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国家已经有25年的和平时期，和世界上很多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一样，除了国家和军队要准备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大众与国防之间的心理距离、物理距离日渐疏远，国民国家危机意识淡漠。

　 近年来，以恐怖主义为代表 的非传统威胁的兴起，预示着信息革命时代的国家安全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这也迫使世界各国的国防观念必须实现战略转型。一些军方专家认为，我们必须突破那种以军队为主体，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建立起一种以政府、企业、大众和军队为主体，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国防观，即新国家安全观。专家们认为，在中国公民中广为传播并使其逐步树立起这种新的国家安全观重要而且紧迫。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推出“新国家安全观系列访谈”，今日刊出第一篇―――

　 过去的2004年是一个悲伤的年份，国际上此起彼伏的恐怖事件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别斯兰惊魂未定的孩子们哭泣的照片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国内矿难频发，机械刺激般的使人们开始麻木不仁。这些都只是社会安全的一些方面，但是社会安全却越来越全方位的凸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安全，跟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关系，记者近日专访了国防大学国家安全问题专家林东博士。

　 问：林老师，在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您提出了“新国家安全观”这个概念，在其中众多的安全领域中，社会安全是您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完整一点讲，什么是社会安全？它包括了哪些具体内容？

　 答：讲得滴水不漏就难免很学术化。其实社会安全就是指人群公共生活空间的安全，它包括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它直接体现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利益需要。社会安全代表所有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在共同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安全利益需要。

　 从全球范围看，各国政府和军队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的职责大体上相同，包括维护公民安全，维护社会基础设施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生态环境，预防和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灾难，预防和处置社会动乱以及人为灾难等内容。

　 问：那么，社会安全的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中国又是什么时候认同了这一概念呢？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何意义？

　 答：社会安全问题从来就存在，但它的提出是在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以后，时间上大致在2000年以后吧。

　 我国对社会安全的认同是以新时期“以人为本”战略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是处于发展中的多民族大国，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我国的社会安全总体上是好的。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股势力”兴风作浪，社会转型过程中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经济发展进程中灾难事故相对增多，在国际矛盾和冲突的渗透下，社会安全问题凸现出来。特别是一些敌对势力企图利用这些不利因素来破坏我国社会稳定，以达到削弱政府的执政能力，遏制我国的发展，甚至分裂我国领土、破坏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在此形势下，社会安全关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大战略问题。对正在崛起的我国而言，在今天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中，别人想阻碍我们发展也不敢贸然采取战争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外部威胁很可能不能直接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要通过引发我国社会内部矛盾、产生内部危机来施加影响，这是符合和平与发展历史规律的。

　 另外，从小康社会国家的根本利益突出地体现为国内社会的稳定来讲，我国“以人为本”战略思想的提出就是着眼于小康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安全，同时也强调社会上每个人的安全以及人们生活环境的安全。维护社会安全代表了最广大人民从生存到发展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对传统国家安全观和国防观的革命性拓展。可以说，抗击非典拉开了构建社会安全机制的序幕。

　 问：按照您讲的，是否可以说，社会安全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呢？

　 答：的确是这样的。现在，人们几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就会遭遇某种灾难或事故。以往，这种几率很低，但随着恐怖主义兴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和公共灾害事故增多，这种几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成倍增长了。比如，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反美恐怖袭击，使普通美国公民的境外安全处境日益恶化，车臣的恐怖袭击使居住在莫斯科的人都失去了安全感，这就更不用说恐怖主义盛行的中东、中亚、南亚地区人民对社会安全的忧虑与紧张。就连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处于和平年代的西欧也难逃劫难，最典型的就是西班牙，发生在首都马德里的爆炸事件被称为第二个“9？11”，从此使整个欧洲都陷入恐怖威胁的阴霾之中。

　 问：人体炸弹、劫机等等这些恐怖活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其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也是社会安全题中应有之意，那么，它们给社会安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目前还没有造成事实性的灾难。它其实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大面积杀伤性武器，它们还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当这些武器落入非法组织手里，特别是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一些国际恐怖组织专门选择那些反恐防范不严的国家和地区来制造生化袭击。哪个国家麻痹大意就容易成为核生化袭击的目标。

　 问：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人们比较容易感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则是慢慢积累不容易被发觉的，但它也是社会安全中重要的内容，它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与社会安全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社会不稳定因素指的是社会群体内部出现的非法组织与非法活动，包括邪教、黑社会、犯罪集团、走私贩毒、非法社团、非法集会和非法移民等。这些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虽然对国家安全还远远达不到致命的威胁，但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内部矛盾的运动，干扰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健康。

　 这些因素就个体而言无足轻重，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同时增长产生的危害则是非常危险的。像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时，社会不稳定因素呈活跃之势，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大影响，将社会陷入动乱之中。

　 问：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生各种灾难和突发事件，比如安全事故等，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情绪，有时这种情绪会以极端的行式爆发出来，比如游行、抗议、静坐甚至是群体性骚乱，这也是社会安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此类事件发生，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手段来制止、化解？

　 答：我觉得，首先，政府需要建立应急机制来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应急机制能够保证政府和军队各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获取信息、处置情况。像抗洪抢险应急反应机制、疾病检测应急反应机制、海事救援机制和制止动乱的执行紧急状态反应机制等等，都是必须率先启动的。美国在处置“9？11”上反应很快其实就归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国家应急反应机制。

　 其次，政府需要根据具体事件的性质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组织救援，以最快的速度控制灾难和事故进一步发展，并保障受灾群众生活；二是维持秩序，以充足的力量控制事发地区，保持良好的社会治安，不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三是掌握舆论，主导媒体从正面反映事实和救援情况，既公开接受舆论监督，又同时监督媒体报道；四是开展善后工作，主动建立政府与受害群众家属的对话、接待机构，以人为本地开展安抚工作，化解不良情绪。对于可能出现的情绪性过激行为应当采取以疏导教育为主，以得力的安置措施为本的思想来解决群众困难，化解矛盾。

　 问：2004年，您出访了中东和东欧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答：这次出访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这些不同地区的国家政府和军队都不约而同地加大了维护社会安全的职责和功能，特别是把维护社会安全放到了战略的高度来重视。在东欧，乌克兰处于没有外部威胁、恐怖威胁也不大的大好环境之中，但国内政党派别斗争尖锐，游行、示威每在大选之时都会导致族群冲突，政府、军队加强了处置非法活动的非杀伤性装备和防御手段建设。

　 而在恐怖组织、恐怖活动盛行的中东地区，以色列、约旦都把以恐怖活动为主的低强度冲突作为主要的现实威胁来对待，政府、军队、企业和社区都分配了反恐怖职责和任务，建立了安全检查制度。国家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也做了较为得体的全民性宣传教育，大众对恐怖袭击的承受心理有了很大提高。

　 特别是以色列，实行军警民大协同，分区分片地建立监测反应机制，及时防范和制止人体炸弹袭击。同时，以色列利用高科技发展检测装备和防范措施来实现严格的安全检查，在机场、飞机上都安装了精密监视设备，能检查出橡胶状的软性炸弹。

　 以色列的安检制度既严格，又讲究实效，关键是落实到人，在特拉维夫机场，以色列安全检查人员表现出良好的素质、丰富的经验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这是深受恐怖威胁的以色列飞机长期能安全飞行、以色列境内大部分地区一直安全稳定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