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场自上而下的免征农业税改革把乡镇债务矛盾凸显出来。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农委主任王守臣代表说，“基层干部的日子难过了，没有农业税，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化解乡镇债务难上加难。”
乡干部开始盯上粮食直补
乡镇财政是我国最基层的一级财政，乡镇财政建立仅20年，便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严重影响了乡镇基层政府正常运转。财政部认定中国县乡政府直接显性债务是4000多亿元。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姬建强认为，“基层实际债务肯定比这个数字高，有的乡镇负债高达1亿元。”
姬代表曾任湖北省襄樊市双沟镇人大主席。农业税曾占到双沟镇财政来源的80％，全镇42个行政村12万人，每年向县政府上缴的农业税就有800多万元，县财政返回的就有600多万元。姬代表说，现在600多万元没有了，镇财政主要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了。
全国政协委员许?曾对河北省涿鹿县乡村债务进行调查。涿鹿县乡村两级债务达2．1亿元，债权1．7亿元，债务大于债权0．4亿元。其中乡镇债务0．67亿元，村级债务1．43亿元。许委员称，这样的债务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1亿元的县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吉林省乡村债务大概在90亿元左右，乡村组织各占一半。吉林省农委主任王守臣代表说，过去乡镇财政有农业税，每年可以还一点，掩盖了债务危机，现在免征农业税后，主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乡镇财政状况恶化，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
王代表说，现在基层干部压力很大，一些乡镇干部开始盯上粮食直补，希望用直补化解乡村债务，有些地方法院在审理乡村债务纠纷案件时，把乡村转移支付补助金执行给了债权人，造成转移支付资金改变使用取向，严重影响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
全国政协委员许?分析说，形成乡村两级债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多年问题和矛盾积累的历史原因，也有新形势下新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现实原因；既有体制和政策配套等原因，也有决策失误、管理不善等主观原因；还有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农民收入不高，各种社会负担相对过重等。具体表现为六大积弊，一是盲目上项目、办企业，造成欠款负债。二是脱离当地实际，超前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卫生室等公益事业达标活动绝大部分靠举债解决。三是向民间高息借款，加重村级债务。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投入少。上级一些项目需要乡村两级配套资金，如乡乡通油路工程等，向农民集资太难，又必须完成，乡村两级只有靠举债或拖欠工程款的方式解决。五是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取消村级招待费之前，上级各种检查验收活动频繁，乡村干部为了讨好上级，招待来宾，招待费用多数是赊欠举债。六是农户欠款逐年增加，集体债务居高不下。
每年150亿元远远不够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朱玉明说，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县乡财政困难状况。“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中，首次安排150亿元实施‘三奖一补’政策，缓解部分县乡财政困难。”
所谓“三奖一补”政策，即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以及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对产粮大县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给予补助。
许皞委员分析说，由于乡村两级债务形成原因复杂，历史较长，数额巨大，只靠县、乡、村自身的力量难以完全化解，但是要彻底解决乡镇债务危机，3年450亿元是远远不够的。许委员开出七大对策：一是理顺财政体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对县、乡的留成比例，增加基层可用财力。二是加大乡村转移支付和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等专项资金投入，并制定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三是对于一些包括小康建设、普九达标、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特定高额债务，单靠县乡现有财力很难解决，上级政府应调剂一定比例资金代为偿还。四是出台相关政策，削减高息化债，清收债权化债，允许乡村适时视情征收农村提留统筹等各项尾欠，以增加还款资金。五是减少硬性升级达标任务，压缩削减报刊的征订等任务。六是组织力量，对乡村两级债务进行摸底调查，分类统计，分步清理（基建工程、公益事业、招待、办企业、形象工程、抵税借款等）。清欠农民个人的款项要放在首位，尽早稳定农民的情绪，巩固农村稳定局面。七是发展集体经济化债，盘活存量资产，筹集资金偿还村组债务。
2004年安徽省乡财县管改革在全省推开，安徽省财政厅厅长朱玉明代表说，乡财县管的最大好处是乡镇不能随意举债，有效扎住了乡镇“债务”的口子。
乡财县管的第一步是彻底清理乡镇债务，对乡镇债务“先刹车，后消肿”。如长丰县，截至2004年，消化乡村债务12733万元，占清理前乡村债务总额的30．2％，太和县以乡财县管改革为契机，核减乡镇债务6226万元，偿还各类债务13302万元，初步摆脱了债务危机。朱代表说，基层干部说，早几年实行乡财县管，乡镇就不会有这么多债务，也不会这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