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我与我的世界》后，柳哲“自己的世界就改变了”。

　 这是他的同乡先贤曹聚仁的一部回忆录。那时，柳哲还在读中学。学校图书馆不要什么借书证，里面的图书只要耍些小“手腕”，就可据为己有。

　 《我与我的世界》绘声绘色描述了柳哲的家乡金华，其中提到许多风俗。柳哲感到亲切无比，如获至宝 。于是，借出这本书后，他谎称丢失，在赔了好几倍的书款后，总算把它留在自己手边。

　 直到今天，说起这件事，柳哲还是不好意思。他搓着手，别扭地笑着，一个劲儿强调：“我后来捐了好多本关于曹聚仁研究的书给他们。不少呢！”

　 这部书，伴随了柳哲的整个高中阶段。他没能考上大学。在老家工作数年后，柳哲只身来到北大。他想“做一个像曹聚仁那样学识渊博的人”。

　 1996年3月，柳哲在老乡引荐下到北大中文系办了一门课的旁听手续，然后就兴冲冲地拿着旁听证到图书馆去办借书证。

　 “旁听生不能办借书证！”柳哲被一棍子打晕了。他在一瞬间从“满心欢喜”变成了“心在哭泣”。难过之后他自嘲：“咱毕竟不是正规学生啊。”

　 多亏老乡帮忙，为他开了一份进修教师的证明，才算可以办借书证了。

　 柳哲当时的全部家当是3000元。起先他托关系住在研究生宿舍，每月交120元。但他很快就发现“不妙”：这个“便宜”对他来说并不“便宜”，他需要更便宜的住处。有一天，他发现第二教学楼后面有一间小储藏室，只有四五平方米，一拧，门居然没锁，里面空空如也。

　 总算找到不花钱的地方了！柳哲找来几块木板当床，正式入住这个被他命名为“静心斋”的储藏室。白天他泡在图书馆看书，夜晚他点着蜡烛在“静心斋”写东西。

　 “其实挺怀念‘静心斋’的。一个人看书写东西，多好啊！现在，喏，一大家子。”12月9日，坐在北大东门外租来的平房里，柳哲朝隔着帘子的里间努了努嘴。里面有他的妻子、女儿和父母。

　 柳哲的妻子也是从外地来北大旁听的。4年前，他们相识；1年后，他们结婚。

　 他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刚入住“静心斋”时是9月，“静心斋”名副其实，可越往后越难熬，“静心斋”变成了“寒冷窟”。“直到后来，墨水瓶里的墨水都结冰了。”

　 慢慢长夜，柳哲披裹着棉被，读书、写字，他坚信总会熬到春暖花开。但12月的某个夜晚，“静心斋”的门被撞开了，几道电筒的光束劈头盖脸射向柳哲。保卫处的人带走了他所有的证件，让他第二天去领。人一走，柳哲在黑暗中哭了起来，一直哭到枕巾都湿透了。

　 次日一早，柳哲来到保卫处。他被告知，不准再住在储藏室里，并发还了他的身份证。可柳哲真正上心的是借书证。但保卫处毫不通融，坚持借书证必须没收。

　 此事过后不久，有教授介绍柳哲到北大出版社担任校对。他向出版社申请了介绍信，又找到一位好心的编审担保，在向图书馆交纳了200元押金后再次拥有了一张借书证。

　 柳哲终于又可以整个白天泡在图书馆了！但接下来那段日子，他穷困潦倒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无奈之下，他主动退还了借书证，取回200元押金。“没有办法啊，总得吃饭吧。”柳哲满脸唏嘘。

　 有段时间，柳哲想写一本《“北大边缘人”的故事》。故事是现成的：他、他的妻子，以及许多怀着他们这样梦想的人。如今，书虽没写出来，并且从此他再没拥有过图书馆的借书证，但他依旧住在北大的“边缘”，屋里摆放着曹聚仁的青铜像。他说：“那些都是当年的事了，老提‘北大边缘人’的经历，不大好吧，人家会以为我现在还那么窘迫呢。这会影响到我现在的事业。”

　 柳哲所谓的事业，眼下主要是两项，一项是筹备“两岸和平统一民间纪念馆”，因为曹聚仁当年曾致力于沟通两岸；另一项是姓氏文化研究。他给记者看了自己写的《致海内外柳氏宗亲的一封信》和《“唐宋八大家”后裔的大发现》，带着欣喜又像是寻求肯定的口气说：“搞好了，这会是一项文化产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