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秋之交，在首届中国哲学大会上荣获“学生优秀论文奖”的卢兴，当时还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他的论文《自我与“他者”―――后殖民语境中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建》在60余篇学生参选论文中脱颖而出。

　 卢兴的论文主要从后殖民理论的语境出发，揭示殖民主义话语给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身份认同 问题上带来的危机，并结合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予以分析，指出基于中国当代文化的“混杂性”，本土文化身份的重建必须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在“接触区”中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以此建构自身独立的文化身份。近日本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卢兴。

　 记者：你在你的论文一开头就说，《自我与“他者”》若用更形象的表述就是“灯与镜”这样一种并存关系，但因为“自我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他者（‘镜’本身），而是自我的镜像”，所以这种并存关系又“置换为‘灯’与‘影’的主从关系”。能用通俗一些的话语讲一讲你所论述的“后殖民理论”吗？

　 卢兴：《自我与“他者”》意思是将“本土文化”视为“自我”，而把由这个自我构造出来的异质文化实体看成“他者”，这种与自我并存的他者如同一面“镜子”，自我想要认识自身，必须通过自我之外的这个他者进行对照。这里借用了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比喻，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形象地称之为“灯与镜”，实际上自我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他者，而是自我的镜像，即一个由自我建构并予以阐释的“他者”。这样，“灯”与“镜”的并存关系又被转换为“灯”与“影”的主从关系。

　 记者：能具体展开吗？“灯”与“镜”的并存关系怎么就被转换为“灯”与“影”的主从关系了？

　 卢兴：具体地说，我所要论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殖民主义的话语中，西方作为“自我”（“灯”），通过文学写作、学术研究对东方进行着一种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的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本真形态（成为虚幻的“影”），被规定为西方文化的附属物。这个问题就是由“后殖民理论”所揭示出来的文化深层矛盾，即西方文化在殖民主义时代对东方的文化进行了“殖民”，东西方文化之间并非平等对话的关系，而是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用赛义德的话说就是“东方主义话语”。因而在原殖民地，本土文化被西方化，与文化传统产生断裂，没有西方的语言和观念，我们无从认识自身，也就产生了后殖民理论家所揭示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

　 当把视角转向当代中国，将民族文化视为“自我”，面对西方文化这个强势的“他者”，如何超越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权力关系，如何解决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这就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记者：简述一下“后殖民理论”产生的背景好吗？请注意不要用概念解释概念。

　 卢兴：“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 theory）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支，在西方已经发展了近三十年，其产生的标志是美国文论家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后殖民理论家借鉴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从文本批评着手，分析西方人对东方的言说和写作中所渗透的权力关系，进而拓展到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揭示殖民时代之后，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关系。通过这种批判，试图超越传统的“西方―――东方”、“宗主国―――殖民地”对立的二元结构，为达到文化多元化和平等交流开辟道路。

　 记者：为什么选择了“后殖民理论”作为论文选题？你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初衷是什么？对今天中国的意义何在？

　 卢兴：“后殖民理论”是西方思想界对传统殖民主义话语的反思和批判，深入地揭示了文本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关系，颠覆了近代以来作为强势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把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野拓展到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以为，研究“后殖民理论”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从历史上看，“东西文化关系”问题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探讨的核心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殖民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全新视角，即揭示出东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基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权力话语，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后殖民理论家提出了“接触区”的概念，力图建立一个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途径。

　 其次，从当今中国的现实看，这种思潮所揭示出来的文化侵略、身份危机都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在中国日益突出。比如，不少在校大学生用于学习英语的时间超过所有专业课，不只是个别人，其汉语水平仅仅停留在高中阶段甚至更低，更不要说阅读古代文献了。这样我们就与传统越来越远，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自认为是中国人（就文化身份而言）？我们的文化离开了西方文化（仅就精神产品而言）还能不能存在？知识分子除了引入西方的观念、学说还能否有独立的思考？这些问题就是我选择“后殖民理论”作为论文题目的初衷吧。

　 不能忽视的是，“后殖民理论”与中国的实际还存在许多差异，我们研究借鉴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当然不能脱离中国的“语境”。

　 记者：你在论文中写道：“本土知识分子不自觉地用西方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过去，不时抒发‘我们百事不如人’的哀叹”，生活中我们确实感觉有这种现象，你怎么分析？

　 卢兴：“我们百事不如人”是胡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观点，他当时的目的在于鞭策国人放弃偏狭的民族保守主义，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表述上是比较激进的，常被用来证明其“全盘西化”的态度。但是在今天，我们虽然很难听到这种义愤之辞，但很大一部分人在潜意识中依然奉行着这种观点。

　 我主要谈的是学术界的情况。不论学问如何，“洋博士”优于“土博士”不仅是高校评定职称的普遍标准，而且是学生选课、选导师时的基本依据。在人文社会学科中，西方的新人新作总带着一种“救世”的光环被迎进中国学界，成为学术上的热点，而我们对自身的境遇和所研究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自我东方化了”（赛义德语），本土知识分子没有自觉地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后殖民理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不是针对西方的强势话语在建构一个与之对抗的“东方”（他者的“他者”），而是力图从根本上消除“东方―――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机制。我想我们是否能借鉴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学术研究中关注本土语境，以问题为中心，有选择地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建构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学术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