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年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正在进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则更像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因为虽说改革的目标是实行乡村民主自治，落实基层民主，但这场改革却是以人大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据，在全国各地的乡村推行，而非某个乡村的自发行动。中国农村目前正在实施的村民自治， 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农民的政治权利。

　 可能正是如此，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不少地方都出现过以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干预民选。

　 比如，北京出台新规定，明年开始，35岁以上村干部须有高中以上文凭，35岁以下村干部要有大专以上文凭（《北京娱乐信报》1月11日）。河南省鹤壁市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担任村干部，898名“大学生村官”被安排到814个行政村任职，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2．8％（《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5日）。陕西省扶风县法禧村，群众选出来的代表被逮捕判刑，为了让乡政府指定的候选人当选，县乡动用了警车和十几名警察，演出了一幕“枪口下的选举”的闹剧（《农民日报》2004年8月8日）。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直接违法的行政干预，有些则是好心办了坏事。像鹤壁市选拔大学生当村官，北京设立村干部的学历门槛，可能都是为了提高村干部的素质，却明显违背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凡年满18周岁的村民，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应该说，乡村民主自治，是中国农村政治改革的一块实验田。如何保证村官“是民所选，为民所用”，这不仅是每个农民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但是解决问题，既不能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指定人选，也不该限定村官标准，这些实际都是使用强制手段实施监管。而且，这类事件总是或多或少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村民自治，就像是没长大的孩子，总要政府部门像家长一样，伸出手来管一把。

　 村官选举，需要的是监督，而非监管。并且这种监督，是建立在对村民自治充分信任与尊重基础上，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实施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某个政府规章，部门决定。

　 “在各种自由中最难实现的是乡镇自由，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只要乡镇自由还未成为民情，它就易于被摧毁，但只要它被长期写入法律之后，就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100多年前，托克维尔有关乡镇民主的看法，今天对我们依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