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王亦君）“公证出现商业化、走过场等倾向，丑闻频发，主要是由于公证法规不健全。”《公证法》起草人之一、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所长王公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王公义指出，立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公证事业发展的“瓶颈”。目前规范我国公证工作的还是1982年 4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2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公证实践已经远远突破了《条例》的内容，很多规定已和当前的公证内容脱节，对一些新生事物，公证实际上已不能很好地证明其真实、合法和有效。

　 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玩忽职守的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原三级公证员董萍，在公诉人问她在抽奖过程中履行什么职责时回答：“履行监督职责，但是具体监督什么并不清楚”。王公义说，在个人玩忽职守的背后，是深刻的制度原因。到底公证员应如何对彩票开奖进行现场监督，其具体环节到底该怎么样，在《条例》里并无相关内容。一旦出现这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必然会降低公证的公信力。

　 王公义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邀请公证员进行公证，但其过程千篇一律，都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由公证员出面宣布本次活动“真实、合法、有效”。但是在活动当中，公证员到底有没有进行监督？究竟监督了些什么？什么样的活动应该进行公证？这些问题都缺少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

　 王公义说，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建立了法定公证制度，涉及公司事务、不动产和婚姻家庭等多个领域，国家对这些业务制定了严格的收费标准，任何公证人不得随意收费。这种制度设计使公证人员的收入十分稳定，公证成为真正的非竞争、非营利性行业。而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自愿公证制度，而不是法定公证制度，因此公证机构要先顾自身的生存问题。

　 据王公义介绍，按照我国目前的公证制度规定，对公证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在公证员面前作虚假陈述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公证调查也往往得不到有关部门和个人的配合。“责权不对称，导致公证执业常常处在两难境地。”

　 王公义认为我国公证执业环境有待改善。比如，一些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过分依赖行政手段，不善于运用包括公证在内的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一些部门借助行政权力，推行各种名目的鉴证、见证，对公证造成冲击；少数不法分子冒用公证处和公证员的名义，制作假公证文书。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证秩序和公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