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7表现出来的冷淡态度中可以预见，13日开幕的“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会议可能不会制造出多少意外惊喜。几个月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七家足球俱乐部（G7）联手挑战中国足协的权威，已成为足球泡沫破灭之后事关中国足球命运的最吸引眼球的事件。

　 2004年是中国足球的冬季，春天能否到来，就取决于 这场博弈究竟如何演变。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男足冲击奥运会、世界杯先后失利，而邻国日本、韩国的职业化改革取得了成功，日本足球整体水平大幅提高，韩国则一直保持在亚洲的领先地位，这些促使中国足协下定决心进行职业化改革。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甲级足球队都变成了俱乐部。这种有力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激活了球市，火爆的球市吸引了众多投资人的目光。

　 但是，为官要政绩，在商言利润。足协和投资人的利益殊途一开始就注定合作必定磕磕碰碰。

　 改革之初，球市繁荣掩盖了一切。投资人方面，由于球市看涨，不愁没有下家接手，多数投资人对俱乐部自身收益与否并不在意，这直接导致了数年后俱乐部费用暴增，足球产业日益成为投资黑洞。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并未对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做好理念指导和政策操作上的准备，而是抱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功利心不放，豪赌世界杯和奥运会，对黑哨、假球、赌球等丑恶现象视而不见。

　 恶因怎会有善果？国奥队失利、女足受辱、国足兵败，还有萧条并且混乱的中超元年……面对这一切，投资者预感到血本无归的可能。于是他们选择揭竿而起，以北京国安罢赛为导火索，七家俱乐部结成联盟对足协发难，而中国足协自然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其权威……至此，博弈局面正式形成。

　 从理论上讲，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种形式，能达成新协议的称为合作博弈，不能达成的则是非合作博弈。现实中的这场官商博弈究竟演变为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关键就在足协和投资人之间还能否找到这个均衡点。双方的初次合作源于看涨的球市，如今球市的下跌反而使双方都被套牢。对于足协来说，球市至少是一项政绩工程；而对于投资人，球市则是能够全身而退的砝码。所以均衡点仍然是球市。一旦失去球市，中国足球将一文不值，认识到这一点，足协和投资人就有可能坐在一起共商救市大计。而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则决定了他们必定会坐到同一条船上共谋发展。

　 中国足协在中国足球运动中的地位有法可依。我国体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对本项目的运动员实行注册管理。经注册的运动员，可以根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参加有关的体育竞赛和运动队之间的人员流动”。第四十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法律赋予的权力就是中国足协的王牌，作为代表中国的国际足联会员和亚足联会员的中国足球协会，自然应在中国足球的各项事务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旦脱离了足协，投资人的俱乐部就将失去参加国内国际足球比赛的机会。

　 然而，投资人的资本优势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足球的发展离不开资本，足协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没有足够的资金，即使有足够的资金也不能直接经营俱乐部，因为这就等于走回了“政企不分”的老路，必须依靠社会资本才能更有效率地发展我国的足球产业。

　 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尽管利益诉求不完全相同，但中国足协和投资人毕竟由于足球而走到了一起，分则一定俱损，合则可能俱荣，新的合作将是这场博弈的演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