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企业家王均瑶早逝后，企业家群体的健康程度恶化一度为人们关注。客观地说，民众对那些靠双手打拼出来的企业家们，还是钦佩多于嫉羡的。最近，两位来自陕西和山西的企业家自杀身亡，又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同样一种悲哀。

　 山西人赵恩龙自杀的原因是欠债太多无法偿还。据说是“资金链”断裂使得赵创 立的鑫龙集团陷入困境，债务纠纷金额达两亿元。当地一位警官对媒体解释赵恩龙自杀原因时称：他对朋友很义气，但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无法面对自己的朋友，生活圈没有了。另一位自杀者是陕西知名民营企业金花集团54岁的副总裁徐凯，据称根本原因是婚姻破裂导致感情失去寄托。徐凯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而调查者发现他在死前还患有忧郁症、前列腺炎、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

　 看来，企业家群体积累的“恶疾”不仅在身体上，心理疾病更有可能成为摧垮他们的暗箭。有关调查显示，有53％的中青年企业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少企业家深感工作繁忙，心理压力过重，心力疲惫；相当一部分企业家恶劣情绪增加；许多企业家有强烈的“亲情减少引起的心理失衡”感受；多数企业家觉得朋友减少，内心孤独感加重；还有缺乏安全感，心理承受能力下降；对工作产生厌烦感，甚至想干脆“退出社会”……

　 遗憾的是，剖析这些心理疾病的成因时，人们多数只从外部因素着眼，比如社会经济体制的剧烈变革导致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家们无从适应，持续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令他们神经过度紧张，家庭变故和不幸，还有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而造成的人际鸿沟和心理障碍等等。的确，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在转型期的社会里，人们的心理疾病暴发率显著增高，当然也有更高的自杀率和他杀率。不过，笔者认为，企业家这个个人能力和承受力通常要超过普通人的精英群体，为什么会呈现出更严重的病态症状？这显然不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能充分解释的。

　 当人们对自己眼前的工作及生活出现了认同错位时，就会产生怀疑，怀疑长久不能消除就郁积成病，事实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完成任何工作或过任何一种生活，都必须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信念体系作为支撑，否则无论是叫花子还是皇帝，都会为心理疾病所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杰出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有一个重大发现：推动资本主义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进步，更重要的是，同时作为清教徒的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们，他们要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来完成其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正是这种具有强烈终极关怀价值的信仰体系，得以支撑着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探险和创新，并不断将其物质财富的创造力推向一个新高度。仅仅从抽象意义上理解韦伯的发现，似乎非常单调。回到真实的商业社会中来，我们会发现，崇尚进取、创新和坚韧的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最为珍贵的商业品质，并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的背后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很多调查表明，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事实上，许多创业者度过了创业初期的忙碌和艰辛之后，常常因为无法找到新的目标而陷入恐慌。而能够持续创业并不断获取成功的人，从本质上说已经不是为了金钱而奋斗。给人幸福感的，一定是不断进取的事业带给人的成就感，和完成某种使命之后豁然开朗的责任意识。

　 西方企业家群体广泛遵循的资助、捐献等行为，其实来自于基督教观念中深厚的慈善传统。相对来说，中国企业家其实有更悠久和丰富的传统价值体系，比如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体系，就系统解决了个人相对于社会“进”与“退”的难题。“修身齐家”是基础，“治国平天下”是目标，互为表里，相互映衬，将个人需求很好地融合在最大范畴的社会需求中，给人带来最大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笔者认为，在解决了财富、地位、和社会名誉等一系列问题之后，企业家们必须还要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属，回归传统是一种切实而容易的选择。最近，蒙牛乳业公司总裁牛根生成立了一个基金，用来奖励对该公司最有贡献的员工，目前该基金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约300多万元人民币，而今后牛根生还要捐献出其全部股份。他甚至取消了妻子儿女的继承权。牛根生说：“作出这个决定后的一年中，我体验到了一生中都没有体验过的快乐，一种超越的快乐。”

　 据说，他是静心研究了一阵《道德经》之后才作此决定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他的举动对那些被物欲遮蔽视线的企业家来说，很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