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性别差距是影响我国教育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同时，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是1月21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发布的一份名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的研究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

　 报告是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十五”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的一部分，该课题由著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教授主持。

　 “各族群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在总学生数中所占的比例，应与各族群在同一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报告认为，这既是“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也是“教育机会均等”的衡量指标，同时也是杨东平所认为的教育公平的理想状态。

　 从1999年起，我国高等学校开始大规模扩招，2002年，我国比预定目标提前8年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在校大学生数已占18岁～22岁适龄青年的15％以上。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9％。

　 那么，在高等教育规模大发展的情况下，“教育公平的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和低阶层子弟的入学机会是否得到改善，客观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等是减少了，还是扩大了”？课题组试图找出答案。

　 重点大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源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调查数据，农业人口中的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小学程度以下人口和初中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城市的3．2倍和1．28倍。而城市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例明显高于农业人口，其研究生、本科、大专、中专、高中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业人口的323倍、281．55倍、55．5倍、16．5倍、3．5倍。

　 一高一低，一目了然地显示了城乡教育差异。

　 城乡高考报名人数的变化成为课题组观察教育公平的一个视角。

　 由于农村庞大的基础教育人群，长期以来农村的高考报名数一直高于城市。但是，扩招前后城乡的高考报名数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97年至2001年，城市报名人数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农村，1999年城市增幅是农村的4倍，2000年是农村的3倍多。城市考生的绝对数越来越接近农村，并于2001年首次超过农村考生。

　 报告认为：在这一阶段，新扩大的高等教育增量部分更多地为城市学生所享用。

　 这种情况2001年以后开始得到改善，从2002年起，农村报名人数的绝对值和增幅均重新超过城市。由此，报告认为，扩招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经历了由恶化而改善的过程。

　 另外，报告还发现：从宏观上看，近年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别正在缩小，但这种差别正从表面的、总量的、宏观的不均衡，转移为隐性的、更深层面的城乡差距。体现这一变化的主要是城乡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分布。

　 “在国家重点院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和最多的高校贫困生。”

　 由于各类教育统计中都没有在校生城乡属性的数据，课题组通过对个别高校的局部调查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其中北师大的农村学生比例从1998年的30．9％下降到了2002年的22．3％。

　 近年来新增加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和许多人的生活体验十分接近。根据2003年对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3所位于唐山的高校在校生调查，在2001年之后，农村学生比例明显增加，2003年达到63．6％。

　 农村学生只有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才有机会上大学

　 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分层的机制日益凸显和强化，随着近年来的社会转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中的阶层差距逐渐扩大，成为显著的问题。在对1977年～1991年北京大学学生家庭背景变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增长最多的是干部阶层。

　 学科和专业的分布，也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收费较高、竞争激烈的热门专业，聚集着家境优越的强势阶层子女；而农村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冷门专业。

　 对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2003级本科生的调查显示，就读于热门的信息技术和设计与艺术专业的学生中，来自管理、技术阶层家庭的学生分别占57．3％、58．3％，与此相对应的是，两个专业中来自工人、农民、下岗家庭的学生只有25．4％、29．5％。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研究生的厌学现象和当时的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尚未兴起，考研还远未成为风气等原因，研究生中来自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比重较小，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更大比重。如中国人民大学1992级的博、硕士生中，农村学生占了49．4％。

　 而在当前社会性的考研热和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一些调查表明，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正在消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2001年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涉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万名在校大学生，结果显示：在硕士研究生中，城市学生比例为73．8％，农村学生为16．2％。

　 与强势阶层子女享受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出高阶层的子女。从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可以看出，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

　 报告由此认为，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高中级管理和专业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实惠，他们享受了最大的录取分数差距，甚至可以以低于平均分122分的成绩进入热门专业。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私企阶层在艺术类招生中，也能够以低于平均分135分的成绩被录取。

　 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被认为特别能显示家长社会关系和经济能力，在这一项，农民家庭子女享受的“优惠分”几乎为零。

　 这种现象可以证明，农村学生只有其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才有机会考上大学，而其他阶层的子弟由于录取率高，可以以较低的分数和其他手段实现升学。

　 高中成为教育公平新的瓶颈

　 现实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被报告认为“在相当程度上是高中教育阶段机会不均等的一种累积和延续”。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中教育的发展滞后，成为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最为狭窄的瓶颈。1998年至2002年，高等教育的升学率上升了37．4个百分点，达到83．5％，而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却仅仅增长了7．6个百分点。2002年为58．3％。

　 我国中学教育资源的配置也具有很强的城市中心取向，近年来，这种趋势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报告中的一组数据表达了这一令人忧虑的现实：1998年～2002年，我国普通中学的总数增加了2179所，但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从1998年所占的56．6％下降到了2002年的49．6％，这一年，城镇的中学数（40332所）首次超过农村（39735所）。

　 内蒙古赤峰市的56所高中和完全中学，分布在农村的仅有3所。这使得农村孩子上高中，“一要考出比城市孩子更高的分数，二要另外花费一笔住宿费和伙食费，增加教育支出，加剧了农村学生的升学困难”。

　 报告还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重点学校制度”，认为它“正在成为一种复制和扩大客观存在的社会阶层差距的制度”，“豪华的名牌学校、重点学校既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可以满足优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不同家庭的子女如何进入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成为考察教育公平的重要视角。

　 在被调查的40所高中，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在城市重点学校中，择校生比例达到25．2％。此外，有6．5％的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

　 哪些人家的子女最有可能成为择校生？当然不是农家子弟，他们中的90．1％的人只能依靠分数进入高中，而有34．7％的私企业主、23．5％的高层管理技术人员和25．7％的中层管理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