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教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官办新学堂是同文馆，同文馆第一任总教习是美国人丁韪良。就职之日，大清总理衙门各大臣悉数出席，学生虽不到40人，但“分班引见，长袍缨冠，致敬为礼”，丁韪良很以为荣耀。那天是1869年11月26日，距今136年。

　 这份差事来之不易。1850年，22岁的丁韪良在美国神学院毕 业后，被派往中国传教。花了10年时间，他学会汉语，通读《四书五经》，成立了传教团，但他的传教计划始终不能做大，忙来忙去，每年招收信徒不过六七人。中国人不信上帝，丁神父的本职工作很失败。

　 丁神父不肯认输，他总结教训，得出结论：一、要中国人接受“教化”，首先要进行“西化”，通过“新教育”灌输“新科学”，是使中国人“西化”的前提；二、这种复杂的目的与手段错位的转化工作，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先在官场赢得好感，继而站稳脚跟，方能有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犯上，貌宜恭，学术为纲，纲擎目张”。

　 为打入高层，1863年，丁韪良将《万国公法》译成中文，上呈清政府刚刚组建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清官员对此书价值表示怀疑，斥之“文辞艰涩，一派胡言”。但天从人愿，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捕获丹麦船，引发国际纠纷。此事中方如何处置，起初很是茫然，忽然想起《万国公法》已有中译，赶紧抓来阅读，原来此等外交纠纷，早有公法昭然，于是按例处置，终使丹麦船只获释。丁韪良名声大振，他自己说，从此“我被中国当局看得起……就是恭亲王也对我异常客气。中国人彼此打招呼，哪怕至亲密友，不过拱拱手而已，他对我却总是按着满族人的规矩，很亲热地握着我的两手。”于是，清政府设立同文馆，聘请西学教习，首先想到的，就是丁韪良。

　 中国方面选一个吉日，向丁韪良颁发聘书，红纸墨书，不提薪水，只说每年送“车马费”一千两银子。后来又有新约，上书“炭敬”五千两。他很久才明白，中国人耻于说“钱”，使用各种名目来代替这个字。但当年一两银子比一个英镑还值钱，这笔“炭敬”实在值得“恭敬”。他干脆退掉传教那份菲薄的薪水，不当神父，一门心思，成为中国政府雇员。两年后，同文馆增设科学班，丁韪良始任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又过两年被聘为总教习，丁老师变成“丁校长”。到1903年去职，丁韪良担任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学“校长”达34年。

　 丁韪良称同文馆为中国新学的萤火虫，目标是把它变成一盏科学教育的神灯：“让千百万有志学生，像他们钻研古文那样，严肃认真地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为了点燃这盏神灯，丁韪良为中国引进各种西方学科：先是物理、数学，随后创办化学、生理和医学。他制定了一个8年教学规划，试图让中国学生循序掌握西方科学的主要课程：前三年学外语、地理和西方历史，第四、第五年学数学，第六年学机械、微积分和航海术，第七年研究天文、地质和矿物学，第八年则是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只有宗教在这所学校严禁传播，成了这个教徒的终身遗憾。他桃李满天下，却至死仍然相信，一旦中国人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通往上帝之路定会畅通无阻。这一愿望一直未曾实现。

　 丁韪良最感荣耀的事情，是他的两个学生担任了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最痛苦的事情，是在他来华50周年之际，被义和团围困在驻京使馆内，炮轰枪击，九死一生；最津津乐道的事情，是先任同文馆总教习，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其著作封面或扉页上，他的姓名前，永远不忘加上“校长”之称；最难堪的事情，是其任期未满，却被京师大学堂解聘。但直到89岁去世前，丁韪良的一颗心始终坚定地守望着中国新兴的科学教育事业：“所有改革都离不开教育，中国的命运系于教育振兴。学校将给中国人开辟一个远比他们的村庄更广阔的天地，比他们的家庭更高级的观念。科学……将激励中国的活力，不消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会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