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5年1月
29日，2004年景观设计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北京大学教授，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博士的关于《印度洋海啸灾难启示》的报告，令与会代表为之震动。
1995年，俞孔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根据中国面临的严峻人地关系，提出生态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回国后，他和北京大学的研究同伴一起，继续针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问题，提出“反规划”途径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的成功实践，2002年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设计荣誉奖。
2004年10月13日，本刊发表了《五千年未有之破坏》，反映了他对人地关系和国土生态安全危机的忧虑，引起广泛反响。两个多月后，印度洋海啸灾难爆发―――证明俞教授的忧患意识绝非杞人忧天。为此，本报再次约请俞教授贡献他的讲稿，希望因此能进一步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
“天堂”里的灾难
印度洋海啸灾难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涉及科学、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我是一个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规划师，而景观规划以协调人地关系为宗旨。所以，我今天也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讨论。
思考所基于的事实是：灾难发生在一个文明时代的“天堂”里，美丽的花园、豪华的酒店，瞬间成为废墟；夺走了近30万人的生命，其中不乏受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文明人群；相比之下，偏远岛屿上孑遗的史前部落却能在大难中安然无恙；科学家检测到了地震的发生，科学知识也告诉此后必有海啸，却未能使陶醉的人群免于死难。
海啸灾难是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中国当下城市化背景下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问题。
思考之一：国土生态安全乃头等大事。几千年的文明并没能使人类摆脱自然灾难的威胁，它们随时都在身边发生。华裔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上世纪7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景观的恐怖》，讲述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景观：森林、沙滩、河流、城市，实际上都潜伏着灾难的恐怖。世界上的许多文明是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灾难中消失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认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史学家认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组织治理洪涝灾害的需要而发育形成的。
国土生态安全，是继人口问题之后，当代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和西方宗教的伦理，靠避孕套、手术刀、开荒斧还有“袁隆平”成功地应对了人口问题，那么，谁是保障这片超载土地上生态安全的“土地之神？”
思考之二：“超人”意识和虚拟世界导致灾难临头：面对30万文明人群的尸体和史前部落的逃生奇迹，我们不禁要问：在应对自然灾难方面，人类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美国有一部关于星球大战的电影，描绘人类在面对外星人时，是如何大规模出动飞机、大炮和装甲车来壮胆的，结果，在外星人的神秘武器下瞬间灰飞烟灭，倒是人间柔弱、优美的音乐，最终将外星人制服。
我们通过机器强化和延伸了四肢，通过电脑和信息处理技术扩展了大脑，使自己成为“超人”；近现代技术使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抽象化的世界中：500年一遇的水泥防洪堤团团包裹着城市，以至于在河边而看不到水竭水满，在海边而听不见潮涨潮落；我们渠化和管化大地上的水系，以至于不知道水从河来、水边还孕育生物；我们斩山没谷，“三通一平”，以至于忘记了地势之显卑。我们对真实而完整意义上的自然越来越陌生，不再有机会像史前人那样，像田里的农民那样、像海边的渔民那样，感受她的呼吸，领会她的喜怒表情，对大难来临前的种种预兆漠然置之。
因此，如何让城市与自然系统共生，使现代城市人能感受自然的过程，是塑造新的和谐人地关系的基本条件。
人类对大自然有天生的敬畏和热爱之心，敬畏是因为千百万年她不断降灾难给人类，并在其基因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热爱，是因为大自然赐人以食物和庇护。人类这种天然之心正是萌生“神”与宗教的土壤，也是大地景观吉凶意识和审美意识的本源。如果我们过分依赖近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超人”能力，而将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自然人的能力抛弃，将“神”或敬畏之心彻底埋葬，灾难必然降临。“超人”诞生宣判了“神”的死亡，“神”死了，则人不得不死。
所以，我们在拯救人类之前，须首先让“神”复活，而神的复活有赖于放弃“超人”意识，回到真实的、平常的“人”。
思考之三：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史前部落在海啸灾难中的安然无恙，显示了乡土文化遗产的价值。文化遗产分为非物质遗产和物质遗产（在这里特指大地上的文化景观）两类，人类关于自然灾害的经验往往通过它们保留了下来。前者如祖先的遗训、风俗习惯、某些听似神秘的禁忌等。后者是大地上的乡土文化景观，是人地关系实验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当地人与自然力的不断较量、调和过程打在大地上的烙印，值得我们保护和珍惜。
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在一个人口与资源压力下的城市化时代，我们不能指望前科学的“巫”与“神”及其留下文化景观来保障当代中国13亿人的生命安全；新时代需要新的“神”。
思考之四：科学技术是干什么的？有了科学技术，还缺什么？
“泰坦尼克”的沉没不是因为船不够坚，而是因为太相信它的坚固了。中国古代关于大禹和其父鲧的不同治水哲学及后果似乎妇孺皆知，但我们何尝又不在重蹈鲧的覆辙呢？当今我们的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战略恰恰是在用巨大的人类工程、片面的科学技术，打造对抗自然过程的“铁甲车”。可考察中国近代洪灾的历史，可以看到，造成最严重的灾难后果的恰恰是因为人力与自然力长期对抗和较量之后，而最终因为人类“铁甲车”的失误而带来的，如决堤、决坝导致的洪水灾难。
印度洋海啸灾难中，科学似乎没有责任，因为科学家已经检测到地震并告诉人们它将伴随着海啸。所以，不是因为科学没有价值，而是科学并没有完整地、全面地进入人们的信仰和伦理体系。
在前科学时代，有限经验知识，通过宗教和伦理，牢牢寄生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中。自然中的所有现象，都被视为“吉”或“凶”的预兆。比如，中国古代“风水”相信曲直蜿蜒和连续的河流才是“吉”的，才可安居；现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蜿蜒的自然河流有利于削减洪水能量、避免洪水灾害。可我们当今的防洪工程恰恰逢河必坝，遇弯必裁。科学知识，完整意义上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并没有变成我们明智地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而是被片面地、“断章取义”地误用。
概之，人地关系的哲学不应该是斗争的哲学，而是“和合”的哲学；科学技术不是用来制造“超人”对抗自然力的，而应该是用来协调人与自然力关系的；科学必须插上伦理的翅膀，才会成为播撒美丽的天使，否则只能是毁灭自然和人类的“撒旦”。
我们必须在关于自然的科学技术、关于灾难经验的文化遗产和关于土地的伦理中，寻找当代护佑我们免受自然灾难的“土地之神”。
充满“神灵”的土地：灾难经验演义文化景观
约4000年前，一幕震撼人心的惨剧场面：在一侧墙脚，一个妇女怀中抱着幼子，双膝跪地，仰天呼号，祈望救世主出现：在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中，一双惨烈的尸骨，记载了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凝固了将人类在自然力面前无助和对超感知的“神”的企望。正是一起包括洪水、山洪和地震在内的大规模群发性灾害事件，导致喇家村落的毁灭。
类似的灾害经验在古代中国相当频繁。基于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灾难经验，对大地山川进行趋吉避凶、逢凶化吉的操作，是中国五千年人地关系悲壮之歌的主旋律。
如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陂九泽，度九山，”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大地规划师；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们与神为约，深掏滩，浅作堰；以玉人为度，引岷江之水，满不过肩，竭不过膝；更有遍布大小城镇和村寨的地理术士们，“仰观天象，附察地形”，为茫茫众生卜居辩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及牛鬼蛇神。遍中国大地，无处不为神灵所居。
在云南哀牢山中，分布着一个古老的水稻民族―――哈尼族。在这里，海拔2000米之上是世代保护的丛林，高山截流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云雾弥漫，是属于“神”的“龙山”；中部是属于居住和生活场所，海拔在1500米～2000米之间，来之“龙山”的甘泉，流趟过家家门前，涤尽生活垃圾和牲畜粪便，灌溉下部的梯田；寨子以下则是层层的梯田，那是属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在天地―人―神的关系中，人获得了安栖之地。
在贵州省的都柳江两岸，分布着许多侗族村寨。每个寨子都无一例外地分布在蜿蜒江水的凹岸坡地上，寨后山上是一片比寨子更古老的“风水”林，这是一片禁地，里面停放着祖先的遗体或骨灰，寨规是“伐一棵树，罚一头牛”；每寨必临一片卵石滩地，这里水涨水落，鹅鸭与儿童共欢；而耕种的梯田却在对岸的山坡上，或者在被绿色的“风水林”隔开的同一面山坡。尽管山地的塌方和泥石流时有发生，而寨子却几百年来安然无恙。
大小乡村的景观规划是如此，古代城镇的设计无不以山水为本，依山龙水神，而求安宁和谐之居。早期西方传教士们视盛行于中国的巫风卜水为邪恶，但对其造就的大地景观却大为感叹：“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必充满着诗意。”科技史家李约瑟更是充满深情，赞不绝口。20世纪初，一位德国飞行员伯叙曼在华夏上空飞行考察3年后，用“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来描绘和赞美。
在科学的光芒并没能普照大地之前，这些维护国土生态安全、而又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在经历了大大小小无知无畏的“战天斗地”之后，得以或多或少地幸存。
然而面对新一轮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高潮，我们不禁要问：在被科技和机械力武装到了牙齿的“超人”面前，那些文化景观和自然生态格局，能否幸存？经过对全国数以百计城市的考察，我不能不坦言我的忧虑。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人口和资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我们能指望这些乡土的“神灵”一同“城市化”吗？而进入现代城市能使我们免于自然灾难吗？通过对全国最偏僻的地区的探访，我看到，他们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和善待前科学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并从中获得经验和启示；另一方面，必须从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中苏醒，不要指望过往的“神灵”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安全问题。
放下斩杀大地“女神”的屠刀，重构新的土地伦理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教授等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一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挥霍和牺牲自然系统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的，而这些破坏本来是可以通过明智的规划和设计来避免的，包括：
（1）大地破碎化：无序蔓延的城市、缺乏环境考虑的高速公路网，各种方式的土地开发和建设项目、水利工程等，都使原来连续的、完整的大地景观基质日趋破碎化，自然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受到严重破坏。
（2）水系统瘫痪：作为文化景观的、几千年来人与自然过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水网系统的瘫痪：自然河流水系的填埋、断流和渠化；湿地系统的破坏。
（3）生物栖息地消失：自然地的消失、河流廊道植被带被工程化的护堤和“美化”种植所代替；农田防护林和乡间道路林带由于道路拓宽而被砍伐；池塘、坟地、宅旁林地、“风水林”等乡土栖息地及乡土文化景观大量消失。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设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许多破坏是可避免的。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科学和技术来这样做，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善待土地的伦理。
“超人”的力量不能替代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
我们研制各种物理和化学的合成物来抵抗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致病因素，杀灭那些我们认为对人类肌体有害的东西，结果使人体的自我免疫能力每况愈下，世界卫生组织不断警告，新的病毒性流感，可能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因而，科学的人体抗病途径是强健体魄，增强生命机体自身的抵抗力。
城市亦然：我们用各种工程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城市免受自然力的破坏，固若金汤的人类工程，不但耗资惊人，也将城市与大自然隔绝。结果，自然的水平衡系统被打破，洪水的威力却越来越大，而稀缺的雨水资源却瞬间被排入大海。目前，在我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2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个。就连“千湖之省”的湖北，因城市扩张，已经使四分之三以上的湖泊不复存在。
地球是一个活的“女神”，她不但具有生产功能，还有消化和自净能力，同时还能自我调节各种自然的盈余和亏缺，这些都是自然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生态服务。然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我们却没有领会和珍惜自然的这些无偿的服务，用极其恶劣的方式，摧毁和毒害大地“女神”的肌体，使她丧失服务功能，包括：肢解她的躯体―――大地上的田园和草原；毁损其筋骨―――大地之山脉；毁坏她的肾脏―――湿地系统；切断她的血脉―――河流水系；毒化她的肺―――林地和各种栖息地。最终，就连一场小雪和暴雨都可以使整个北京城瘫痪；一个感冒病毒变种或一种SARS病毒，可以把全国所有城市带入死亡的恐怖。
增强城市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和免疫力，妙方不在于用现代“高科技”来武装自己，而在于充分发挥自然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让自然做功，增强土地生命系统的免疫力。
再造秀美山川：“反规划”途径建立生态安全格局
1962年，景观规划师和生态规划先驱麦克哈格，带领学生在美国东海岸研究海岸带的规划。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许多富人正在争相建造美丽别墅的地带，恰恰是在一个下一轮海潮侵蚀中要被吞没的危险地带。于是，他警告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赶紧搬离此地，否则将大难临头。遗憾的是，他的警告没有被理会。数月之后，强烈的海潮吞没了这些美丽的住宅。
于是麦克哈格呼喊：“人们要听景观规划师的，因为他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居住，这正是景观设计学和区域规划的真正的含义……我们（景观规划师）就是要告诉你生存的问题，是来告诉你如何在自然面前明智地行动。”然而，对照印度洋的海啸，我们发现，历史总是在重演着同样的悲剧，而其根源在于人类的无畏加无知。
一位澳大利亚籍教授目前正在印尼的海啸受灾地从事规划重建工作，前两天给我来信说，许多宾馆、城镇的受灾都是因为它们犯了规划上的“经典性”错误，也就是没有“设计遵从自然”。
这个地球给人类以足够的空间生活，我们并不是没有土地用来建城市，而是往往在不合适的地方、用不合适的方法来建城市。几乎所有的沿江和滨海城市都在与自然过程相对抗，用强堤高坝与洪水对抗、抢空间。灾难100年不发生，101年有可能就发生，“500年一遇”，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不会发生。城市建设如果选错了地方，无论它建得多么漂亮，都可以一夜之间被摧毁。中国4000年前的喇家遗址是如此，古罗马的庞贝城也是如此，印度洋海啸灾难更是不可不吸取的教训。
根本的出路在于尊重自然过程，通过对自然过程和灾难过程的科学分析，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态格局，它是以全面而完整地维护大地生命系统及其生态服务功能、而非单一功能为目的的。
我们必须纠正现在规划和建设城市的方法―――那种依据人口规模和土地需求来推算规模和扩张城市，然后再通过强固城市防御体系来对抗自然灾难的方法。而是应该完全反过来，即：根据自然的过程和她所能留给人类的安全空间来适应性地选择我们的栖居地，来确定我们的城市形态和格局。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城市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向灾难的话，在今天这一五千年难得一遇的空前城市化进程中，在这大规模人地关系调整的机会中，我们有条件、也必须逆过来做我们的城市发展规划，即进行“反规划”：首先建立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以此来定义城市的空间发展格局。否则，灾难迟早将降临。
视洪水为“朋友”的伦理：“反规划”实践
2003年，在进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修编之前，浙江省台州市邀请北京大学进行城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规划提出可能受到海潮侵袭的区域，并建议作为不建设区域。
2004年8月12日，“云娜”台风来了，给台州市造成了上百亿的经济损失和100多人死亡，创历史之最。而值得欣慰的是，那些被划为不可建设区域的滨海湿地带，恰恰是受海潮侵袭最严重的地区。如果按通常的建设规划考虑，这些地带是建设区，面临这样的风暴潮的时候，灾难性后果将不堪设想。
有了这一经验，台州政府充分认识到生态安全对这个滨海城市的重要意义，着手将这一保障国土和城市生态安全的非建设用地规划进行立法，使它们像前科学时代的“风水林”和“龙山”那样，得到永远的保护。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府行为。
在台州市的生态安全格局中，除了为海潮预留了一个安全的缓冲带以外，还为城市预留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洪水安全格局：一个由河流水系和湿地所构成的滞洪调洪系统。把洪水当做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并将其与生物保护、文化景观保护及游憩系统相结合，共同构建了城市和区域的生态基础设施，就像市政基础设施为城市提供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它成为国土生态安全的保障，并为城市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
作为一个实践案例，它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关于城市防洪的观念。当地领导接受了生态安全和生态规划的理念，特别是在永宁江治理工程中，果断地停止了正在进行中的河道的硬化和渠化工程；将已经硬化渠化河段重新通过生态方法恢复成自然河道，建立起湿地公园，成为滞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成为当地居民一个极佳的休憩场所。
“神”的复活，人也将永续
在美国快速城市化和环境极度恶化的年代，麦克哈格喊出了：为什么在我们的大都市中不能保留一些自然地，让她们免费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什么城市中不能有高产农田来提供给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自然系统来构建城市开放空间，让城市居民世代享用？为什么我们在不该居住的地方居住、不能遵从自然的过程和格局来设计我们的家园，而总是与自然过程相对抗呢？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经历了工业时代由于“超人”的鲁莽、自恃和不自信而杀戮大地“女神”，从而带来无穷的灾难之后，现代科学时代需要“神”的复活和再生。人类因为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产生了前科学时代的“神”，这些神或是青面獠牙而令人恐怖，或是高高在上令人生畏之“神”。但在科学和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需要的是可以与之为友、与之交流的、可敬却可亲的“神”―――自然的力量，自然的过程和规律：她仍然因为无边的能力而可敬，因为博大慷慨而可爱，但同时也因为柔弱而可怜，因为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揭示而可以与之交流。
与前科学时代因为蒙昧无知对“神”的迷信相比，人应该变得更自信了！是关于自然过程的更全面完整（而不是片面地以我为中心的）的科学认识给了他这种自信：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自然力制服而自存，而可以帮人类活得更好。这种人地关系的认识最终应体现为一种新的土地伦理。热爱和尊重自然过程和格局是这种新土地伦理的基础，并需上升为法规，像浙江台州市的人们正在做的那样，以规范人们关于土地的种种行为。
结论是：前科学时代的“神灵”难保当代城市人的生态安全，近现代工业铸造的“超人”也不能使我们免于自然灾难，只有将全面而完整的科学知识和理念与新的土地伦理有机地结合，才是当代国土生态安全的“土地之神”，由她来引领我们进行国土生态安全的设计。
最后，一点技术外的认识是：国土的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再造“秀美山川”需要动员国家机器在不同的尺度上系统地进行，它必须有一个类似国家军委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那样的权力系统来统筹；自然过程是没有行政边界的，在目前这样国土被条块式管理的状态下，显然不利于一个完善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建立。在这里，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将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