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叫大刚？”一小伙子冲着几个正在风沙中挥舞焊枪的人大喊。小伙子是顶着五六级大风，倒了好几趟车，才在北京城边儿找到这个工地的。

　 “哎―――找我呀？”应声走出一位灰头土脸的中年汉子，墩实的个儿头，一脸的憨厚，脏兮兮的工作服烧得尽是窟窿。

　 “您是大刚吗？您得救救我妈呀！”小伙子话没说完就哭了，“我妈不行了―――医生说胸腔里全是水。”

　 大刚连忙掏出一摞小纸片写了几个字递过去：“甭急，拿这个去北京肿瘤医院胸外科找某某教授。”

　 那是一张巴掌大的复印小纸片，上面写着：“请把您身体的不适告诉我，我会给您选定一个理想的医院、医生。上面留有联系电话，旁边还盖个章，写着“公益”二字。大刚说：“这是我的名片。”

　 大刚义务为患者咨询名院名医，愣是在北京混出了名堂。

　 赵女士的妈妈70多岁了，半年前胸口不适，被初诊为肺癌。吓懵了的赵女士辗转找上门来，大刚介绍她去找一位人称“京城片子王”的教授。该教授看了CT片后肯定地说：“不是肿瘤，没事！”

　 大刚本名刘传刚，行医看病这类事，原本跟他一点边儿不沾。1981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首钢炼铁厂当上了电焊工，一干就是24年。

　 如今他领着几十名外地民工干活。工友们说起大刚用的最多的词是：厚道、热心肠，好管闲事。

　 “大刚是好人。他要是一天不来，我们都特别扭。”工友们背后念叨着他的好：谁的工作服破了，大刚补；谁的自行车坏了，大刚修；天太冷，大刚四处搜罗棉衣给大伙儿；暂时拿不到工钱，大刚会先给垫上寄回家救急……

　 大刚听工友们背后说他的好，“嘿嘿”笑了：“好歹我在这儿还有个家，他们比我可难多了。”

　 大刚和“医”沾边儿，缘于小时候泪腺有毛病，整天泪流不止。尽管没少求医问药，但毫不见效。有一次，他慕名找到301医院的一位教授，经这位教授治疗，困扰自己20多年的眼疾好了。从此，心存感激的大刚不断向人介绍这位教授。

　 大刚从自己冤枉的看病经历中悟出：看病不在医院的名望大小，也不在花钱多少，关键在于找对大夫。

　 打这时起，他开始留心某家医院的专业所长，以及某位大夫的业务所长，以致发展到后来欲罢不能。每逢休息日，大刚便带上马扎儿和一瓶水，骑自行车满北京城转悠，见医院就进，累了就坐马扎上歇歇。最远时他从京西的石景山，骑车到京东通州的北京胸部肿瘤医院，来回100多里地。

　 “别人爱逛商场，我最爱上医院，真的，上瘾！”20多年来，大刚转遍了京城各家医院，还精心制作了3个厚厚的笔记本儿，一本是大夫名册，分为眼科、肿瘤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等若干科，每科都有大夫的姓名、专长、所在医院、门诊时间，以及联系方式。北京各医院的名医、专家，甚至连有能耐的“赤脚医生”和小胡同里的修脚师傅，都分门别类记在他的笔记本上。

　 另外两本是患者的咨询记录，上面是密密麻麻近万名咨询者的姓名、病情、联系方式以及他推荐的大夫。

　 说起搜集医疗信息的诀窍，大刚津津乐道：“一进医院我先扎进病人堆儿里打听，得的什么病？找谁看的？效果怎样？大夫医术高低，病人最有发言权。”

　 大刚为人介绍大夫从不收钱，这是他给自己立下的规矩。起初好多人不信：“哪有这样的人，一分钱不要白给人介绍大夫？”甚至有人怀疑他是“号贩子”、“医托儿”。

　 一天，大刚在医院碰到一家三口，孩子的手被蒸汽熨斗烫伤了，经过手术手还像鸡爪子似地张不开，跑了不少医院也没治好。大刚自荐帮着找个好大夫，那家人觉着可疑，不信。大刚急了：“走！我带你们去，如果治不好，医药费我掏！”他把那家人带到积水潭医院找到某位教授，手术后效果特别好。这家人找上门送大刚一面锦旗：健康指路人。

　 大刚从不回避和“号贩子”打交道，“那些人倒腾的可都是好大夫的号啊”。他视这些人为自己的“调研员”，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不少好大夫的姓名。

　 起初，“号贩子”以为来了个抢饭碗的，后来见他免费咨询，再听他对疑难杂症、名医专长说的头头是道，个个服了：“哎呦喂，您可比我们精！”

　 大刚推荐大夫有个讲究，得“双高”才行，一是医术高，二是医德高。“不论病情，上来就开几千块钱药的大夫，我不推荐。”大刚自有一套做人标准，“老百姓看病不容易，我推荐的大夫不但能治病，还得让病人少花钱。”

　 韩老爷子78岁，种了一辈子地落下双腿动脉栓塞。县医院让他做手术，一个支架两万元，光押金就得1．5万元。大刚介绍他去东直门医院找某教授。10多天后手术顺利完成，所有医疗费用仅1．5万元。大刚不放心，手术后又专程从石景山蹬了两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医院看望患者，老爷子激动得连连作揖。

　 一来二去，不少京城名医也都买大刚的账。

　 一个外来打工者得了眼底淋巴瘤，大刚介绍他去北医三院找某教授，某教授一见那张“名片”就说：“大刚介绍的，100块钱挂号费就免了吧。”事后，这位教授对记者说：“这个社会里，像大刚这样的人不多了。”

　 一次，大刚带着病人到北京友谊医院找某教授，某教授看着那张“名片”说：“这条儿老来。”

　 大刚起身说：“我就是大刚。”

　 某教授看了一眼大刚：“就是你小子呀！我都七十八的人了，你惦记着把我累死呀？”说归说，此后，但凡病人拿着大刚的条儿，某教授就给加号。

　 “专家号多难挂呀？有时连本院大夫都挂不上。但人家却认我，这是什么地位？”说到这儿，大刚“嘿嘿”乐了，“还不得是卫生部副部长的地位？”

　 大刚出名，一开始是靠口口相传的，后来他上了电视，还公布了自家的电话。从此，家里不安生了。

　 每天下班回家，扒拉两口饭大刚就开始接电话。一家3代同堂，5口人挤在3间小房里，房子老旧，墙皮斑驳。孩子要读书，父母和媳妇要休息，大刚只好紧闭三间房门，自己躲在小过道里接电话。

　 电话摆在两个摞起来的木箱子上，箱子太高，大刚只能用铁棍焊个高椅子，从晚8时到10时，至少要接几十个电话。什么抑郁症、产后风、脸上长疙瘩，就连后脚跟儿疼都找他。“只要一拿起电话，就甭想动弹，连上厕所都得跟人家请假，最长的电话能打40分钟，除夕夜都没断过”。

　 有的人整晚打不进电话就白天打来，好说歹说求大刚给回个电话，大刚妈脾气好却也只能实话实说：“不怕您笑话，我们打不起电话。”

　 大刚每月工资仅六七百元，可每月电话费就得200多元。“我们一家都没下过饭馆。”大刚妈直言直语，“老头子70多了，每天早上5点多还得出门打工，中午就花一块六吃俩馒头拌豆腐丝。大刚这么多年就没在厂子食堂买过饭。”

　 大刚不好意思地一旁插话：“没好家庭就没法儿干这事。我媳妇有时也就叨唠两句，每天我接电话，我爸就把茶沏好，我妈把苹果削成小块搁箱子上。”

　 无论他在家还是在工地上，总有人七拐八拐找上门来。有求他挂号的、有求他带着上医院的、还有请他到家安慰病人的……有个孩子因父母老吵架导致精神失常，大刚上门开导，还带孩子去吃麦当劳。大刚的儿子抱怨说：“我都16岁了，爸都没带我吃过麦当劳。”

　 但儿子私下里挺佩服老爸：同学的腿摔伤了，医院动手术要交8000元。他找中医开了几十块钱的洗药就治好了。“我爸一定能成功，好人有好报。”儿子说，“但我长大不干我爸这事，太操心！”

　 大刚经常起早帮病人排队挂号，有时怕误了上班，就请退休的熊师傅去排队。72岁的熊师傅说起自己的徒弟赞不绝口：“大刚打小就心眼儿好，在路上看见蹬三轮的上不去坡会跑着上前帮着推。如今就缺这号人！”

　 熊师傅曾陪大刚在公共场所搞过4次义务咨询，每次都感动不已。

　 年前，大刚在首钢门前咨询，天寒地冻的，一大早就有上百人排队。见大刚冻得哆嗦，一个女大学生跑到商场买了件羽绒服送给他。大刚不穿，女大学生急了：“你冻坏了，我们找谁去？”中午，一个老太太让附近饭馆给大刚端来个火锅。可大刚忙得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直到天黑，近400人接受了咨询。

　 也有人上赶着给大刚“送钱”。但大刚一概回绝。这些人中，有要求合作出书的，有要以大刚的名义建信息台的，还有网站欲为大刚开设专栏，并答应付一份不菲的薪水。

　 “谁也甭想从我身上打主意。随便把自己的名字给人使，我不放心。我怕他们打着我的旗号坑人。”大刚说，“我和别人想法不一样，有班上不饿不冷就得，挣那么多钱干嘛？”

　 眼下，除了白天上班，晚上接电话外，大刚还要挤出休息日四处打听哪家医院又有了新疗法。他说：“医疗信息得随时换，不能光吃老本儿。”

　 今年四十出头的大刚，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要大。“其实我也很累，”转而他又乐呵呵地说，“可一上街，甭管走到哪儿，认识不认识的，隔老远就喊―――大刚！只要听这么一嗓子，嘿，我特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