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红衣大将军”就是西洋加农炮。清朝人对此炮敬畏有加，因为它炸死过他们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时间是在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围攻宁远，明朝守将袁祟焕以两万兵力抵挡八旗六万铁骑，危急中想起当年进口的西洋火炮就封存在库房里，即命架上城墙。后来呈奏给皇帝的战报上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 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史家考证，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一炮轰出对西洋火炮的重视。明帝崇祯颁旨：如法炮制，以资防御。李兰琴《汤若望传》详载其事。汤若望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播上帝福音。中国皇帝不想要西洋上帝，但听说汤若望会造火炮，便达成妥协：你帮我造炮，我让你传教。火炮试验场竟开辟在紫禁城内，三十多名太监穿上工作服，充当汤若望助手。据说试炮之时，轰然一声，爆如霹雳，眨眼功夫，满城硝烟。崇祯出来一看，汤若望身披圣袍，手捧《圣经》，正在祷告。神父不务正业，救人的变成杀人的，倘不来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上帝如何饶他。但一边是中国皇帝，一边是西洋祭坛，此乃大逆不道，太监就要拿人。崇祯却笑道：汤神父要如何就如何。不久汤若望铸造出20门西洋火炮。

　 中国是火药发明故乡，火器多年领先世界。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丹经》中首次记载火药配方，北宋时火药已普遍用于火器。马克思说，是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把西方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到了明末，为什么反而是学生来教中国人造火炮呢？

　 中国从12世纪就会使用火炮，但直到17世纪，500年间，进步不大。时值西方近代科学勃兴，数学、伽利略物理学三大定律、空气阻力学都成功应用于火炮弹道技术。黄一农所著《火器》一文，从科技角度详述此事。中国火炮的炮身上下一边粗，西洋军事科技专家根据动力学设计为由前至后渐粗，使炮身倍径（即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与内径比例），所以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不易炸膛。再说炮药，西方火炮技术应用数学原理发明了铳尺，上有刻度，可帮助炮手迅速计算出不同材质的炮弹和不同口径的炮身所应填装的火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的重大突破。最重要的是瞄准。西方数学知识已经可以处理复杂的弹道学问题，但总不能让操炮手都懂数学，于是科学转化为技术，发明了矩度和铳规，可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的距离测量和角度定位。炮手发炮前，能迅速实测敌人阵地的远近高低，打得准，打得狠。

　 明末清初，明朝有亡国之虑，后金有开国之勇，都以容纳百川的气度，对西方科技敞开胸怀。中国人的火炮学专著，何汝宾的《兵录》、徐光启的《测量法义》、孙元化的《西法神机》，都是中国学生虚心求教、急起直追、将西洋火炮科技为我所用的证明。至少在火炮学上，中国与西方，当年差距不大。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死后，铁骑之国，始重炮战。多尔衮并非皇帝，但天下是他打下来的，故称皇父。历史记载，多尔衮打进北京，急忙寻找汤若望神父，请他做科技顾问。对西洋火炮，清国不仅竭力仿造，还有所创造，发明了“失蜡法”，使铸炮技术领先明朝。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退守潼关，据为天险，但仍被火炮攻克。此后清军南下，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城防，都被火炮轰开，凡遇顽强抵抗，全凭火炮制胜。清朝最后战胜明朝，西洋火炮充当了重要角色。

　 估计开国之后清朝皇帝就把西洋火炮封为“红衣大将军”。此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只有代天出征的皇子方膺“大将军”之职，意在“如朕亲临”，可见对此炮何等敬畏，就差给它黄袍加身。至于“红衣”二字，史家以为是“红夷”转音。最初西洋火炮来自葡萄牙占据的澳门，葡人红发，非我族类，称为“夷人”，他们的火炮，自然就叫“红夷大炮”。后来此炮为我所用，建功立业，隆重封典，再用“夷”字，大为不妥，于是摇身一变，红装艳裹，成了“红衣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