样，在台下看热闹”
当年，百名歌星同唱《让世界充满爱》何其火暴，如今，《同一首歌》又成了央视的同名品牌节目，几乎全社会同唱，但为什么知道陈哲的人却不多？
陈哲又在吁气，同时在笑：“我始终是中国人，几乎99．9％的平民生存状态，我为自己比较了解大家心中不可言喻的感受而欣慰。在当今浮躁、喧嚣的天空下，大家还对《同一首歌》共鸣，说明大家灵魂深处的善良、美德、东方智慧还在，精神家园还在，这是值得我们同庆同贺的事情。因为，一个精神颓败的、没有向心力的民族，你给他航空母舰他也乱开，高楼大厦对他也是垃圾。”
不可思议的是，至今他没有从《同一首歌》中拿过什么稿费。他应邀写出歌词后，一切就没有了下文。很久以后，有人请他听一首歌，他觉得挺好，耳熟，再一看，就是他写后没有下文的歌词。歌大火，没人给他这个著作权人一分钱报酬。“《同一首歌》在台上热闹，我也跟大家一样，在台下看热闹。”他自嘲。
“要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人有这种反差极大的际遇，我也会替他不忿，看到这样不善于经营保护自己，我也会批判他。但是看自己就留有余地了。中国的文化人自古以来对自己的得失就不是太耿耿于怀。我没那么高尚，我只不过觉得，该来它会来，你不能一个人在同一时间里把世界全赚了！既然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这个事业姿态，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
在个人权益上受到这么大的侵害，他仍然充满哲思：
“说它小吧，真是挺小的一件事，一个人在纸上写了些字，以后变成了歌。镜头上看，最初极其个人，个人到了一种角落的地步。而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过日子，一生中几百万次这种个人角落的生命行为，每天在发生，永远留不下，死了谁也不知道，就跟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棵树下，你穿着开裆裤蹲在地上，看见某一支家族的某一只蚂蚁，搬动了一片树叶一样；说它大吧，又真是挺大的事，大到没边没沿，极其全体，有些事情它来的时候就已经心灵震动了，你触摸它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回去，止于纯个人的体验感受。”
和陈哲在一起，总是让人感慨，感动，但当你走出来，却发现经常找不到回到他那里的路径。他并非只想着中国的音乐，还惦记着深为感动他的民间文化―――他采访过的老人一个个去世，他们身上负载的独有文化连自己的子女也未能继承。他再也不能等了。今年，他牵头成立了云南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作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一个项目。小组干什么呢，去帮助普米族的孩子学习先辈们的音乐、舞蹈、服装制作、传统工艺、部族史诗、宗教礼仪，把本民族带有标识性的文化，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再传递下去。如果这些消失了，再也不可能找回来。
在我的信箱里，至今还留有他给自己那个基本上是无私奉献的“文化传习”工作组成员的一封信，在那儿，你会看到另外一个陈哲，严肃的，严厉的，口气不容置疑。
各位工作组成员：大家好。
还有两句话想跟大家说，我认为要明确了，我们是在一个并不成熟的社会背景下启动项目的！说是热点，其实从学者到政府，从媒体到个人多是在运动前的讨论，讲的也多是“抢救”和“保护”表义。理解并付诸行动的人本就不多，到以身施行“活化传承”这一层的就更少了。我们的计划起自上个世纪，成为今天的“项目”。用个形象点儿的比喻，我们身后一大群阵营，头上有成片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但同战壕的并没几个。
一直以来，这是个低关注领域，对象是绝对弱势群体。全社会，包括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对此都缺乏基本认识和了解，直到现在，央视网站还把这些叫农民演出。你们如果在心理上就把自己设置为优越，是看不清目标做不好工作的，说不服周边的人也说不服自己。
你们每人来自不同社会圈子和位置，责任修养、社会阅历、知识底子都不同。有一定侧重和专长，我希望我能看重。鉴于我们面对的领域尖锐而模糊，所以，能力和适应性我可以等，性格弱点我可以就轻，幼稚抵触我可以不理会……但作为项目执行成员或任务性质来说，资格是一定要问的―――这点不能侥幸！打算稀里糊涂、盲目上阵只会令工作失误，目标失踪！我妥协不起。就个人风格来讲，我不属于忍耐等待型，否则就不会有90年代的行动。今天如此是因为我尊重大家的每一点付出和进步，项目也需要磨合团队，所以边观察边期待。
每当看到这封信，想到陈哲所做的事情，我总要禁不住肃然起敬，但是这个已届中年的陈哲又该怎样描述呢？正在这时，陈哲给我快递的材料到了，其中有这样一封信：
“人们看作者的作品是一回事，接触人，又是另一回事。在我则是：多数人接受得了你的歌、唱片、成就的事情……却无法接受现实中这个人。尤其真实近距离就更加不允许……因为多数人把这两个极致联系不到一起去。
“两端拉得太开的时候，中间就太多，之间捕捉不上就空着，于是各说各，某些臆想测度就构成了我的生活。
“其实在我特简单，只做事，不问别的。一路都没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