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葛全孝家里来了一拨“特殊”访客。他们是北京的教授、博士，到这里做田野调查。

　 葛全孝是个农民，家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县金江镇吾竹村。对这个位于金沙江边的小村子来说，眼下正是一年中最适合社交的季节―――小麦在一个月前就播种完毕，直到来年收割前，几乎不需要打理；每户人家的院子里，硕 大的南瓜堆得像小山一样；串起来的玉米棒子在阳光下散发出金子般诱人的光芒。

　 确切地说，北京的教授们是被葛全孝吸引来的。10月27日，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开幕。葛全孝的一篇论文《水坝建设与原住民的参与权》，被收到大会论文集中。

　 此前，葛全孝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村民。他原本应该坐在家里，看看电视新闻―――毕竟，一个联合国主持召开的会议，和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表面上没什么相干。

　 可葛全孝偏要自费跑到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不仅如此，他还像那些专家一样提交论文，而且居然还被印刷出来。

　 在会场上，葛全孝拦住每一位挂着记者胸牌的人：“你好，我是虎跳峡的‘潜在移民’。我想向你介绍我们那里的真实情况。”

　 许多记者开始并没多少兴趣，只是出于礼貌放慢脚步。但很快他们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围着这个戴着褐色翻边牛仔帽的矮个儿老汉问东问西，甚至错过了对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访问。

　 葛全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最近，听说虎跳峡要筑坝，工程将淹没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大量农田，需要移民近10万人。我认为我们当地居民应该参与到决策中来，因为我们是虎跳峡水电站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此前几年，国内反对虎跳峡建坝的声音已不绝于耳。参与辩论的有政府、NGO、还有媒体，但从来没有农民。“他们讲要保护动物、植物，可人才是最重要的，人不需要保护吗？”葛全孝质问。

　 葛全孝带来了自己用“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不专业，但绝对真实：金沙江边富庶的链珠般的冲积扇坝子；布朗族老太太提起移民老泪纵横；阻断大江的水坝像是“地球的癌细胞”；水电站移民成为捡垃圾的“大军”；泥泞的移民路，等等。他试图用影像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好让那些没去过他家乡的人们产生直观印象。

　 活跃在会场上的葛全孝引起大会主持人的注意。在招待晚宴上，他被邀请坐到贵宾席上。葛全孝趁便向身边的政府官员发问：“中央下发过许多文件，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监督权。要建电站，要搬迁整个村子，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村务么？我们不该有参与权吗？”

　 有报道称葛全孝是“另类农民”。“我喜欢这个称呼。”他哈哈笑着说。正是这些言论和报道，引起北京的教授们对葛全孝的关注：一个57岁的普通农民，怎么会有如此觉悟和见识？一位搞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特意来搜集关于葛全孝的材料，作为案例研究。

　 “事实上，我在NGO的帮助下，一点点认识到了大坝和我们的关系。”今年早些时候，一些NGO成员来到吾竹村，为即将举办的“大众流域”学习班招募学员。作为村里有威信的长者，葛全孝被推选出来。那时，葛全孝对电站的全部了解就是：政府说了，建了电站，农民就会富起来。

　 2004年7月，葛全孝来到丽江参加“大众流域”学习班。主题是“水坝建设和移民可持续发展”。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位来自漫湾和小湾的移民代表。

　 漫湾水电站开工至今已有18年，是云南省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之一。葛全孝曾以为漫湾的农民靠着电站都发了财。当他听说那里的很多村民现在靠捡垃圾为生时，他愣住了。

　 学习班结束后，葛全孝带着村里几个人去漫湾考察。现实的情形并不像当时所宣传的那样“漫湾电站发电之日，便是漫湾老百姓富裕之时”，库区移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比电站建设前的生活有所下降。

　 事实是：移民补偿款根本不够安置。等到真要移民时，物价飞涨，叫辆车要上千元，洋芋每斤要卖到六七元，待搬完家后已发现兜里一分不剩。

　 事实是：很多移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惟一的收入来源，只好靠捡垃圾为生；迁往高海拔地区的移民，获得的赔偿土地十分贫瘠，收成少得可怜。

　 事实是：今年云南省审计厅查出，国家给予漫湾水电站库区维护基金和后期扶持基金被挤占挪用546．44万元，对移民的扶持资金未能到位。

　 葛全孝拍了很多照片给村里人看，又请漫湾的移民代表到吾竹村进行现身说法。“这叫伙伴教育。”葛全孝说。从学习班回来，他嘴里出现好些新名词。譬如，他学会用“社区”来替代“我们村”。

　 现在，葛全孝注意收集和移民、建坝有关的所有资料。《大坝经济学》、《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等书籍、论文，他都认真学习过。

　 有一次，葛全孝在昆明某单位看到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一篇文章。文中称，建电站要科学论证，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葛全孝立刻向人讨要了这份报纸，回来复印80份，分发给村民学习。他觉得潘岳的文章“和我们的观点一致”。

　 这个农民曾经读过大专。改革开放后，他放弃在城里教书的工作回到农村，因为“相信政府的政策可以让农民富起来”。在村里，他是公认的“民间领袖”。

　 10多年前，四邻八乡都在收取一种务工费，每人5元。收到葛全孝家时，他查了文件，发现那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取的费用。他拒绝缴纳：我又没有进城打工，你凭什么收费？并教训道：“你得依法办事。”对方悻悻地说：“你总说依法依法，可是能依法办事的干部我们这里还没生出来呢。”

　 1997年，一家铅锌化学选矿厂把有毒废渣直接倒进吾竹村的水源地，造成人畜中毒，上千村民去找乡政府要求解决。

　 乡领导被这阵势吓着了，找葛全孝问计：“葛叔，你看怎么解决？”葛全孝果断地提出3点意见：立即停止选矿厂对水源的污染；请专家对水质进行鉴定；给全体村民做健康检查。

　 葛全孝带着乡干部上山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没有被污染的新水源。为保证人畜饮水安全，乡政府答应为每户人家接水管。其中有一家离村子很远，乡领导想私下给点钱算了，葛全孝不答应：“这是每户人家的权利，你必须给接通。”结果，为了给这户人家接水管，光是水管就足足装满了5部拖拉机拖车。

　 饮水问题解决了，葛全孝和几个带头的村民却被公安抓走了。他被拘留了21天，每天去看他的村民络绎不绝。连看守都奇怪：从来没见过坐牢的人享受这等待遇。

　 葛全孝被释放那天，村里上千人夹道欢迎。事后，村民们在龙王庙里立了块牌匾，记载这次事件。其中有句格言：“民不懂法民之哀，官不依法国之哀。”

　 葛全孝是个普通农民，每天早起干活，晚上像当地所有人一样，围着火堆取暖。但他又不像普通农民，满脑子装的是法律。

　 “20年前漫湾移民时，国家还缺少相关经验。有的农民走的时候，没有拿到补偿就被强迁。地方政府和水电公司往往打着国家大局、多数人利益的旗号，农民在不知情、没有参与权的情况下吃亏上当，签下不利于自己的协议书。问题发生后，律师却找不到一部能保障移民合法权益的可适用的法律。”他说。

　 在联合国此次北京论坛上，葛全孝对一位专管移民的干部进言：“希望国家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出台有关移民法，特别是非自愿移民法，从法律上保障移民对水坝建设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尽管虎跳峡电站尚未正式批准，但葛全孝及村民们已感到水电商们迫不及待的脚步了。今年2月，《迪庆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虎跳峡电站》的资料性小文章。之后，吾竹村、虎跳峡镇等村镇来了一批人，到村民家中测量房屋、地基。金安河电站在国家批准之前，已经开工建设。虎跳峡附近的大山里，施工队日夜赶工，葛全孝根据经验判断，这是在为确定大坝选址做勘探。

　 “里程碑似的坝址、坝桩，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上，它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阻碍了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的经济发展。”葛全孝在论文里这样写到。

　 他说：“水电商将移民费用包干给政府，政府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移民，再让移民进入市场经济。一个水坝的建设，采用两种经济制度，这对水坝移民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他建议：“解决移民问题，要么用计划经济手段，移民的生产、工作、生活全部由地方政府包干到底，而且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原有水平；要么用市场经济手段，保障移民的合法权益。让移民用自己的生存条件与水电商谈判，分享水电带来的利益。”

　 葛全孝在联合国北京论坛上活跃的表现，招来水电开发商们的不满。会场外，一位水电企业老总反问，他就能代表所有农民的意见吗？更有人暗示，作为“潜在移民”，葛全孝宣传“反坝”是为了“扩大影响，好在移民时获得更多补偿”。

　 葛全孝听后哈哈大笑：“欢迎你们到金沙江边去，你们可以进任何一户农家去问，看他们愿不愿意搬迁？”

　 北京论坛结束后，葛全孝家“不请自到”的客人川流不息。有记者、有专家、有做社会学研究的博士、有NGO的志愿者，他们或采访，或研究，或在附近乡镇做独立的田野调查，但所有观察结果，与葛全孝的观点并无出入。

　 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指着土地说：“我们卖了地，可能够我们吃一辈子的，但是儿子辈呢，孙子辈呢，他们吃什么？我们不能卖掉子子孙孙的利益，让他们骂我们。”

　 葛全孝补充说，大坝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到时候，大坝可以拆除，可是我们富庶的土地再也回不来了。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博士，在葛全孝家住了三天，他兴奋地对记者说，在老葛身上，你可以看到一种希望。一个普通农民，用合法、有效的办法，积极地和政府沟通，希望能够影响决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到问题发生才找政府解决。

　 他对葛全孝说：“老葛叔，你要相信，你正在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