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里，巴黎卡捷艺术中心的入口处，一株150年的雪柏树，安详而立。

　 这里原是老城区的一片旧房子，失火后，以这棵雪柏树为中心，在它周围展开重建。钢结构支撑的玻璃庭院完全透明，阳光透过，映照着雪柏和周围的小树林。

　 “我觉得，作为一棵树，它在那里是挺幸福的。”在巴黎的一年间，卢志刚很多次到那里，看这棵被“尊重”的树，替它庆幸，感动。

　 作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31岁的卢志刚不止一次地想，为什么，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这样让人觉得温暖和感动的地方越来越少？为什么，自己和建筑师同事们努力工作，城市却不是我们期待和设想的样子，大量新建筑没有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觉得亲切依恋，反而越来越陌生？我们一直在埋头赶路，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一看城市变成了什么样子？

　 这样的感触不止他一个人有。20多位全国各地的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因为一个学习的机会聚在一起，希望做点什么，表达他们工作中的困惑和思考。

　 于是有了这个名为“城市取样1×1”的巡回展览―――来自北京、上海、巴黎、柏林的40多位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在四个城市中各选取了一块1km×1km（1平方公里）的地域，在2003年至2004年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对比观察。总策划卢志刚说，我们更多是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更多人一起来思考。

　 “一直说我们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已经很难切实感觉到这种历史和文化对于现今城市发展的影响力”

　 北京的1km×1km，选取的是包括西单商业中心在内的一个区域。这里既有商业中心、大型办公楼、市民广场等新建筑，也保留着大量结构完整的传统胡同和四合院。

　 这符合他们取样的标准：要能体现所在城市的文化和建筑传统，同时也代表着这个城市最新的发展趋势，并承担着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强大的压力。

　 “那块地，反差非常大。”卢志刚说，可以看得出来，后建的首都时代广场、国家电力大厦等，都是划一块地给开发商，随你建成什么样。新建筑和原来的四合院之间体量悬殊，各自为政，看不出城市文化该有的继续和传承。

　 2004年11月“1×1”在北京展览期间，正赶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纲要》在北京规划展览馆向公众公示。绝大部分参观者都是为了了解“拆迁”而来，面对“1×1”相对专业的术语和具有符号意味的图片，观众们显得多少有点迷惘。

　 只有四个城市的立体沙盘一目了然。深浅不同的颜色表示建筑物的新旧，巴黎的房屋基本都是年代较远的黑色、深灰色，个体差别不大。而北京是大面积的白色，新建筑和灰色的四合院间，大小比例很不协调。

　 卢志刚说：“一直说我们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已经很难切实感觉到这种历史和文化对于现今城市发展的影响力。做这事之前，让我说中国建筑的历史传统表现在什么地方，曾经有什么，最重要的是现在还有什么，我觉得我说不出来。”

　 2003年上半年，20多名青年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聚集北京，为参加法国文化部为期一年的青年建筑师培训计划学习语言。这是“1×1”项目由一个闲聊中的想法，到成为四个城市巡展和一本漂亮画册的契机。

　 那段时间，每个周末，卢志刚他们都骑着自行车来到西单，然后步行游走在那1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中。胡同里那些代表着中国文化味道的砖雕、门斗、门砖、影壁、色彩、悬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即使大的格局已经不在了，但是从这些细小的部分，还是可以感受到原来的底子，北京真是一个很美的、有性格的城市。”一年后，当他们在巴黎准备展览和画册时，那些没有到过北京的巴黎和柏林的志愿者，看了照片，也都有相同的感叹。

　 然而这种隐含在屋檐下角落里的朴实安静的美，已经被冷落了，那个古老的北京正消逝在日新月异的变革中。

　 在展览中，这些年轻的建筑师表达他们的感受：

　 “古老的北京城和新北京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随着时间共同发展。但终归有一天，这两条平行线会接近，继而合二为一，而其中一条也许会永远消失或者被吞噬……当成片的灰色老区被强大的建筑机械吞没，我们站在崭新公寓的窗户旁往外眺望时，才发现已经无处寻找原来那条绵延伴随我们几个世纪的平行线。”

　 “面对北京，我们总是百感交集，与其说是城市本身感动了我们，不如说是蕴涵在这个城市中的传统文化起伏跌宕的命运。”

　 “我们珍藏那枚儿时的玻璃弹珠，珍藏年少时的相片，我们珍藏那些貌似普通的珍宝……遗失了它们，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忆，陷入没有特征、不知从何而来的迷茫，仿佛悬浮的尘埃……”

　 一个城市的记忆和一个人的记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城市记忆的形成可能要经历成百上千年的过程，而以建设的名义抹煞它，要快得多。

　 “其实，平行线就已经是不正常了。”卢志刚说，城市的历史，应该像一条直线，是继承的，延续的，这样人们才可以找到源头在哪里，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可惜，2003年他们去拍照、采访时，那里的胡同就已经开始拆了。“现在？剩下的就更少了吧。”

　 “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的办法，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工作近9年的卢志刚，设计的作品得过不少奖，他本人曾获“上海青年建筑师新秀奖”金奖，是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中最年轻的一位。不过，他的一个设计不幸被一位中学生评为“最讨厌的”。

　 上海科学会堂新楼，是卢志刚工作后做的第一个项目。正好，这栋楼位于上海的“1×1”范围内。调查中的一项是采访这片区域中的人，听听居民和游客对城市的感受。

　 卢志刚问一位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这附近你觉得哪栋楼最丑，你最讨厌？”那个男孩不客气地指出来的，正是他自己的作品。

　 “那栋楼，没有考虑到和周边环境的关系。”卢志刚说。科学会堂新楼所在的思南路上，有不少老的住宅、别墅，孙中山故居、周公馆都在这里。当时给设计师的要求是，1万平方米的地，要造16层的楼，一定要有1．3万平方米的面积。这就决定了每层要有1000平方米左右，体量就是那么大。“如果当时多考虑一些，或者规划时能更细致，完全可以把体量分解，做一些小一点、多层的建筑，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突兀。”卢志刚说。

　 选择1平方公里，正是因为这个范围是联系建筑和城市的中间尺度，是人可步行范围，而又是建筑师和规划师都照顾不到的尺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里，有些建筑单独看可能并不难看，但放在一起，就不协调。

　 城市的美感来自合适的尺度。上海有一处危改工程，宣称它的中央绿地可以放下7个足球场。“可是你想想，一个人站在7个足球场大小的地面上，周围都是30多层近百米的高楼，会是什么感觉？他会找不到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他说，现在，“儿童画里面那种各样形状随意叠加、相互间没有任何关系和协调性的场景，在现实城市中已经随处可见了。”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除了因为它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同样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还考虑到它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上海是迅速发展期，而巴黎、柏林处在平稳发展期。不同阶段所包含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彼此提供相互映照的镜子。

　 比如，经济适用房。在中国，仍然被当做是改善低收入者居住条件的一种方式在大力推行。但是，这种使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居住区域分离的方式，客观上会导致生活设施、教育水平等各方面资源的“马太效应”。

　 法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弥补这种差距，政府拍卖土地时，就和开发商签订协议，开发商必须把相应比例的住宅或土地返还给政府，返还的土地由政府出资建社会住宅，然后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低收入者居住。这些住宅和商品房在同一街区，可以共享花园绿地和各种基础设施。

　 还有，相比于以前的“企业办社会”、“大院办社会”现象，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小区办社会”。一个个小区好像是大海里彼此孤立的小岛，围墙、保安隔开了与真实社会生活的联系。

　 为此，巴黎政府提出“把社会生活延伸进小区”的想法，把封闭性街区改建成开放性社区，花园、街道都与社区共享，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供密集的服务。针对城市老龄化问题日渐严重，政府和开发商还联手推出“协商开发区”，在一两万平方米的小范围内，保证一定居住水准前提下，建立小型开放社区，出租给老年人。既从细节上保证“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社区活动”，同时也从整体上保证小区不脱离大的社会环境，不至成为仅有老年人的专属活动区。

　 但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阶段，需求的旺盛，刺激了建造的速度，对于长期的审美和文化方面要求，则考虑得不够。而且，速度掩盖了很多问题。

　 在法国，卢志刚曾经和当地的建筑师交流过一个感受。“在中国，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还没来得及想出解决的办法，这个事情已经做完了。”

　 “问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是忙死了，着急死了，每个项目都催促你尽快交出设计图。开发商也一样，一般一个项目从设计到施工就两年，都要赶着好市景赚钱。”

　 法国建筑师没有这样的体会。

　 目前全巴黎讨论的中心―――雷阿勒LesHalles改造项目，正在巴黎的1×1范围内。这里是法国最大的地下空间，两年前，市政府提出改造意向，从那时开始，第一轮规划是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和建议，供市政府参考，市民投票，70多家建筑师事务所参与。经过公开展览，选出了4家事务所做第二轮方案，之后是3个月的市民投票，现在正进行第三轮……

　 “巴黎做一件事真是很慢很慢。”卢志刚说，也许，正是这样的小心翼翼，巴黎才是巴黎。

　 “我们整天在城墙洞里穿进来，穿出去，就想要和这些不一样的，像深圳、上海那样的”

　 自己颇为满意的方案，却被甲方否定了，这样的经历不少建筑师都碰到过。

　 1999年参加西安高科广场办公楼投标时，卢志刚和合作人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安城市的历史资料，最后在设计方案中使用了小雁塔的比例和曲线。在他们看来，高科技社会的来临，易导致人们生活内容的趋同和文化认知的模糊。对于像西安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在建筑风格上需要考虑如何连接传统和未来。

　 不想，甲方的态度与他们大相径庭。对方说：“我们整天在城墙洞里穿进来，穿出去，就想要和这些不一样的，像深圳、上海那样的。”

　 这种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上的差异，卢志刚碰到过不少。大多数时候，他说，“中国建筑师没有什么话语权”，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意志就更谈不到。建筑师的专业性，还没有像医生一样被人尊重。

　 过去和现代的东西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剥离出来，并用恰当的手段重新塑造和表达。当过去的生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保护，并不应该是僵硬地限制，或者仅仅留存一个文化标本的空壳。

　 和上海新天地里那种完全被置换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保护”不同，葡萄牙波尔图在这方面让卢志刚感触颇多。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一点也不做作，还是原来的样子。”有轨电车穿过有千年历史的街道，深褐色的房屋外墙，蓝花瓷砖。进入城市的火车，从河谷上方穿越高高的铁桥，宛如宫崎骏作品《天空之城》中的画面。在旧码头区各式老房子之间，有不少设计新颖的酒吧餐馆。街上有人弹吉他、唱歌，即使是陌生游客，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快乐。“你能感觉到，这里依然是他们的家园，而不只是一个供人参观的地方。”卢志刚说。

　 “城市取样1×1”展览以“迷失、错乱与身份确认”为主题。因为这些年轻的建筑师、规划师认为，“现在城市建设，是在趋于同质的力量指引下，寻找差异的过程。城市和建筑发展过程中盲目的借鉴和抄袭，加剧了当前城市的混乱状态，也毁掉了原来城市中大量典型特征。”

　 用卢志刚的话说，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寻找自己独有的特质。

　 当“国际化大都市”正在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欧洲文化首都”的活动，已经从巴黎、哥本哈根等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续。西班牙莎拉曼加、奥地利格拉兹、德国魏玛、法国里尔、意大利热那亚……这些相继入选的城市，在卢志刚看来，都是“给你个机会，逼着你去发掘和强化自己的文化特质”。

　 相比来说，中国中小城市的特色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这些城市的建设模式，几乎完全是大城市的翻版，失去个性更容易。

　 “闭上眼睛想像淮海路，脑中的映像是色彩斑斓的橱窗，是汹涌的人潮，是让耳朵应接不暇的宣传音乐，而不是这里的建筑……新的建筑因为它们的内容吸引人，因为它们是大型购物中心，因为它们是高级写字楼，因为它们有美食、娱乐……建筑失去了自己的面貌……

　 只有淮海路如此吗？

　 “视觉形象醒目，50年不落后”的句子，经常被写入任务书中，作为对建筑师的要求。然而建筑之美，并不是靠大理石、玻璃幕墙、水晶灯堆砌出来的。霸道、嚣张、跋扈的建筑处处可见，内秀的、含蓄的、心态平和的美被忽视冷落。这中间，有开发商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也涉及作为建筑师，如何引领和提升大众包括甲方的审美标准。

　 “对市民的关怀，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设计中体现的”

　 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说：“城市是有灵魂的个体，它感觉，它受苦，它赞美。”生活在其间的人的感受，应该和它一致吧。

　 城市建设，硬件上的“焕然一新”只要投钱就会有效果，然而当“宽阔的硬地广场反射着骄阳炙烤人们，夸张的大体量建筑没有丝毫温情，街道如同一道汪洋隔开了相望的人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又要怎样才能感到便利、亲切、富于乐趣？

　 当我们大声批评行人不守规则，翻栏杆穿马路，却没有看到，最近的一个路口可能在1公里开外；路口不像路口更像一个小广场，四面八方往来车辆让人头晕，复杂得需要有人在旁边吆喝，指挥人们何时举步止步；还有大而无当的火车站、规划和设计失误导致的交通堵塞、走得人脚酸的地铁换乘站、难看的天桥、混乱的标识系统……坏设计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这些不完全是经济和能力的问题，很多就是设计者够不够用心。”卢志刚说，除了充分合理的使用功能之外，这些公共设施都是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经常会聘请设计大师来做这样的小项目，像西班牙比尔巴鄂的所有地铁口，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弗斯特设计。巴黎新建的地铁14号线，每一站的地下空间都是公开招标，站台、走廊、灯具、墙面、与路面的接口都各有特色，上了巴黎的《建筑导游手册》。

　 “经济固然是一个因素，但钱不多也可以做得更好看。对市民的关怀，其实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设计中体现的。”他说。

　 1998年，卢志刚参加上海市标准书报亭设计竞赛，得了第一名。在他的设计中，所有的构件玻璃、板材、螺丝钉都是定型化生产，可以根据场地大小，组合成弄堂型、街道型、广场型共9种大小。所有材料一个箱子装下，现场拼装。如果街区改建或生意不好，还可以换个位置。

　 然而在最后的实施中，因为要赶在年底前成为为市民做的十件大事之一，因为成本问题，他获得头奖的这些创意都没用，用的只是一个飞鸟的外部造型。一万个一样大小的书报亭赶在一个月内做好，用吊车放下，浇上混凝土固定，铸铁换成了铝合金。

　 “其实从长期来看，我的方式肯定是经济的。”卢志刚到现在还觉得有些遗憾，在他想像里，书报亭、汽车站、过街天桥等，都应该好好制造，不求一时之快，因为这些都可以成为城市的记忆。“你想，小孩子长大后回忆起在弄堂口买报纸的情景……就像伦敦的红色电话亭，已经是这个城市的识别标志。”

　 后来在很多地方，他都看到了自己这个只剩下了一个空壳的设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多么缺乏好的设计，哪怕只是一个好看的样子。”

　 好的设计、创意从哪里来呢？现在，有不少地方宣称要发展“创意产业”，还划出专门的区域，发展“创意一条街”、“建筑设计一条街”。在卢志刚看来，这都有些可笑。

　 “不管是塞纳河左岸还是SOHO区，哪个是规划出来的？不是说划出一片地，苏州河边上盖几栋房子，就有创意了；或者建筑师聚集在一起，就有好的设计。”他认为，创意、设计，和一切艺术一样，要尊重和培育的是土壤和小气候，而不是花盆。所以，建筑设计“商品一条街”或“服务一条街”是可以规划的，但“建筑设计”，不是规划出来的。

　 “建筑师以及建筑这个行业，并不是算算实体的长宽高，让房子有柱有墙就可以了……”

　 在中国，建筑学专业设在工科院校，无论是施工企业还是建筑师，都归属于建设部。而在法国和欧洲，建筑师属于文化部。卢志刚在法国凡尔赛建筑学院学习时，拿的是艺术类学生证。在中国，建筑师更多地被看做是工程师，而在国外，则被当做艺术家。

　 也许，正是由于对“建筑”这个概念界定的不同，使得中外在建筑教育和建筑奖的评选标准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讨论建筑是艺术还是技术的问题。”卢志刚说。

　 “你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哈哈一笑：“老师说，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他自己觉得，“建筑的核心问题应该是艺术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建筑使用的，都是中流的、成熟的技术。而且，要想把建筑做得有文化意味，就不能以工程师的身份考虑问题。

　 对建筑的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建筑教育的方式。

　 艺术教育，强调的是个性，是一个人自发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能力，老师不会从方法上否定你。但在国内，卢志刚说：“建筑教育基本还是手把手教你的方式。老师会教你应该怎么做，哪个好哪个不好。”

　 卢志刚参加过凡尔赛建筑学院与同济大学规划专业的一个交流项目，很明显地体会到了这种不同。项目是为上海杨浦区内的一块地做改造。中国的老师，会给学生一个任务书，上面写着各种要求，多少建筑量，要建什么样的房子，学生按着要求去做。法国老师则是让学生自己去现场看，回来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再想办法说服老师。“可能学生的想法和现实中甲方要求是脱节的，但我觉得，在学习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开阔思维，以后才能探索到更多更新的方法。”

　 据称现在中国占有全世界40％的建筑量，这是所有建筑师梦寐以求的机会。“华东院一年的量，可能就是有些欧洲事务所一辈子的量。”和一起在法国学习的国外同龄建筑师比，卢志刚做过的项目也要超出他们很多。但是，这样的“量”，并没有生产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建筑。

　 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策建筑奖，2004年授给了英籍伊拉克女建筑师扎哈？哈蒂德，她的作品很前卫，并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在卢志刚看来，她的设计充分挖掘了空间上的不可能性，提供了一些极端的状态，给人全新的空间感受，并且让你感觉到那种状态也有动人的地方。“完全颠覆了我们原来对建筑的一些定义，影响了建筑学的评判标准”。

　 2002年得主是澳大利亚建筑师格伦？默科特，他只做小住宅，事务所就他本人和一位秘书。而国内，卢志刚说，根本不能想像一座咖啡馆或者民用住宅能得国家奖，即使非常有想法，不是大项目根本不可能得奖。我们的奖项更多是看社会影响力，而不是建筑本身表现出来的东西。

　 “城市取样1×1”展览于2004年7月在巴黎首展，之后分在上海、北京、柏林展出。卢志刚说：“让更多的人开始习惯观察城市，思考城市的发展，也是展览的目的之一。”所以，他们在上海没有选择免费提供场地的“外滩3号”，而是选择了要交费的上海市规划展览馆，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来看，而不只是供少数业内人士自我欣赏。

　 如巴黎建筑学会展馆负责人保罗？格雷特尔（PaulGrether）所说：“建筑展览对于普通大众的意义，在于让他们了解建筑师以及建筑这个行业，并不是算算实体的长宽高，让房子有柱有墙就可以了，也不是像艺术家那样缩在一个角落独自创作。建筑师的工作建立在一个很复杂的互动活动中，也包括与大众的交流，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城市。大众了解城市的形成，让他们更加热爱城市，这种对于城市的热爱，并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城市，而是更为关心城市问题，并试图了解更多与之有关的东西。”

　 展览结束了，卢志刚和同伴们回到各自的岗位，新的项目、新的工程会接踵而来，他们的观察和思考还将继续，这个责任不仅是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也应该是所有人的。

　 一位巴黎市民参观展览后留言：“当有人以城市居民的身份开始将自己的城与人家的城比较和解构，那么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城市开始有了思维与智慧。”

　 城市的智慧，来自居住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