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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522期
社区就是我的家
2004年11月24日 11:01:38

本报记者 江菲

  “参与,不等于参加。
社区参与,不是单纯地组织一个活动,让居民来参加。”

  11月底,清华东门旁的一个咖啡馆里,宋庆华用手指轻点鼠标,一幅幅生动的照片打在凹凸不平的墙上。

  这是一节关于“社区参与”的义务讲座,讲述宋庆华今年上半年在美国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内容。听众中,有大专院校的学生、国家公务员、退休干部和大学教授。

  虽然环境不够理想,但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不时提出问题,以至于进行到最后,很多人“吵”起来:“宋老师大点声”,“宋老师不要单独回答问题,让我们大家都听听”……

  宋庆华无奈地笑,赶紧掏出名片四处发送:“大家别着急,我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交流。”

  名片上印着: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社区参与行动)。

  名片的左上角印着3个绿色的小人儿,手拉着手。

  “社区参与就是要将社区居民凝聚起来,大家共同管理自己生活的地方,最终通过发展社区,使社区内的每个人都得到发展。”宋庆华这样解释:“发展社区不是目的,发展人,才是最终目的。”

  “当伞尖朝上打开时,倒下去的水全部顺着伞面流下去了”

  曾几何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中,一种新的利益和矛盾开始孕育成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了。人们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概念―――社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开始有共同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我们应当怎样在“社区”里生活呢?

  3年前,宋庆华还是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的一名职员,主要负责“绿色社区”项目。因为工作的关系,她常常深入北京的居民区。与居民接触多了,她发现,社区居民对环境问题并不在意,抱怨最多的是很多与切身利益相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包括物业费、停车费,或者周围工地的施工扰民,还有许多回迁户与她谈论回迁房的质量与费用。

  宋庆华以前从未接触过这些事情。但凭直觉,她感到居民反映的问题中,的确存在着不公平。“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她想不出头绪。

  2002年初,作为环保组织中社区活动工作者,宋庆华接受福特基金会邀请,与中国部分城市的官员共同到英国进行了“社区参与”的考察。

  仅仅半个月的行程,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别的国家是这样进行社区管理的啊!

  为了解释清楚,宋庆华描述了国外社区参与组织领他们做的一个“游戏”:

  给每个人一把伞,发一桶水。说明:伞面代表管理社区的机构;伞撑开后的空间代表社区;水代表政府对社区的拨款。然后要求大家将水从伞上倒下。看怎么样能将政府的拨款最大效率地应用于社区。

  大家很快就发现了答案。当伞尖朝上打开时,倒下去的水全部顺着伞面流下去了,伞下所覆盖的空间一点儿都没有;而当将伞倒置时,水全部聚集在伞中,一点儿都没浪费。

  “这说明什么呢?”宋庆华解释道:“伞尖代表政府,当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社区管理时,无论是拨款,还是投入人力物力,很多时候都用不到正点上,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真正需要;而当以社区自己为中心进行管理时,居民最集中的需要就出现了,政府只需对社区的方案进行审核,然后拨款,就完成了对社区的管理。”

  在英国时,宋庆华目睹了一个“社区参与”活动。

  在伦敦郊区的一个贫民社区,居民收入不高,教育程度也不高,有很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闲,打架等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决定做点什么,以改善当地治安状况。

  可是,做什么呢?政府不知道。

  社区居民听说政府愿意出钱为社区办事,于是展开了大讨论。结论是:孩子们常惹事儿,是因为他们没有事情做。社区内应该建个俱乐部,年轻人可以在里面玩儿,也可以在里面学习技能,以便今后谋职。

  政府同意了这个提议。但俱乐部应该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子?应该有哪些设施才能满足大多数社区居民的需要?政府还是不知道。

  社区居民又登场了。他们在桌上放了一张大白纸,让每个居民都在上面表明自己对俱乐部的要求。有的写:要离家近一点。有人写:要有音乐。有人写:最好有个酒吧。有人写:应该有舒服的沙发。有人写:要有培训课程……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注明自己的希望。不会写字的人,可以画画儿。

  当意见征求结束后,官方发现,大家的要求五花八门,而且年轻人和父辈的要求相差很远。

  “这下可麻烦了!”我替伦敦政府感到为难。

  “不。这时,政府就要考虑了:是为谁建的这个俱乐部?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谁?”宋庆华笑了:“当然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意见被放在必须要关注的范围内,而父辈或老人们的意见,则是能兼顾就兼顾。”“俱乐部怎么建最后还是由政府决定?”

  “对。”

  “那这和平常建个俱乐部有什么不同?大部分人的意见可能政府也能想到。”我不理解。

  “那可是非常不一样。”宋庆华解释说:“你想想看,首先是居民自己提出修建俱乐部的要求,然后又是根据居民自己的意见做出的决定,居民对俱乐部的进展就变得极为关心,要到工地去查看,要关心自己的需要是否在施工中被实现了,而当俱乐部最终建成后,才能够被最大限度地使用,达到修建它的目的。”

  “真的那么有用?”我不相信。

  “当然,”宋庆华点点头,“不过,政府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要这样做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大体和我国差不多,都是政府设计,政府实施。但当时,英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初级的社区参与活动。时间一久,政府就发现:凡是由政府主导的社区项目,最后都不能持久,效果也很差;凡是由社区居民主动提出的项目,不仅效果好,而且是可持续性的。”

  “这就是‘参与’同‘参加’的不同。参加,是政府组织一个活动,让居民加入;而参与,则是最大限度地尊重每个人,尽量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这种决策方式的好处也被世界银行发现了。它很快提出要求:凡是用参与的方式实施的社区项目,它就资助。

  在这样的鼓励下,英国的社区参与一步步发展完善起来。宋庆华到英国考察时,发现几乎每个社区项目都采用了“参与”方式,甚至在城市的管理中,也在向这方面靠拢。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论坛,由主管社区工作的政府官员和市民代表参加,官员汇报前一年承诺的项目进展,居民讨论出下一年的社区发展目标。最有趣的是城市剧场,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游戏,市长坐在台下提出问题,市民中谁能回答,谁就上台去回答。每隔几个月,就会举办一次,让双方都换位听听对方的意见。”

  “参与是一种协商机制,是不同利益群体达成共识的途径。”

  这次英国之行,使宋庆华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之后不久,她和一位同事离开了地球村,共同筹备社区参与行动组织,希望能将这种先进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引入中国社区。

  2002年12月,社区参与行动成立。2003年8月,注册了“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灿雨石”取自“参与时”的谐音,也是英文“Shine stone”的中译。宋庆华们希望,参与式社区管理在中国,能如同阳光下的石头,熠熠生辉。

  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的基层管理体制,居民参与的管理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推广。

  “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进行宣传,以及对社区干部进行培训。让他们了解,即便是上面布置下来要完成的任务,也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让社区内的居民满意。”

  她说,他们要大声地喊,不停地喊,让大家都知道,在国外,有这样一种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方式。

  今年4月至6月,应美国百花研究会的邀请,宋庆华对美国的社区参与进行了考察。她到过的每个社区,都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管理。

  “美国的社区通常都是很安静的。但一旦社区内或周边发生了让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就立刻会有一批人组织起来,开始活动。”

  在加州的一个城市社区,宋庆华就见到了一个名为“青年环境正义小组”的组织。看到名字,她起初以为是个环保社团,询问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

  这个社区是个以非裔和墨西哥裔为主的社区,位于城市边缘,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富裕的居民区。环境正义小组的发起人,就是几个居住在这里的大学生。

  见宋庆华感兴趣,这几个年轻人立刻将宋庆华带到了社区边的一块地方。这里有一个宜家家居,一家大型超市,两家麦当劳,远处还有两家大型化工厂,烟囱里冒着烟。

  在小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大幅标语,写着:宜家家居滚出去!麦当劳滚出去!

  原来,宜家家居所在地,本是供社区居民的孩子上学的学校。1970年以后,市政府按照法律规定,要求这里的孩子必须到城里和白人一起上学。可是,到了城里的学校后,孩子们反而更深刻地感受到被歧视,被瞧不起。许多孩子没过多久就不再到学校去了。于是,社区居民要求恢复他们原来的学校。

  政府表示同意,同时提出要求,白人的孩子也必须能到这所学校来学习。学校恢复了一段时间,却没有白人孩子愿意到这里来上学。按法律规定,这所学校又被迫关闭了。

  最近,宜家家居相中这个地方:面积足够大,有足够的地方修建停车场,交通也方便。他们保证一旦店面建成,便为社区内的居民提供一定比例的工作机会。社区居民同意了。

  然而商店建好后,并没有像事前所承诺的那样,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职位。之后,旁边兴建起了大型超市,不经营食品日用品,专营修家具盖房子的工具;麦当劳也闻风而来,在很近的距离内就开了两家。

  这几个大学生调查发现,到这里购物的人,没有社区居民,全是从城里开车来的富人。他们逛完家居市场后,会再到超市里买些修房子用的工具,然后就会觉得累了,于是在麦当劳里坐坐,买点饮料。“没有一家是为社区内的居民服务的。”

  情况还不只如此。经他们观察,每天约有300辆汽车从城里开到这里,大量的汽车尾气停滞在社区的上空,导致社区内的空气质量很差。同时,年轻人们也认为,远处化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染了他们的生活,厂内设备严重老化,甚至有爆炸的危险。

  赶走它们,就是“环境正义小组”想要完成的“正义”。

  这几个大学生先是动员社区内的中小学生,继而对广大社区居民宣讲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要不能服务本社区的商店”,“我们不要垃圾食品”,“我们不要呼吸恶劣的空气”,“我们要求超市的经营内容为社区服务”……

  宋庆华很惊异几个大学生竟然能够动员全区的居民来反对商家,因为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商家似乎也没有对这种行为做出什么反对行动。

  “但这就是社区参与的前提,每个居民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居住空间,对其提出意见。”

  她离开那里时,“环境正义小组”的工作仍在继续。

  那两家化工厂已经正式同“环境正义小组”交锋。他们出具了一份20多年前的文件,证明政府同意他们在那里建厂,一旦有爆炸的危险,将把社区居民转移到学校里躲避。可是学校已经不存在了。

  “会有什么结果?”我问,“能成功吗?”

  宋庆华回答:“不知道。应该有艰苦的谈判。”

  当然,这种居民维权也会导致巨大的问题。去年美国东部大停电就是一个例子。停电的主要原因是电网太陈旧,为解决增长的用电负荷,就需建新电网。但每个社区的居民现在都不愿意让高压电线通过自己的地盘,电力公司的申请很难被通过。

  “但这并不能证明社区参与是不对的。”宋庆华说:“一个集体中,一部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如何解决,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参与是一种协商机制,是不同利益群体达成共识的途径。”

  “社区参与可不是只为斗争才存在的。更多的情况,是社区内部的自我服务”

  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斗争,听起来不错。可是,如果一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也够麻烦的。

  “有矛盾才有斗争,没有矛盾,斗争什么呀?!”宋庆华打消了我的顾虑:“社区参与可不是只为斗争才存在的。更多的情况,是社区内部的自我服务。”

  旧金山附近一个城市的社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社区的人对她说:到了周末,我们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宋庆华不信。到了周末,她跑去看,不得不信。

  “你能相信吗?这个社区自己就有个艺术博物馆,大家都捐出一些艺术品放在这里,可以参观,也可以购买。卖的钱全部归社区今后发展使用。

  “有个职业妇女,非常喜欢陶艺。她开了间小工作室,把自己烧的陶器全部摆在里面卖,也可以在里面跟她学,卖陶器的钱也全部交给社区。她还请我到她家里吃饭,她家里吃饭用的盘子碗,全都是自己烧出来的。

  “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很会画画儿。他画的鸟儿啊,哎哟,一根根羽毛都那么逼真。他的画儿也是卖的,还可以帮你印到T恤上,其中一部分钱也捐给社区。

  “还有个爵士乐房。屋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吧,几个年轻人戴着牛仔帽,在里面弹琴,声音特别大。我仔细一看,还有几个老人,在旁边给他们打鼓。他们在里面摇来摆去地,陶醉极了。”

  “你瞧,这也是社区参与。”宋庆华说,“一切都是自下而上的。他们喜欢什么,觉得需要什么,就建个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来玩儿。”

  “其实就是自娱自乐么。”我笑着补充。

  “这有什么不对吗?”宋庆华说:“我们现在小区里的秧歌队,戏班子什么的,不全是这种类型吗?居民业余生活的质量,当然是社区生活最主要的内容。谁愿意一天到晚总去斗争?谁不愿意日子过得丰富多彩的?”

  “那这种形式的社区参与,我们就算已经有了?”

  “可以这么说。”宋庆华同意,“但目前还不够丰富,领域还是太窄,居民参与得还不够。”

  例子并不难找。

  一位积极关注社区参与的大妈就向灿雨石讲她们社区的故事。

  大妈家住的社区,原来楼前房后长着高大的树木,窗下绿草遍地,每逢春天,盛开的二月兰芳香扑鼻。这样的环境是居民多年的参与造就的。很多居民自己掏钱买来花籽草籽,浇水养护。一位大爷花了7年时间,种出了一大块草坪。

  但去年春天,街道办事处突然提出了建“精品社区”的口号,并找来了投资,准备大干一场。很多居民十分高兴。这位大妈还特地为这项工程捐了500元钱。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施工工人来到社区,刨掉原来赏心悦目的花草,代之以红色的地砖。大妈看了心疼,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想法,但无济于事。社区居民们伤心极了,说看到地上的红砖,心里就感到烦躁。

  这个故事作为反面案例,刊登在灿雨石定期出版的宣传册上。文章最后分析说:

  “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政策制定者只有充分考虑到政策所影响群体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政策。

  “即使政府官员能够完全代表公共利益,也会由于其知识可能不完备、所获信息不充分、理性能力有限等,导致其行为的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

  “这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做法。”宋庆华说,“西方社会政府效率很高,是因为它管得很少。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放手交给社区居民自己去做,完全会达到更好的效果,而且费用也会降低,因为社区居民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他们有设计美好家园的愿望和能力,也能做出更符合需要的规划,甚至自己动手参加建设。这个社区那么宜人的绿色环境,不也是居民们自己创造的吗?”

  “同样金额的同一项目,NGO能够完成得更好、更人性”

  但在宋庆华看来,社区参与的意义还不只是维护权益、自娱自乐。更重要的,是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助和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成年人、上班族并不过分地依靠社区生活。真正对社区有依赖感的,是那些老、弱、残和能力欠佳的群体。”

  她参观过的美国一个社区内,有位老人突然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老人名下的一处房产就捐给了社区。干什么用呢?

  社区居民商量后,决定将这处房屋变成了一个“收容站”,凡是失业、流浪和无家可归的人,都可以申请住在里面,最长时限为两年,房屋内的开销和维护都由社区承担。那里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暂时得到一个安身之处,不必为基本的生活担忧。但同时,他们必须努力寻找工作机会,有了一定的收入后,就要搬离此处。

  “不会有人赖着不走吗?”

  宋庆华想了想,“我没有听说到。”她解释道,在西方社会,靠救济生活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很少有人会在自己有了谋生能力后,还赖着靠大家养活。

  她曾亲自到一家食品救济站去发放食物。事前,她也一再问当地人:有什么凭证吗?是谁进来都给吗?是不是有个政府出具的字条啊?

  对方回答:“谁都给。”理由是,根本不会有人在自己能买得起食物的情况下,还到救济站来领;只要踏进救济站的门,就一定有难言之隐。宋庆华还被告诫,什么都不要问,只要按规定发就行了,“因为贫穷的人也有尊严”。

  在另一个社区,宋庆华见到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收养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子是弱智。老夫妇本想一直照顾这个孩子,直到离世。但不巧的是,二老突然都生了重病,再也没有能力照顾一个20多岁的弱智女孩儿。于是,他们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社区。

  在这个社区里,有一栋专门给残疾人住的房子,也是由社区居民自发修建的。宋庆华被领去参观,“非常漂亮,一共三层,就像家里一样,有沙发,有电视,有很大的客厅。当时住着6个残疾人。”3个社区的义工负责照顾他们,每天给他们做饭,陪他们说话。

  可惜的是,宋庆华来到时,义工开车带着那些人出去“上班”了。“其实就是一种糊小纸盒的工作。很简单。为的是让他们在生活中也有点事做,感觉好像和别人一样似的。”

  而更多的对弱势群体的帮助,是由NGO在社区内的服务来完成的。因为帮助弱势群体需要大量的资金,普通的社区参与已无法承担。

  在两个月的考察中,宋庆华看到的这类服务可谓五花八门。有针对移民区的建设和服务,有针对18岁以下怀孕的单身少女的帮助,有针对吸毒人员的矫正,还有针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的社区建设。而实施这些方案的大部分资金都来自政府拨款。

  “这并不是说政府不能做这些事情,而是在以往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发现,同样金额的同一项目,NGO能够完成得更好、更人性化。”

  宋庆华举了一个为低收入群体修建房屋的例子。她打出两张房屋的图片:一张古板,一张活泼;一张沉闷得像兵营,另一张看起来像翩然翻飞的蝴蝶。宋庆华说:那个让人不喜欢的,是政府建的。漂亮的,是NGO建的。

  这个项目的NGO执行者自豪地对宋庆华说:“政府修建的房屋,一看就写着‘贫穷’二字。我们用了同样的钱,盖的房子却是漂亮的,让人喜欢的。”

  他强调:“我们帮助别人,是为了让他们享受和大家一样的生活,是要让他们感到温暖,而不能让他们因为接受了帮助,失去了尊严。”

  “你想想看,每个人都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那样去维护,把邻居当成亲人那样去帮助,那是什么感觉?”

  图片和故事一个个闪过,我有些迷惑。

  “和你理解的很不同?”宋庆华问。

  “是啊,我们通常理解的社区参与,似乎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比如要有对社区管理者的投票权,要有对社区事务的决策权。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其他的内容。”

  “社区参与,其实就是公民参与的一种形式。”宋庆华解释说:“公民参与,当然不仅是政治意义的,还有生活意义的,那就是人人互相帮助,尽自己所能,为社会贡献力量。”

  在一个拉丁族裔社区,宋庆华发现了一间“女子俱乐部”,是应社区居民的建议,专门为社区内居住的未成年少女成立的。

  “里面的内容丰富极了。女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学习唱歌、舞蹈、画画儿、电脑,甚至还有织毛衣。每天的课程都不同。学习费用全部免费,教授者也都是志愿者,有社区居民,也有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

  真让人神往。

  宋庆华还碰到了一位叫叶蕾蕾的华裔女画家,一提起她,宋就赞不绝口。

  “她是费城大学的教授,12年来每天在城里到处转悠,寻找那些居住环境不好的社区,动员社区居民一起进行美化,希望以此来帮助居民建立自信。”

  宋庆华忙不迭地找出图片,啧啧道:看,这是这个社区原来的样子,简直是个垃圾堆。这是改善后的社区,多漂亮。

  叶教授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画画儿。她先给社区内的居民发纸,让他们画出心中最美的图画,然后由她将这些图画拼接起来,再交给社区居民自己,画在社区内的墙上,柱子上。

  “不需要钱吗?”

  “钱由她去找。因为通常生活在这样社区里的人,收入都不高。老太太到处进行募捐,然后买颜料、画笔,发给居民。她甚至通过这种方法培养了一个非常棒的印第安裔画家。”

  还有一些移民社区,因为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不相融,居民的精神状态都很差。在一家NGO的组织下,一个菲律宾社区的居民准备改变这种状态。他们恢复了在菲律宾的传统习惯――扎灯笼,全社区的居民共同制作,完成之后,举着自己的作品上街展览。

  “他们对我说,美国人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不住地夸灯笼做得漂亮。那个得意劲儿啊,别提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就提升了整个社区居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宋庆华看到的社区都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她说:“你想想看,每个人都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那样去维护,把邻居当成亲人那样去帮助,那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什么困难都不怕。”

  而当这种感觉外化到整个社会时,就会成为一股推动社会的动力。

  据盖勒普调查,50%以上的美国人愿意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从事义务工作。许多美国家庭奉行“五五原则”,即把自己收入的5%捐给公益组织,用5%的时间从事社区义务劳动。

  如果一个家庭搬到了新的社区,他们所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能为所生活的社区做点什么”。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到当地的志愿者组织报到,说明他有什么技能,愿意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愿意从事志愿服务的时间。志愿者组织就会为他安排服务内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就社区参与做过专门的论文。他评论道:“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但人们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并不意味着他认同这个社区,将这个社区看作是自己的,对这个社区有感情的投入。所谓认同,是指一种‘我们的’意识的形成,对这个‘我们’有一种感情的投入。”

  宋庆华说:“社区参与,说起来,大多数都是小事,但作用却很微妙。它让大家有凝聚力,让大家都对自己周边的事情有责任感。有了这种感情,看到垃圾就会捡起来,看到践踏草坪就会制止,看到不法行为就会报警。因为,这个社区,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

  值得高兴的是,社区参与行为在中国已日渐兴起,很多社区都已直选自己的居委会主任,大家共同商讨社区内的公共活动,而社区居民也在这种种初现的参与活动中,感觉到了快乐。

  正像《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发展报告》中一段话所说:“我们被一种力量所感染。这是社会的力量,这是人民的力量。当个人愿意把他的权利和选择融入社区生活的起伏之中的时候,我们至少知道,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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