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12月16日报道，重庆市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为了给开县200余名民工讨回拖欠长达3年之久的355万元血汗钱，两上北京，并上书温家宝总理。这一举动产生了积极效果，此信被迅速转到国务院信访局，两天后，国务院信访局负责人批示，责成中铁总公司于10天内付清所拖欠的开县200余名民工工资 ，该公司及时将欠款交清。

　 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6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熊德明因此荣获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年度社会公益奖。

　 然而，“有困难，找总理”，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妇，身为法官的赵丕仁为民工讨薪水两上北京，多次协调却未果，无奈之下也不得不求助总理。农妇熊德明请求总理帮忙讨薪，尚可以理解，因为农妇无助，向总理求助是一条捷径。但是，作为法官的赵丕仁也不得不求助于总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都是不正常的。法官只服从法律，法院判决依托的是法律的尊严，对法院的藐视，就是对法律的藐视。

　 但是，现在的悖论是，一些问题领导一批示，就马上得到解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国家权力的敬畏，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如果国家真正严格地执行法律，动真格的，这些“老赖”们还是心底发虚，敢于对抗国家权力的毕竟是少数。

　 敢于对抗法官的“老赖”们不敢与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对抗，原因如下：一是从根本上讲，这些人只畏惧权力，并不遵守法律；二是在权力体系中，司法权偏弱，行政权偏强，这从地方以行政权为核心，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行政机关可见一斑。行政权一声令下，事情就很快解决；三是只敬畏高层次的权力，并不把地方权力当作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地方法院尽管适用的是国家法律，作为外地企业，却只服从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四是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老赖”们的抵触心理，地方政府对于本地企业进行袒护，使问题只有通过上级机关的命令才能解决。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连民工薪水的讨要都总是要最高行政机关来解决，姑且不说最高行政机关不堪重负，更为重要的是，漠视司法权、漠视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这对国家法治建设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