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格拒绝与奔驰签约，是为了队友能继续开上雷诺车。这件事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它彰显了施拉格高贵的个人品质，但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也许是施拉格出于现实最好的选择。

　 由于施拉格所在的球队一直都接受雷诺公司的赞助，按照现代体育赞助中的“排他性原则”，作为球队中的一员，施拉格就不可能另外再接 受其他汽车品牌的合同。也就是说，在球队与奔驰之间，他一定要做出取舍，而不能两者兼得。

　 因为赞助合同的冲突而引起的纠纷在体育界并不鲜见，刚在福建泉州举行的女足四国赛，本来计划由当地的运动鞋企业赞助，但由于与“中国之队”的主赞助商阿迪达斯发生冲突，只能不了了之，结果由中国足协自掏腰包。

　 由此可见，施拉格向奔驰说“不”，与他的个人道德可能并无太大关系，它只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在现代体育中所必须恪守的职业修养，或者说，是一名自然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契约意识。

　 可是，恰恰是这样最基本的契约意识，却是我们身边所缺少的，尤其是正处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体育，一边是努力迈向市场；一边却还试图用行政手段包办一切。

　 以这种思维习惯，当然不会明白姚明为什么要与可口可乐公司打“一元钱”官司；以这种思维习惯，类似女足四国赛的故事还会不断发生；以这种思维习惯，施拉格完全可以成为田亮最好的榜样，告诉他如何叫做“个人服从集体”。

　 是的，施拉格可以成为榜样，但决不应仅仅只是田亮个人的，中国体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从这件事中领悟到，管理、制约运动员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这种契约的形式，而不是几十年“颠扑不破”的大道理。我们并非不理解中国跳水队加强队员管理的苦心，但如果跳水队在强调“精神”的同时，拿出某款更具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文本，田亮是不是会更心悦诚服些？事情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一些呢？

　 据说，自从“科比强奸案”后，美国很多体育明星教训深刻，即便偷情也要与对方签下一纸协议，免得背上一个“强奸”的罪名。这个例子说的是，很多时候，“道德”并非万能，契约才行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