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北京火车站，东行不远到建国门，买张门票，进入古观象台，西北角处排列几间耳房，是明清数届天文台台长（钦天监监正）用过的办公室。迎面墙上，匾额高悬，底色海蓝，横书四字：观察惟勤。中国第一任外籍天文台台长汤若望神父曾在这里任职20年，制造仪器，批阅文件，撰写奏疏，日以继夜，与监员们共测天象。

　 1644年，清军鼎定中原。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居民，只要不是满人，限期三日通通搬走，为清军让房。但汤若望神父给多尔衮写封信，请求驻留。信中说他来自大西洋，不结婚，不生子，主要任务是传播圣教，主要业务是弘扬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刚在景山歪脖子树上吊死的明朝崇祯皇帝曾让他修撰历法，制造和引进天文仪器，事情没搞完，一眨眼工夫，改朝换代了。他问，新朝不需要天文学吗，不需要精通历法的西儒吗？

　 当然需要。多尔衮立刻接见，让汤若望接着居住原教堂，继续从事原业务。“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文治武功，首在用人，多尔衮懂这个。问题在汤若望，你虽是外国人，却是明朝臣子，皇帝死了，你不跟着殉死便罢了，还要作贰臣，在汉儒看来，这叫委身事伪，不忠不孝，是为汉奸。但汤若望不管这些，在他看来，改朝换代，易明为清，不过换了个字，为一个字殉节自死，简直傻冒。

　 两个月后，汤若望进呈西洋历书一册，指出中国老皇历有七大谬误，不能用了。汤若望摸透了新主子心思：圣朝起鼎，亟须新历，满族皇帝也要“奉天承运”，不然那个“皇帝诏曰”便唬不住人。但对汤若望的大言不惭，汉人满人都不服。明朝历法称“大统历”，清朝历法称“回回历”，各应用数百年，难道都不如西洋历？还好，新朝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月初一将有日食，皇帝颁旨，各历法代表各依其法，推算日食起复时刻，届时公同验测。这就是清朝初年第一次“历法大比拼”。时候到了，京东古观象台上，只听得官员一次次大声宣告时辰，眼看大统历、回回历测算时刻已过，日食却并未出现。忽然锣鼓四起，“天狗吃太阳啦”，京城百姓的喧哗声直入云霄。这是百姓在为太阳助威，避免它被天狗吞食，就是吞了，也要在万众咆喝中，让它吐出来。再看汤若望提前写好的日食起复时刻表，竟是分毫不差。皇帝立刻颁旨，称赞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开卷了然”，任命汤若望为大清天文台台长，“嗣后一切有关天象事宜，汤若望让怎么办就怎么办。钦此！”

　 第二次“历法大比拼”发生在20年后的1664年。顺治皇帝死了，康熙年纪小，尚未亲政。一意反洋的士大夫有机可乘，其代表人物叫杨光先，他看上了钦天监的位子，一意夺权，打出的旗号却是“西历荒谬”。皇帝颁旨，中西历法再次比拼，杨光先精心准备，派人把明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当年制造的仪器，从外地运至北京，要跟西洋历法斗个你死我活。其时，汤若望已病入膏肓，弟子南怀仁代表西洋历法参加比测。还是三种历法，还是测日食，还是西洋历法胜出，结果却是汤若望被撤职，杨光先当上天文台台长。因为当权者很欣赏他说的一句话：“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原来“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阶级斗争逻辑竟是师承杨先生。汤若望去世之日，在西方是圣母玛丽亚升天节，他做了最后忏悔，不知自己能否升上天堂。因为他觉得没做好上帝交给他的传教工作，却把一生都贡献给中国近代科学事业。他在忏悔书上签名时，握笔的手，颤颤发抖。

　 杨光先主持钦天监，错误百出。康熙亲政后忍无可忍，命中西历法再次比拼。这一次是观测日影。日影在汤若望改制的九十六刻地平式日晷上反映出来，“逐款皆符”，而杨光先“逐款皆错”。康熙严厉处分杨光先，“妄称国祚，情罪重大”，撤消其职，谕令南怀仁继掌天文台，并为汤若望等平反昭雪。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一块铭刻着“皇帝谕祭汤若望”碑文的墓碑，立于北京市委党校院内，旧称栅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