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腾的热气里，轰鸣的马达声中，大大小小的飞机忙碌地起降联合国官员、外来的志愿者、记者，热闹地挤在亚齐机场上拍照留念
一批批来了，又走了。可亚齐人只能选择留下，这是他们的家
第一次坐大巴回班达亚齐，吴小荣多少有些不习惯，大巴在狭窄的山间公路上飞驰，让人窒息。司机安慰着，“这条路我走了四五年，周末不少棉兰人坐车去班达亚齐度假。不过，海啸路断后还是第一次走这条路。”
去外地避难的亚齐人主要是华人，班达亚齐有七八千华人，海啸后约6000华人从亚齐逃到棉兰。1月16日，24名逃到棉兰的班达亚齐华人，在苏北华社赈灾委员会的捐助下，包车返乡，他们也是“第一批”集体返乡的亚齐华人。他们打算在班达亚齐开设一个救助华人的难民营。
从棉兰到班达亚齐，这并不算长的路程，包车走了整整一夜。天亮时进入班达亚齐地界，一些人按奈不住地扒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景象。这些人中，除了头领“阿爸”，都是劫后第一次返乡。有的居民穿着跑鞋出门晨练，在远离海边的田野，呼吸着稀薄的新鲜空气。部分人已渐渐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早点摊档和菜市场也在清晨苏醒。但更多的人，还不知道如何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救济站准备建在华人聚集区的天益社庙堂。这里还是一片狼藉，海水裹胁而来的残骸将大门堵死，庙堂内的淤泥没到了腿肚子。没有清理的尸体，发出一阵阵恶臭。
下午3点，暴雨来了。清理工作暂停，一些人准备回家看看。
岳姨的家离庙堂不远，漫过膝盖的污水挡住了去路，只能远远看着。一家当地广播电台采访岳姨，想过未来没有，岳姨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话。岳姨的丈夫和一个儿子自海啸后一直下落不明。
谢德林一直呆坐在庙堂里，一支支地吸烟。有人问起家里的情况，他就一句话：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了。谢伯的房子并没有倒，他原打算清理完就把妻儿接回来。但推开大门的刹那，从后门涌出的几具腐尸和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碎片让他震惊。门也没锁，谢伯就离开了，“一年吧，也许一年后我会回来。”谢伯准备回棉兰，那里并没有他的亲戚，他只能住在华人设立的美达村救济站，“我只想离开，去哪里都可以。”
很多带着希望回班达亚齐的人，都和谢伯一样，变得不知所措。
46岁的谢房信埋着头在屋檐下清理垃圾，屋外被污水泡过的家具完全看不出模样。除了清理房屋，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失去女儿和妻子的伤痛包裹着他，“她只有22岁啊”。
这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如何恢复？绝望似乎在人群中蔓延。有人建议停止救济站的工作，有人已经安排好回程，要再次离开伤心的班达亚齐。
同样在海啸中失去父亲的阿爸能体会这一切。两次回到亚齐的阿爸一直没有去海边父亲的家看看。听说那里已是汪洋一片，举目看不到一间房屋，哪怕一面墙。阿爸说，如果救济站不能开起来，他会把救济品发给村里的原著民。
对有些人来说，回家的日子是遥遥无期的；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回家的路似乎再也找不到了。
拖着智障的儿子，华人许明珠本能地奋力逃过一劫。海边的家片瓦不留，父子俩一直静静坐在路边的屋檐下。十多天，除了水和食物，他拒绝接受任何帮助。救援队陆续前来劝说，他仍不肯走，“我知道妻子平安逃到棉兰，那就好，我们哪里也不想去。”医护人员找来华人与他们沟通。“他们需要送到危机救援中心治疗，他们心理受到巨大创伤，悲痛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在售票厅与妮娜相遇时，她满脸倦容。海啸中，妮娜一家8口人只剩下了妈妈和弟弟。他们逃往棉兰时，妮娜选择留下来，她要赚取将来的生活费，“我们只顾逃命，什么都没带出来”。海啸后第3天，妮娜开始为进驻亚齐的国际组织做翻译兼杂工。妮娜请求我让她靠着睡一会儿。大厅里挤满了疲惫的人，除了工作人员偶尔的叫号声，只有电视里一遍遍播着一首印尼歌曲。我的肩头渐渐湿了，是妮娜的眼泪。她只是默默地流泪，甚至没有睁开眼睛。
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为海啸遇难者而写的。有一句歌词的大意是：“他们，我们，永不能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