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坐在一起会
谈些什么？怎么更多、更快地赚钱吧？非也。在去年下半年的一次著名企业家们的聚会上，“云南红”董事长武克钢的长篇演讲振聋发聩，他谈古论今，阐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篇演讲引发了思索，不胫而走……
他原本有大好仕途：20多年前，他第36个到深圳蛇口开发区区政府报到；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袁庚最得力的助手；32岁时，成为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他曾是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最年轻的学员，完全可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
他也许会是一个学者：他家学渊源，外祖父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元老孙冶方；他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仍是该校的社会经济学客座教授；他半路出家研究农业科学，写出的论文居然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他最终选择当一个企业家。他的香港通恒集团在内地有广泛的投资，其中最具知名度的是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几乎占据了西南地区红酒市场的全部江山。他本人是云南省政协委员，并且刚刚被评为“2004云南最具影响力企业家”之一。
武克钢，经商，更研究商道，他在知天命之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并且传达出一种使命感―――工商文明的崛起，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我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
昆明冬日的阳光中，记者见到了武克钢。寒暄几句，反而是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中青报是不是刚报了湖南哪个地方的党政考察团在桂林冲关的事情啊？影响挺大的，我也看了。”
“是的，湖南邵东。”
“还警车开道呢，多牛啊！可见现在这帮官员的心态……”
在前往红河州弥勒县云南红酒庄的路上，武克钢发表了他对中国官僚体系的一番见解。他认定，目前中国没有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中产阶级”，倒是已然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中间官僚”。“两头，一头是老百姓，另一头是中央国家机关，中间这些官员，一些人简直是把腐败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做。”
他说就在上个星期，三天之中遇上了三件事。
第一天，公安局找上门，说云南红公司不得擅自成立保安队；要成立，必须向公安局汇报，制服得向公安局买，人员得由公安局训练，训练还得交费。背后都是利益，武克钢认定了此点。他开始“顶牛”：好，我纳了税，而且是纳税大户，我该买的单已经买了，那么公共治安是应该你们管的，我的工厂出了事是不是也应该找你们？现在我自己来管。你说要登记、管理，我都愿意，我就一条不愿意，你凭什么收我的钱？一个保安问我要两千块钱！
第二天，环保局找上门，说要收排污费。怎么收呢，根据用水量收取。武克钢又急了，排污费，明明该排多少污水，收多少嘛，怎么会这样？后来，他总算想起，当初工厂建排污系统时，当地环保局也来了，但工程没有给他们，而是请省环保局设计建造的，由此种下“祸根”。
第三天，“事儿就更可乐了，你的肚子都受不了，实在是荒唐透顶！”武克钢说。云南红公司被评为红河州的优秀纳税企业，这本是件好事。但税务部门说今年国家下了个文，优秀企业不知道是否弄虚作假，所以要进行审计，请独立的中介机构。
“滑稽的是，这笔费用得我来出！我们企业真的是唐僧肉啊？我又没要你这个先进，是你们自己要表扬我的。你要来审计，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不能收我钱呐！你说这哪儿说理去？”
武克钢很清楚，这种事情，企业面临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是要经常性地、正常性地处理这些荒唐事。已经变成常态了，这就是今天企业面临的实际状况。”
仅2003年，“云南红”就给国家上缴税金达2018万元。这些税金干什么了？
他活灵活现地模仿双方的对话：“公安局来收保安的钱，要收两千。这边就说，1千2行不行啊？不行，得1千5。哥们儿，咱们关系不错，我请你喝顿酒，1千3就完了。来收排污费，开的条子是5万8。这边就说，你胡扯，哪里有这么多，3万行不行？不行，起码得4万。哎呀，3万5吧……”
他笑称，官员遇上自己都觉得纳闷，“怎么一点儿不讲‘江湖规矩’。”规矩本来是，我漫天要个价，你就地还个钱，不就完了吗。武克钢苦笑：“这已经成了现在的‘潜规则’了。”
不过，因为武克钢对这套把戏很熟悉，有时候他出个招，官员们还真没法子。“拿着个文件来找我，说根据什么什么文件，要怎么怎么。我就装傻，说我是外资企业，我不懂什么叫文件，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文件是什么含义。根据中外合资法，我们只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请你把法律、法规和政令送来，本公司一定无条件执行。至于何为文件，请你先给我解释清楚……”
“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武克钢后悔了，非常后悔，还非常气愤。
“你说，我造的为什么就是酒呢？我为什么不是造老鼠药的啊！”
在1998年年初，他迅速地从“云南红”面世的欣喜中清醒过来，开始集中精力对付纷至沓来的无数只手―――这只手，要两瓶酒；那只手，要两箱酒……
他愤怒。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上了醒目的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6年过去，伸手要酒的官员倒是没几个了，但武克钢依旧苦恼。
秘书走进来，“董事长，某办某处的处长说下午想来拜访一下您。”武克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这可不行，你就说我在国外。”然后他又想了想，说：“你这样说吧，董事长他们一家人早就定好了到国外去度圣诞，已经出发了。”
秘书再次走进来，递给武克钢一封信。他取出一看，乐了，“又来了，这个某某协会，举着大旗要收钱的。”
武克钢抱出一大摞文件，指着说：“都是变相要钱的！哎呀，头都大了！这才几个月，又积了这么多了。我都留着，什么时候打包带到政协会上去，让大家见识见识……”
随便抽出几份文件，抬头赫然都是“中国”、“中华”、“国家”、“国际”这样的字样。其中一份，顶着“国际经理人协会、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国工业报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等整整大半页纸的头衔，内容是评选若干项“十大人物”，正文中称，“该项活动不收评选费，会务费6800元……”
记者一边翻看，一边嘟囔了一句：“这些地方都是干吗的啊？”武克钢一下激动起来，提高了嗓门说：“干吗的？什么都不干，就是要钱的！”
让他觉得最可恶的，是因为，“都是打着国家的什么协会的旗号啊、变相的机构啊，这帮人都是拿国家工资的，都吃皇粮。精简机构，或者退下来没事了，这些官员、前官员们，就开始想着法捞钱。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儿！”
武克钢的秘书一天到晚要接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口气还很大。
“啊，我是哪哪哪，找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怎么不接电话？你们知道后果吗？”
秘书早学聪明了，态度很好地说：“对不起啊，我们董事长不在。”
“他怎么会不在？把你们董事长电话给我！”
“对不起，他不在国内，他在海外。”“他怎么会在海外？怎么这么久不回来？”
“他就是在海外……”
“哦，你们董事长是外商啊。哦，那情况不一样。感谢他！”
“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不再惹你了。”学着学着，武克钢觉得滑稽得不得了，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很快武克钢就平静下来。“说实在的，这还是咱们敢顶的。也有真得罪不起的，人家领导打个电话，你不还得办吗？”
“中国商人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多么遗憾呐！”
武克钢曾经模仿鲁迅说过，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辈子，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
让他痛心的是，“官本位”的观念到了今天也还并没有远离我们，许多人骨子里还都是这套东西。一伙朋友去吃饭，如果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官员，他一般就习惯性地坐在中间或上座，商人做得再大，也往往是坐在一边陪着，最后买单。
武克钢最近参加一个政府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到了汉堡，市长和商会会长两个人来迎接。按照中国的习惯，代表团的领导和成员都是先跟市长握手、寒暄，但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惊讶地发现，商会会长是坐在中间主座的，市长却坐在旁边。
后来，汉堡人又介绍了，中世纪时，汉堡市商会和市政府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地道中间有扇门，钥匙在商会会长手里，他可以随时过去视察，看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在干些什么。而市长要到商会这边来，得先敲钟，经过商会会长同意后才能过来。
在武克钢看来，这中间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双方都明白，市长是由商会成员上交的税收供养的，只是公务员而已，只能为纳税人服务，不得横生枝节。
伦敦也曾经给武克钢留下过相当深刻的印象。大伦敦之内，有一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并不归属于大伦敦，是独立的。当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进行激烈对抗，他们首先在伦敦一个已经废弃的贫民窟地区建立起商会，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和权力管理结构。后来，他们采取了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的赎买策略，以60万英镑的价格向贵族朝廷购买了这个区域的永久自治权，贵族官僚不得再来征税和骚扰。直至今天，英国女王如要进小伦敦，仍需要用女王权杖在街口地上敲三下，小伦敦市长出来询问，再向市议会汇报，得到批准后，女王才能进入。
他由此大为感叹工商文明的优越性：“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变革如果出现在中国，当年有人把我们的咸阳城、阿房宫同样地买下来，不就有可能保留到今天了吗？”
很可惜，阿房宫最终还是被烧掉了。秦朝皇帝施暴政，暴政催生暴民，几千年因果循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让武克钢折服的工商文明。
那种力量的萌芽不是没有。范蠡和吕不韦，就是武克钢十分推崇的中国商人的老祖宗。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威名赫赫，但他弃官不做，悄悄带上美女西施跑了，要去做商人。齐国听说他的大名，请他当宰相，他干了几个月，感到无趣，又辞职下海。经过商海拼搏，他终于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首富。然而人们往往记住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和与西施的浪漫故事，记不住他的工商业绩，这让武克钢感到极其遗憾。在他看来，范蠡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位放弃仕途走商道的大人物，他以商人为句号了却一生，其选择是对“官本位”的超越，是在追求“商本位”。
武克钢自己演义了一个吕不韦的民间野史版本：吕不韦经商，依法纳税，富甲一方，可他觉得受气。有个县令，天天来占他便宜，折腾他。此人带着税官，一来就拍桌子，老子来收税，你违法偷税。你以为你多大，你牛什么？别看老子……
说到这里，武克钢“感同身受”：“‘别看老子一个处长，你还就过不了我这一关，你这样的公司我折腾垮的不是一个两个了。’嘿！类似的情况，我就没少遇到，我相信吕不韦也没少遇到，真的！”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吕氏春秋》，里面许多章节强调，要放任自由，要清静守法，经济才能发展。武克钢认为，不是工商业者，很难明白这个道理，而吕不韦是明白的。但是，他改变不了“官本位”文化。
武克钢认为，与范蠡、吕不韦等中国先哲的感悟比起来，亚当？斯密只能算是几代“重孙”了。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他们的想法难以成为主流，他们的思想只是“官文化”这个主流旁边的支流。“中国商人最伟大的感悟、最深刻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成为支流，这多么遗憾呐！”
“不要惯坏了公务员！”
武克钢写过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想到过和他同病相怜的倒霉的吕不韦。
云南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处长：
我公司对“云南柔红”企业标准向贵处续标，是我企业的正当权益，由于你的长时间故意刁难，使我公司的正常生产、销售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公司奉董事会决议向你就“云南柔红”续标问题发表正式意见如下：
……
四，鉴于在我公司首创之后全国其他十几个公司的“柔红”都获得省级企业标准，证明你的刁难毫无道理；
……
六，鉴于红河州技术监督局已根据国家规定，批准我公司“云南柔红”企业标准，说明你的同事里大多数是正直的人；
……
八，鉴于你连“商品名称”和“产品标准”都分不清的低业务水平；
九，鉴于你事情前后的暗示不符合我公司支持政府搞廉政的一贯原则；
我公司认为，你本人违反了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承诺，不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恶化了云南省的投资环境，损害了政府官员的对外形象，影响了云南省一个富民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公司作为纳税法人和公民主体，对于人民公仆你的刁难行为表示谴责和批评。考虑到西部公务员的整体水平，考虑到你为吏十几年的不易和仕途的野心，本函作为私人函告仅对你进行教育和帮助，希望你能迅速改正你的错误做法，我公司保留向你上级机关和新闻媒体投诉或公布此函的权利。我公司作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单位，将保留在即将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将此事作为云南省政府职能部门个别公务员借故刁难企业的典型案例提交大会的权利。
望你三思。
武克钢把这一招称为“玩邪的”。而此前一年中，他一直走的是“正道”，多次提交申请，但却一直没有被受理。这位他无意中得罪过的处长，已经放出了狠话：“整的就是你，你不是牛吗？让我们整死的企业也不是一家两家了。”红河州技术监督局办理了“云南柔红”的企业标准备案，这位处长却打电话过去，直接命令说，你们给我取消了！
后来，这位处长被处理。直到现在，武克钢说起此事来还忿忿不平：“太不像话了，完全是一个人就能把一个产业搞死。”这个处长下台后，很多企业拍手叫好。参加会议，有企业家对武克钢说：“哎呀，克钢，你把他顶翻，可算给我们出大气了，太棒了！”而武克钢也感叹：“我尚且如此艰难，真不知道别的企业家是怎么活的！”
常有年轻企业家向武克钢这样的“老江湖”请教怎么和官员相处，这已经成了一门让他们头疼不已、无所适从的“学问”。武克钢总是给他们讲两点：第一，你企业自己要坐得正，要照章纳税，不能授人以柄；第二，你要有腰杆，有底气，你就要敢跟他“顶”。
在既当过官又干过商的武克钢的观念里，从来就没有觉得“官”比“商”大。让他觉得很可笑的是，他接触过的许多官员都非常固执地认定：政府再小也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只是企业。哪怕是一个科长、处长，到了企业就是一副君临天下的架式―――老子是来视察的。
武克钢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要惯坏了公务员！”
他甚至“胆敢”不惯着副省级干部。一次，一位云南省的副省级干部没有事先通知就到酒厂视察，门卫不让进。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道，这是省领导，还不赶快开门。门卫说：“你嚷什么，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室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要是随便开门，就没工作了，你给我发钱啊？”
武克钢知道这件事后，乐了，“嘿！就凭他这句话，我奖门卫1万块钱。真是好样的！”
他的另一句口头禅是：“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他在企业家论坛上发言：“我们每个人都骂腐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腐败是怎么来的。搞出这么多腐败，我们企业界是有责任的。”
他表示，法律上讲行贿和受贿同罪，自己举双手赞成。“有些企业家对我抱怨，说官员要伸手，我们给了，不行贿行吗？贪官被抓起来，又说是我们不对，又要抓我们，冤不冤啊。我说，当然该抓你们，不抓你们抓谁！”
武克钢痛恨行贿受贿，但却经常强调，要记住官员也是人，也有他们的难处。
武克钢说他梦想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合理的文官制度。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养廉”。他认定，要解决中国官员的问题，像现在这样是不行的。他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廉政干部退休基金”，而且要高额，省部级起码500万，副部级起码300万。
“钱哪儿来？”“国家建立基金啊，很简单，你与其让他们贪污……”在武克钢看来，现在是干部上台风风光光，下台凄凄惨惨，其实完全应该倒过来，上台严肃清廉，下台才应该风风光光。所谓59岁现象，也应该是倒过来，让官员都这么去想问题：“唉，我还有一年了，可得小心翼翼的，别把500万弄丢了。有了500万，今后我干什么不行啊。”
“砸啊，我和你们一块儿砸”
除了对官员“装傻”，武克钢也对不理性的农民异常强硬，一个人冲到愤怒的人群中，厉声制止―――对企业的威胁，还来自另一方面。
那是在2000年，弥勒县东风农场、也是云南红主要的葡萄种植基地的农民和酒厂职工，由于葡萄收购定级的问题，起了严重的冲突。酒厂职工关闭了酒厂大门，停止收购葡萄。而门外聚集了上千农民，准备冲进去讨个说法。
武克钢闻讯从昆明市内赶来。下车头一句话就是：“把门打开！”门开了，他叉着腰冲到农民们面前。
“你们想干什么？冲进来干什么？砸工厂？砸啊，砸了你们也踏实了，我也踏实了。你们还真把老子当香港资本家了？告诉你们，老子也是知青一代过来的，老子种地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胎里呢！我要求你们种葡萄的质量，是为我好啊？我告诉你们，我武克钢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是为你们自己今后好！今年卖了葡萄，你们明年不卖了？后年去喝西北风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大家都死光了，不过了？”
武克钢说得慷慨激昂，可把身后的职工吓坏了，怕他被愤怒的农民揍一顿，于是上前来想要保护他。他却说：“都走开！别害怕，怕什么！”然后接着“发诨”。
“扯什么淡！葡萄定级就得按规矩来，要按你们，都算一级了是不是？”
“我没来的时候，你们的葡萄才能卖多少钱？刚过两天好日子，就要开始闹了？砸，一块儿砸，有本事给烧了，我帮你们一块儿烧！”
这副架式，真把想闹事的人给震住了。从1997年开始，云南红公司7年时间向农户支付的葡萄款，累计就已达9034．2万元。“云南红”葡萄酒投产以来，葡萄酒酿造产业和葡萄种植业，成为当地果农致富的新途径，农户增收明显。在弥勒地区，农民种植其它作物每亩平均收入为1000元左右，种植烟草收入为2000元左右，而种植葡萄收入可以达到3700元以上。
这种切身利益，农民是清楚的，但眼前利益的驱使，也会非理性闹事。面对这样强硬说理的董事长，农民最后答应按规矩交葡萄。武克钢的“神勇”，也在朋友圈中开始流传，成了一个著名的段子。
从这件事情中，武克钢体会到了理论上所谓“落后的农村和现代工商要求之间的矛盾”、“小农经济和大工厂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过，事情的迅速解决又使他坚信，企业和农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这也就是我这几年呼吁工商文明的原因，一个和谐的社会，看似很尖锐的矛盾，一旦你把它摆到工商利益面前，它是可以协作的。如果共同面对市场，那么我们和农民的利益就一致了。”
一位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也是武克钢的好朋友，历来反对农业产业化，致力于恢复和维护小农经济的理想模式。2002年，他到东风农场调研，农民告诉他，以前农场在征收土地费时，拿不出凭据，一家交10块钱也就完事了。现在由于酒厂联合农场收购葡萄，农场就可以摸清楚各家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实际收入，于是少交就不行了，每家得交100块。这位专家据此断定，当地的葡萄产业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武克钢闻之大怒。“我告诉你，以前农民挣100块，交10块；现在他们不说自己兜里装了800、900块，只告诉你，搞这个之前，我一分钱不用交，现在农场要收葡萄，要登记，得交土地费，我交100多块钱了，交不起了！你就信这个吗？”
人们是否更富了？武克钢陪别人到云南红酒庄参观时，总是会指着东风农场的场部砖楼说：“我来这儿投资之前，镇上最漂亮的楼就是这个了。”现在，这幢砖楼立在镇上，毫不起眼，甚至显得有些破败。
“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
武克钢有时会怀念当年自己曾参与建设的那个蛇口区政府。“从建立蛇口区政府到我离开蛇口区政府，我敢说，我们那个区政府，比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都要廉洁和进步。当然，后来蛇口也已经回到了官僚体系的大潮里，连蛇口区都给并入南山区了。”
当年在蛇口，36枚区政府的公章，全部放在一个秘书的抽屉里，谁来办事，一次就能盖完。武克钢和他的同事们亲手建立起一个他们自己期望的理想中的政府机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种时下“热门”的命题，当年在蛇口的时候，就已经被无数次地讨论过了。
1985年，武克钢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市长班）学习。作为课程安排之一，他给同班同学开过一次讲座，讲的就是“小政府，大社会”，认为政府不应该管微观经济，而只应该管公共秩序、管社会。因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市级干部们的旧有观念大相径庭，那场讲座在中央党校一度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克钢一直认为，自己当年的从政轨迹和绝大多数官员不一样，并没有进入被认为是“正统”的官僚体系。“坦率地讲，当蛇口开始要被主体的官僚文化所吞并的时候，1987年，我就去美国留学了。都说美国进步，可人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想去亲眼看看。”
在美国，武克钢学得最好的功课是政府学。他研究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弗逊等55位被尊为美国“立国者”之人的思想，这些人制定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宁愿三个魔鬼打架，不要一个圣人执政”的制衡机制，以此一方面防止封建暴君专制，另一方面防止暴民乱政，从而保证了工商文明的秩序。
通过自己的种种经历，现在武克钢认定，制约中国工商文明发展的瓶颈，在于政企关系、官商关系。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我依法经营，你依法管理，大家都不要过界，你不要来整我求贿赂，我也不来拉你下浑水。这从长远看对双方都好，对中国工商文明规则的建立是有利的。
海外归来的武克钢一点儿也不西化，但他很看重耶稣说过的一句话：“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在他看来，工商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渗透社会、改造社会的，它不是凭借暴力，而是温和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官本位’让位于‘企业本位’、‘工商本位’，这就是我理解的现代化进程。”
武克钢告诉他的同志们：“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契约、平等、法治、自由、主权在民……我们这些企业家，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