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节前，时年 63岁的阚培桐应郑也夫等北大荒老友的邀请到北京聚会。故友重逢，阚培桐高兴地放声歌唱，其中有两首抗战歌曲大家从没有听过。知青们都知道老阚“国军”抗战阵亡将领后裔的身世，聚会最后的话题集中在了抗日战争和抗战歌曲上。

　 阚培桐说，迄今为止由各地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歌集，最大收集量没有超过千首的，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出版的抗战歌曲集，都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大量的抗战歌曲散落于民间，或见于手抄本，或保存于老人的记忆当中。

　 聚会将散时，大家说，老阚，你把这些被遗忘的歌曲搜集起来出版，出一本能够反映当年抗日歌曲全貌的歌曲集吧。

　 这位瘦弱老人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浩大”工程，他把这本抗日歌曲集暂定名为《救亡之声》，并且一回到柳州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搜集工作。

　 短短3年时间，阚培桐已搜集到200多位作曲家、300多位词作者创作的3622首抗战歌曲。如果条件具备，他希望这部规模空前的《救亡之声》能在今年―――抗战胜利60周年出版。

　 童年的记忆

　 小小花猫会捉鼠，小小黑狗会看门，小小孩子做什么？努力生产买飞机。买飞机，真容易，每人养只老母鸡。母鸡下蛋咯咯叫，小孩得钱哈哈笑，买得飞机嗡嗡嗡，前线去炸鬼子兵。轰隆！轰隆！把敌人赶回东京。

　 ―――抗战歌曲《每家养只老母鸡》

　 这支《每家养只老母鸡》是阚培桐会唱的第一首抗战歌曲。1939年9月，正是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时候，阚培桐出生在广西柳州。其父是原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师长阚维雍将军。

　 1944年11月9日，阚维雍率部防守桂林时与日军浴血奋战10个昼夜，最终弹尽粮绝，桂林失守。阚将军大义凛然，在指挥部开枪自杀，实现了自己“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日军涌入城内，将阚将军的遗体就地掩埋，并立碑鸣枪致敬。

　 时年，阚培桐5岁。

　 阚培桐说，他的童年是中国抗日歌曲唱得最多、最响亮的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许多仁人志士自发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用歌声唤醒同胞和振奋民族精神。在抵御中国最大一次外敌入侵的紧急关头，抗战歌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承载了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父亲在世时会好几种乐器，经常在家和孩子们一起唱抗日歌曲。父亲去世后，每当阚培桐唱起这些歌，心中就会涌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想到记忆中并不清晰的父亲，仿佛并没有离去，而是站在远处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很多儿时唱的抗战歌曲，他至今难忘。

　 阚培桐搜集抗战歌曲，当然与对父辈的怀念有关。“抗战和我父亲，我觉得就是一码事。”阚培桐说：“所以唱那些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跟他站在一起。”

　 然而，阚培桐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抗战歌曲，以及歌曲所描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画卷，在一些年轻人那里，已经变得相当陌生了。

　 他逐渐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想为长眠地下的父亲，为千百万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也为那些对抗战历史缺乏了解的素不相识的后辈们做点儿什么，他要亲手从歌声中打捞出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记忆。

　 苦难中的慰藉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当。

　 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

　 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大多在1977年返城，老阚也在1982年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柳州。其后，他在柳州广播电视大学任教，同时在自治区和柳州市的人大、政协参政议政。

　 回城知青们成了教授、商人或官员，但他们发现，要忘记阚培桐温暖明净的歌声，就像试图忘记自己在冰天雪地里度过的青春岁月一样困难。

　 北京知青魏德安至今清楚地记得阚培桐的一只旧皮箱。那里面装着一摞一摞的手抄歌片，而用来抄歌的纸，不是旧信封、包装纸，就是拆开的香烟盒。“只要干完活儿，老阚就从中取出一摞，认认真真从头唱到尾。下次休息，再换一摞，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1968年，阚培桐开始挨批斗，罪名是“国民党少将师长的孝子贤孙”。那时候，惟一安慰他的就是那些歌。一边挨斗，一边劳动，他一边在心里轻轻哼唱，“甚至镰刀、锄头都跟着这个节奏来的”。老阚说：“没有那些歌曲，不知道能不能走过来。”

　 当时与阚培桐住在同一间宿舍的郑也夫回忆说：“我本来一点都不喜欢音乐，对‘文革’后期的革命歌曲更是毫无兴趣。是老阚的歌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那么美好的东西，在‘贫困时代’，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化。”

　 在那个只能唱语录歌、样板戏、跳忠字舞的年代，很多阚培桐喜欢的好歌都不能唱了。随着和知青们感情的加深，渐渐地，他敢私下给他们唱“苏修”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但身世和遭遇决定了他决不敢唱当年国统区的救亡歌曲。然而，那是他埋藏心底、悉心守护的另一类歌。

　 2002年春节前的那次聚会是老阚与知青们分别后的第一次重逢。直到这时，大家才第一次听到《歌八百壮士》和《旗正飘飘》等当年国统区流行的抗战歌曲，听到阚培桐谈起他最崇拜的音乐家黄自。

　 救亡之声

　 东江水流，西江水流，北江水流，珠江水也流。流流流，流流流，流到南边大海头。珠江水啊！珠江水，你唱不出我们的悲愤，你冲不散我们的忧愁！珠江水啊！珠江水，你洗不清我们的耻辱，你涤不净我们的血仇！

　 东江在怒吼，西江在怒吼，北江在怒吼，珠江也在怒吼！三千万人的意志，汇成滚滚的洪流；三千万人的恨愤，结成一个铁的拳头：我们不只要胜利在粤北，我们不只要胜利在良口，我们要打回广州，我们要打回广州！

　 ―――抗战歌曲《怒吼吧，珠江！》

　 2002年春节后，来自知青伙伴的启动资金汇过来了。

　 老阚忙碌开了。抗战歌曲卷帙浩繁，漫无头绪。

　 他为歌曲集拟订了选录标准：歌曲必须产生于抗战年代，即“九一八”至胜利前后；歌曲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抗战内容。

　 他先在柳州活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找资料，跑档案馆、图书馆，解放前国统区的，解放区的，解放后重印的，统统搜集，搞了半年时间，成果是1200首歌。

　 然后，他去了桂林。桂林曾是原广西省省会，抗战的大后方，聚集过不少文化名人，产生过不少抗战歌曲。桂林市的一位政协副主席对阚培桐说：“你就住我家里，我3层楼房，给你一层，你随便用。”

　 阚培桐回忆说：“我是到处揩油，桂林图书馆帮忙，柳州市委统战部，我所在的柳州电大，都是一路绿灯。”“有的歌，这一页有一半，下一页又有一半，复印的时候得印两页。我想得了，我还是抄下来吧，省点儿钱。”在桂林，阚培桐又收获1200首。

　 阚培桐还走访老人，记录他们依稀记得的抗战歌曲。尽管数量有限，阚培桐还是得到了一些没有收录进任何资料的抗战歌曲。

　 洛杉矶有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邝钜钿，是阚培桐堂兄在抗战期间的生死之交。听说此事后，写信给老阚的堂兄：“我义不容辞为其提供我之所能，裨其早日成其巨构。如能惠我一册，则感激无既矣。”随后，邝先生寄来了一套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出版的《抗战歌声》，共3辑，是一位名叫熊德昕的台湾教授编辑的。据说，熊教授当年在报纸上刊登了搜集抗战歌曲的启事后，“台湾岛内和海外的抗战歌曲像雪片般飞来”。

　 随着项目的推进，担任搜集工作总策划的郑也夫提出了新的建议，要把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相关音乐资料全部筛选一遍。

　 郑也夫找到了一位供职于国家图书馆的北大荒老友。这层关系，使他们从国图得到数量可观的珍贵资料，国图又帮助联系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

　 郑也夫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抗战歌曲集，从封面、目录、内容到封底，全部复印出来，装订成册，整箱整箱地寄给阚培桐。他关照阚培桐：“我寄给你一箱，你每本能得到一首歌，也值。增加一首是一首，要搞就搞彻底。”

　 阚培桐的工作极其繁琐。一首救亡歌曲有时候会有好几个完全不同的歌名，需要一首一首地检查、识别。因此，老阚不得不把每首歌头一句的歌谱抄在索引上。还有，五线谱得换成简谱，繁体字、异体字得换成简化字。抗战期间条件所限，编辑和印刷很匆忙，有大量的讹误。有些歌不全，被虫蛀缺了几个字，缺了几个音，这些就得老阚自己判断。

　 3622首抗战歌曲，就是这样多方搜集，最后经老阚鉴别、整理、手抄、定稿。

　 为后代留下历史全貌

　 胜仗！胜仗！胜仗！日本跪下来投降！祝捷的炮像雷般响，满街炮竹烟火飞扬，遍山遍野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向东望，看我们百万雄师，配合着英勇的盟军，浩浩荡荡！扫残敌，扫残敌，如虎驱羊。踏破那小小扶桑，河山再造，日月重光，胜利的大旗，拥护着蒋委员长，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千万忠魂，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抗战歌曲《凯歌》

　 阚培桐对他搜集的3000多首歌曲做了个简单的分析。他发现，国共两党在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方式同时领导着抗日战争，抗战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特定的政治态势。

　 从歌词内容看，歌颂共产党、八路军和毛泽东，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歌曲有800多首，大多产生于解放区；歌颂蒋介石和“国军”将领以及英美的歌曲100首左右，均产生于国统区；描写敌后游击战的歌曲多数产生于解放区；描写正面战场的歌曲则多产自国统区。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野，为抗战后的国内战争留下了文化上的伏笔。

　 有意思的是，谴责日本和汪精卫、汉奸和投降派的歌曲毫无地域之分，这也反映出当年国共合作的共同基础。

　 阚培桐说，目前已出版的抗战歌曲集都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全体中国人没齿难忘的抗战。

　 协助搜集工作的郑也夫讲了这样一段故事。2003年他去台湾，在两岸教授的一次聚会上，他做了一次现场调查。他问台湾教授们：各位知道冼星海吗？大部分人摇头。再问：贺绿汀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大陆教授们惊讶。郑先生转过身回问大陆教授：知道黄自吗？没有一个人知道。台湾教授愕然。

　 郑也夫认为，两种意识形态割裂了我们共同的、悲壮的历史，应该是携手恢复其历史全貌的时候了。这也正是他极力促成抗战歌曲搜集整理工作的动力所在。

　 无论是解放区的作曲家冼星海、贺绿汀，还是国统区的作曲家黄自，阚培桐统统收入他的《救亡之声》中。正因如此，出版前景似乎不太乐观。“如果拿掉一部分，可能出版会很顺利，但是我想，这些歌曲反映的是当年的历史，尊重历史就必须反映历史的全貌，这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我不希望它缺漏哪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