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湖北黄冈市的黄梅县并不富裕，县里的大河镇中学更显得寒酸：没有气派的校门，嘟嘟轰鸣的“麻木”（出租摩托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学楼下。用了近20年的教师宿舍楼墙皮一块块地卷起，碰一下就成了粉末。狭窄的楼道上摆满了杂物，晾晒的衣物像万国旗随风飘扬。

　 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的办公室就挤在宿舍楼二楼。2003年3月一天的上午，《鄂东晚报》三名记者从麻城市“转战”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有几个人在办公室打麻将，”《鄂东晚报》记者陶志东说，“我们随便问了一下学校收费的情况，胡校长给我们看了收费的条子。”

　 几名记者注意到，条子是学校的内部收据。临走的时候，他们还和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这儿天高皇帝远，日子过得不错呀。”

　 记者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面见校长之前，他们随机找了几名学生询问学校收费的情况，下午，一篇名为《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隆重推出，但记者并没有急着向报社发稿，而是主动请胡校长前来“看稿”。

　 “他以为是表扬稿，一开始还说要请我们吃饭。”陶志东说，看到我们的稿子，他先是发呆，后是发抖，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还年轻！”

　 “我们报社现在很困难，相互支持一下吧。”记者们开了个价：1．8万元，做三个整版的宣传。我们拿着报社的正规发票，随时可以开。

　 1．8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四处托关系，最后找到《鄂东晚报》一位老总。老总回复：“写稿子是记者的权利。我还向你透个底，这个人写稿很厉害的。”

　 找关系，请客说情，一番讨价还价，大河中学最后咬牙出了1．2万元。

　 “我们管这种采访叫‘搞项目’或者‘办案’。”陶志东说，“刚开始时大家心里还没底，后来多了就知道怎么办了，有了好项目还相互瞒着。”

　 《鄂东晚报》记者“搞项目”、“办案”始于一次严厉的治理教育乱收费行动。

　 2003年2月，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教育部开始了一次大整顿，部长周济首次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省内各地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2月中旬，黄梅县有6名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3月24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提出“谁主管，谁负责”。

　 与此同时，《鄂东晚报》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一场特殊的“新闻战”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那天报社召集所有人员开会，一位老总开始讲报社的困难，分析了当前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形势，然后提出了以打促谈搞创收的方案。”陶志东回忆说，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会上，报社老总把黄冈市的11个县区划成几个片，每片安排2至4名记者。会后，记者编辑们自己又进行了微调。

　 为了更好地制造舆论氛围，行动前一天，《鄂东晚报》刊发了教育部、湖北省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校长因乱收费撤职的新闻。一名记者采写的《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了显著的位置，并详细标明《鄂东晚报》所在的黄冈地区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临上“战场”前，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数份本期的报纸，还有从报社财务部门领取的一沓沓空白发票。

　 记者们都很兴奋，“有报社撑腰，创收不成问题。”

　 几名曾经参与这一活动的《鄂东晚报》记者向本报介绍了他们“办案”的手法：先选定学校，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钱，一共有多少学生，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当天写完稿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当校长哀求不要发稿时，提出“报社困难，相互支持”，谈妥价钱后以“宣传费”或“订报费”名义开具发票。

　 “我们要钱有一个标准，比如这个学校多收了10万元，我们最低要1万元，因为还有其他单位向学校要钱，我们要多了学校也拿不出来。”

　 几名原《鄂东晚报》的记者向本报记者说，2003年2月到3月，《鄂东晚报》记者借着“治理教育乱收费”四处出击，以曝光要挟学校，除了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外，几乎所有中小学无一幸免。“黄冈中学校长名气太大，我们搞不动。”

　 英山县也是一个例外，在11个区县中，英山经济最不发达，学校实在拿不出钱。

　 《鄂东晚报》记者说，受灾最严重的是黄梅县，记者去了好几拨。

　 “行动中，我们不断接到老总的电话，询问我们的进展，通报其他组的战果，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陶志东说，即使过了很长时间，报社一位老总还在大会上说，“我在家睡不着觉的时候还在想，黄梅县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搞？”

　 经济效益是可观的。一般一路记者走两三所学校，会带回1万多元现金，一时拿不出钱的学校也要谈好宣传方案。十几天的时间，报社创收近20万元。

　 “教育部部长周济被我们利用了。”一位《鄂东晚报》记者说：“我估计，报社一年从学校搞来的钱就有100万元。”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最近又有什么项目？”这句话几乎成了2003年《鄂东晚报》记者见面时说得最多的问候语。

　 “你真狠！”这是对创收多的记者的由衷赞叹。一些创收成果丰硕的编辑记者还被推举为“金牌杀手”。

　 但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记者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鄂东晚报》的所作所为已经和新闻职业道德格格不入。

　 为了让校长甘心掏钱，报社总编在发稿单上虚张声势地写上“此事很严重，以内参形式报温家宝总理、周济部长”等批语，然后交给记者恐吓当事人。

　 为了更多地创收，相当多的批评稿、问题稿被“换糖吃了”。而为了给出钱的学校一个交代，一个个冠名第一的学校宣传不断推出，导致很多读者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鄂东晚报》的报道。

　 2003年3月的集体行动后，创收活动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今年7月，一名记者获得一名公务员涉嫌嫖娼的新闻线索，《鄂东晚报》老总立即指示先写稿子，然后在发稿单审处意见上写明：“此问题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从严治理，此件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等单位。”

　 这名公务员看到这样的批示后，不敢怠慢，连忙给报社交了3000元了事。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直到现在，原《鄂东晚报》蕲春记者站记者熊军武还记得晚报老总在记者会上的讲话。

　 熊军武说，“我们过去也搞批评报道，那时候最有名的一篇是《某县法官卖证据》，全国轰动，记者也追求写好稿。”

　 因为热爱写作，2002年5月，熊军武进入《黄州晚报》，当年8月《黄州晚报》更名为《鄂东晚报》。今年5月，他却选择了主动离开。“我觉得这么搞下去，晚报早晚要出事。”

　 熊军武也有一次“配合”总部记者创收的经历。

　 今年4月，《鄂东晚报》接到一条线索，蕲春县某中学4名学生因被怀疑偷东西，被学校罚款1000元至2000元不等。

　 “报社派来了一个金牌杀手，调查出学校没有证据，也没有人到派出所报案。”熊军武说，“杀手”叫我约校长谈怎么处理，大家分工，他们做恶人，我做好人，讨价还价时，我就替学校说话，看在我的面子上少要一点吧。

　 最后，学校签了5000元的宣传费。

　 可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鄂东晚报》的操作方式了。一名熟悉的校长当面对熊军武说，“晚报就是你们的摇钱树和敲门砖”。

　 “记者在老百姓的心里还是高尚的，可这样搞不要说报纸黄了，我们连做人的机会都没了。”陶志东说。

　 陶志东认为，《鄂东晚报》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很多单位都认定，晚报记者采访什么负面新闻，无非是为了钱，给钱就能摆平。

　 陶志东说，《鄂东晚报》绝大多数记者是有使命感的，可自己心里也清楚，人家表面上对你陪笑脸，因为有短处在你手里，可背后会骂你什么东西！

　 “所以记者平时聊天时也自我安慰，马克思都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晚报也是在进行原始积累吧。”

　 主题词：创收

　 但陶志东等人认为，自己参与报社组织的新闻创收，并不是“瞌睡遇到枕头”，内心也是矛盾的―――搞这种事良心上过不去，不这样搞钱又没法生活。

　 今年30岁出头的陶志东对新闻非常热爱，尤其喜欢搞深度报道。几年前，《鄂东晚报》招聘记者，陶志东开始了他喜爱的新闻事业。后来成为一个部室的副主任。

　 《鄂东晚报》为《黄冈日报》的子报，1997年创刊。1999年到2001年，报社首次面向社会招聘员工，通过努力，报纸从4版扩为8版日报，发行量也从数百份上升到3000多份。2002年改名后策划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扩为12版，发行量达到近7000份（另有一份《教育导刊》近1．2万份）。同时，晚报的发行网络和电脑办公网络建成。

　 2002年底，由于种种原因，《鄂东晚报》陷入资金困难，领导班子改组，办报思路发生急剧转变，从总编、部门主任到记者编辑、校对，人人有任务，个个抓发行，创收成了众多文件、会议的主题词。

　 也就是这时，陶志东的新闻梦被击碎了，因为他首先要生存。

　 《鄂东晚报》2003年10月28日发布的《驻地记者管理考核办法》规定，驻地记者每月浮动工资800元，其中200元与新闻工作挂钩，300元与发行工作挂钩，300元与广告挂钩，完成规定任务的足额发放，完不成的按比例发放。

　 《鄂东晚报编辑部2004年部室创收规划》更是详细规定，2004年全年创收总任务为190万元，各部门每人上交的任务，最低1万元，最高16万元，普通记者2万元，老总5万元。

　 《鄂东晚报》规定，黄冈市区记者创收提成为23％，各县记者创收提成25％。

　 一方面是严格的创收考核，一方面是高额的提成，在双重刺激下，《鄂东晚报》上下动员，借治理教育乱收费迎来了一次“繁荣”。记者注意到，《鄂东晚报》以教育报道为主的“教育导刊”、“教苑”上，几乎每条新闻后面都有一块广告，写着“某某学校协办”字样，这一现象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到2003年年底，发行量和广告纯收入都成倍增长。

　 然而，在经过2003年以学校为重点的创收之后，多数编辑记者开始难以完成任务。

　 2004年1月7日，《鄂东晚报》发布2004年发行考核办法，提出“三个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线包干责任制，做到黄冈市区的市直、区直及所属单位不留空白；实行部室分校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学校不留空白；实行投递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做到市区内的社区、居民区不留空白。

　 奖惩是严格的。2004年5月10日，《鄂东晚报》印发了《关于对前4个月创收任务进行结账的决定》，对没有完成任务的许玉容等6人停发工资和福利，杨彦等2人每月暂扣工资50元，占月红等3人每月暂扣工资100元。

　 《决定》还“希望晚报全体工作人员以晚报为家，以事业为重，努力完成晚报分配的各项任务，停薪和减薪的人员要迎头赶上，争取在二季度完成创收30％的任务。”

　 同时，“为进一步确立以效益质量为首要考核目标的考核机制，经晚报总编办公会议研究，并经报社（指《黄冈日报》）领导批准，拟在下一阶段对以创收为主的部室实行以进度进行工资分配的制度，对新闻、后勤部室继续实行现有的考核办法。”

　 尽管如此，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还是越来越多。截至今年9月30日的创收情况汇总表显示，《鄂东晚报》总共47名人员中，有32人没能完成任务的60％，其中19人甚至没有完成40％。

　 也就是说，按考核办法，超过一半的员工难以领到800元的工资，个别人甚至半年来没有从报社领到一分钱。

　 “一旦追查起来，记者成了报社的替罪羊，晚报和日报领导什么事都没有”

　 “整个黄冈有钱的单位就是那么多，不可能一遍一遍地搞钱。”一位记者分析说。

　 熊军武2004年的任务是订报500份，创收4万元。因为不愿意用新闻创收，他屡屡完不成任务，大会小会受领导的批评。2004年5月，他选择离开报社。

　 “有一定权力、社会关系广的人还能想办法完成任务，你说我们这些普通记者怎么完成任务？”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鄂东晚报》记者感到兔死狐悲。

　 2004年5月，有人致信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举报《黄冈日报》违规在黄冈各县设立记者站，同时举报《鄂东晚报》驻浠水记者进行新闻敲诈。

　 浠水县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向本报记者反映，一些记者什么都没有，靠一本发票起家，到处敲诈拉广告、赞助，浠水县实在不能忍受这种盘剥了。

　 接到反映后，俞正声批示要求严查。《黄冈日报》撤销了驻各县的分站，《鄂东晚报》则声明驻浠水记者的敲诈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予以除名。

　 而实际上，就在事发前一个月，这名记者因“在2003年度中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被评为先进驻地记者”。

　 不仅如此，2003年3月26日，《鄂东晚报》也通报表扬了这名记者，“在采访中有理有节，廉洁奉公，多次拒绝被采访单位的礼金，在浠水县树立起《鄂东晚报》驻地记者的良好形象。”

　 “一旦追查起来，记者成了报社的替罪羊，晚报和日报领导什么事都没有。”记者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2004年10月22日，陶志东等《鄂东晚报》17名以中层干部为主的编辑记者集体签名递交辞职信。

　 辞职信说：从2003年到今天，报社抛弃新闻道义和新闻纪律，采取卑劣手段抓收入，将报纸带入了一个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人心涣散的危险边缘。工作的绝对重点放在了创收上后，创收成为对员工惟一的衡量标准。全体工作人员一心搞创收，反而忽略了本职工作：编辑、记者都成了广告员。为了搞广告写工作报道、为了搞广告写表扬稿、为了搞广告，批评稿要用以“敲诈勒索”，何谈报纸质量？

　 记者们指出了晚报存在的问题：

　 一是领导层指导思想偏移，全社均以创收为出发点，报纸质量也为创收让路。

　 二是人员配置和机构设置误区，以部室为单位的创收考核，使小集体利益损害报社整体利益。

　 三是晚报领导决策和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

　 “这都是过去的问题”

　 这是最激烈的一次抗议。过去，记者们一直在试图提出不同意见。

　 熊军武说：“报社领导开会时问的都是钱带来了没有，根本不问业务。只要我们提意见，领导就说，算了算了，散会！”

　 陶志东等17名年轻的记者编辑也曾寄希望于改革。“但目前，《鄂东晚报》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着实令我们感到困惑和忧虑。前段时间改革的雷声让我们一度看到了些许希望，但最终的结果却令我们大失所望。”

　 在陶志东等人看来，集体辞职的真实目的是想触动日报社党委，尽快改革。但在《鄂东晚报》和《黄冈日报》领导看来，这是在泄私愤。

　 2004年11月24日，黄冈日报社向湖北省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原鄂东晚报个别记者违规违纪行为处理情况的汇报》认为，极少数记者利用曝光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新闻敲诈，大部分发生在2003年初，少数发生在今年7月份前，这些问题“我们早已采取措施给予了严肃处理和认真整改”。

　 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领导多次向本报记者强调，进行新闻敲诈的只是极少数本来就表现不好的记者，这些事情和报社领导无关。

　 2003年以前，《鄂东晚报》总编助理杨辉是记者部主任，他肯定地对本报记者说：“我当记者部主任时，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记者进行敲诈的事。”

　 记者问：“如果说2003年以前没有记者敲诈，为什么2003年一下出了两三个你们认定的敲诈记者，难道是报社风水变了吗？”

　 沉默了几分钟，杨辉说：“应该这么说，我不能保证2003年以前没有，但都是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至于《鄂东晚报》总编在发稿签上写上“此事很严重”等批语，配合记者敲诈当事人的说法，分管《鄂东晚报》的《黄冈日报》副社长雷电也予以否认，他认为写这样的批语只是因为总编辑“政治上不成熟”。

　 《黄冈日报》社领导还认为，陶志东平日表现不佳，报社领导对其不良行为多次进行批评教育，直至做出开除处理，“他个人发泄私愤，主动联系记者前来采访。同时，他将已做处理的问题又重新抖了出来，欲将责任推卸到报社及个别领导身上。”

　 《鄂东晚报》总编辑蔡群也否认授意记者进行新闻敲诈。他说，“中央政策我们当然要登，但并不是用来恐吓别人的，记者不能把心思想歪了。”

　 “有记者反映采访时是带着发票下去的，为什么这样？”记者问。

　 “我不敢肯定他们带着发票，因为我不分管财务。但如果是广告经营带发票很正常。”

　 陶志东等人予以反驳：“当时我们领发票时需要登记发票号，而且有十多个人同时领，报社领导不可能不知道。”

　 “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

　 黄冈市目前有两份报纸，一份是《黄冈日报》，一份是其子报《鄂东晚报》。

　 据了解，《鄂东晚报》现在的发行量不足1万份，覆盖人群有限。在黄冈及其区县，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楚天都市报》。而为了争夺黄冈及周边地区市场，今年9月，《楚天都市报》开辟了《鄂东新闻》，每周二、五各出8个版，对早已危机四伏的《鄂东晚报》造成了极大压力。

　 蔡群也对本报记者说，自己2002年年底接手总编辑时，《鄂东晚报》已经陷于停顿，4个月的工资没有发，4个月的印刷费没有付，每年还要向《黄冈日报》上缴2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广告经营任务显得很重。

　 “报社要创收，我们可以理解，但关键是采用什么方法。”在陶志东看来，给每个编辑记者甚至校对人员下达创收任务，甚至报社上下配合“以曝光促发行”的手段，并非《鄂东晚报》独有。

　 陶志东举例说，一次开会晚报老总介绍兄弟媒体经验时说，湖北某地市级晚报刚创刊时，联系当地公安订两千份报纸，被婉拒。该报集中火力，只要公安部门、社会治安出了什么事就大报特报，没有两个月，公安服了，乖乖地订了两千份报纸。

　 陶志东对本报记者说，“我和其他晚报同行交流，很多做法是心照不宣的。”

　 无独有偶，2003年11月7日，蔡群签发的《紧急致各县市驻站记者的一封信》，也透露了向兄弟媒体学习的信息。

　 蔡群特别强调，“前不久，我和日报领导到山东最穷的菏泽考察，该市每个县级驻站记者每年完成的上交报社的广告收入，少的有18万元，多的有40多万元。”

　 蔡群向驻站记者呼吁：“日报明年也将派出驻站记者，规定每年完成广告任务是15万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完成合同的广告和发行任务呢？”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这是新闻职业道德下滑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认为，无论是《鄂东晚报》的硬敲诈，还是强行拉赞助、拉广告的软敲诈，都严重败坏了新闻职业道德。

　 郑保卫教授日前参与了一项媒体职业道德的调查。他惊奇地发现，相当一部分记者、编辑甚至报社领导，对记者收红包已是见怪不怪，他们反问，“这难道还是问题吗？”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后，11名记者受到矿主贿赂没有进行报道，从某种程度看，《鄂东晚报》的做法与其类似，郑保卫教授称之为“有偿新闻”出现了变种―――有偿不新闻。“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话语权是党和政府的。有偿不新闻也是利用公权为小团体或个人牟利，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郑保卫教授还认为，从《鄂东晚报》暴露的问题看，黄冈市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对其报业格局的调整。“办报要考虑经济大环境，不能适应市场的要予以淘汰。”

　 黄冈市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革命老区，总人口72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99．99万人，下辖11个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有3个。2004年黄冈市统计年鉴显示：全市工业企业单位651个，其中小型企业618个，大型企业仅一个。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15．95亿元，而财政支出则为30．91亿元，属典型的吃饭财政。

　 订报需要钱。黄冈市2003年市辖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支出为4638元，其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支出市辖区为849元，而全市仅为318元。相对来说，《鄂东晚报》一年188元的定价显得偏高。

　 “都市报靠市场生存，经济不活跃就不会有足够的广告，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报纸就难以生存，一些报纸为了生存开始不择手段，这也是中央整顿报刊时取消县级报纸的重要原因。”郑保卫说，“地市级都市报更是不上不下，要想根本杜绝《鄂东晚报》事件，区域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报纸格局一定要调整。”

　 沉默的大多数

　 从2003年初到现在，陶志东都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到学校等单位“办案”让他感到心灵的煎熬，另一方面不按报社要求搞钱没法生活。最终，他选择现身说法，“面对曾被敲诈的对象和喜爱晚报的读者，说出来心里会轻松些。”

　 但与几名记者截然不同，相关学校和相关单位都对此闭口不谈。

　 黄梅县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和本报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记者问：“《鄂东晚报》三名记者到学校采访过吗？”

　 答：“来过。”

　 “他们是不是给你看过一篇《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的稿子？”

　 “好像写过一篇什么稿子，记不清了。”

　 “他们是不是带着发票来的？”

　 “是。”

　 “记者有没有向你们要钱？”

　 “要过，但不是因为稿子。记者代表党的形象，他们希望我们搞宣传收宣传费，报社的收费标准我也不清楚。”

　 在另外几所学校，学校负责人干脆回答：“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想提了。”

　 同样，一些县教育局负责人也采取了回避态度。

　 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南金辉说：“实行一费制后学校收费环境不是很好，可能有个别记者利用学校害怕曝光的心理敲诈，不过我个人没有接到学校的举报。”他指了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主任汤兴良，“我好像听汤主任说过。”

　 汤主任连忙更正：“我跟晚报没有打过交道，也是听别人说的。”

　 陶志东说：“这很正常。学校不愿意说一是当初确实有短处，花钱消灾。二是报纸还在，说出来将来有麻烦。”

　 一位县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话也印证了陶志东的判断。“我们毕竟还要和《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打交道。反正我的意思你都明白，就不要找学校和教育局了。”

　 但陶志东还在坚持向媒体说出真相。

　 10月22日、23日，报社两次紧急约见辞职人员，要求大家无条件回到工作岗位。

　 10月25日，由于态度坚决，陶志东和另一名记者被《鄂东晚报》批准辞职。同时签名辞职的17人中还有包括出版部主任何志勇等5人离开，其余10人继续在晚报工作。

　 11月22日，颇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披露了《鄂东晚报》新闻腐败的问题。

　 几天后，《鄂东晚报》在媒体发表声明，称“陶志东违规违纪，报社在原同意辞职的基础上予以开除。《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11月26日，蔡群被免去《鄂东晚报》总编辑职务。

　 11月28日，陶志东要求《黄冈日报》社就“开除声明”致歉。报社答复：你伤害了报社，报社也伤害了你，大家都算了吧！

　 11月30日，《鄂东晚报》发表《致读者》的公开信，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新闻采编队伍。”

　 问题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