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两会”正在北京隆重召开。

　 正在此时，河北涉县公安机关接到报告，一家采石场仓库里存放的100多公斤炸药及大量雷管被盗。

　 仓库保管员成为最大嫌疑人。一个星期过去了，嫌疑人交代了又翻供，反复数次，始终也没有说出爆炸物的去处。虽然警方采取了全面撒网布控堵截的措施，严密监视着进出涉县的所有道路关卡，但被盗的炸药和雷管依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正在陕西办一起杀人案的武伯欣，接到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来的紧急电话，已请示过公安部，请他尽快赶往河北涉县……

　 像是一本惊险侦探小说的开头？是，这是一个侦探破案故事，不过可不是小说。

　 武伯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92年参与侦破第一起案子以来，他运用心理测试技术，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980余起疑难案件，区分无辜者和涉案人的准确率达98％。

　 然而，被誉为“测谎专家”的他却一再强调：“我不是‘测谎专家’，谎言是测不出来的。我只能测真，测真实发生过的事。”

　 “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赶到涉县时，已是凌晨一时多，专案组的人都还没有睡。这么大量的爆炸物万一流入北京，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从河北打来的电话时，武伯欣就嘱咐过，这几天不要再审讯了，务必要让参加测试的嫌疑人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恢复体能。到了涉县后，他又再一次叮嘱，早饭一定要让被测人吃饱。

　 听取案情介绍时，他拒绝了递给他的口供卷宗。“口供我不看。”他对介绍情况的人说，“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在一般人印象中，“测谎”就是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可武伯欣坚决反对通行的美国测谎教材根据口供出题的方式。他认为，口供的来源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还可能存在指供、诱供、逼供，真话假话混杂在一起，不应该以此作为测试的依据。

　 不过，即使是相对客观的鉴定报告，也要非常小心，因为那里面也可能有“陷阱”。

　 江苏某县杀人案，法医鉴定里写着：“尸体颈部有掐压痕迹，符合被筷子致伤形成。”

　 “这你就要会看了。”武伯欣说，“这个鉴定显然是等审下口供以后才出的，而不是事先独立做出的。就不能依据这个出测试题。”

　 他解释，任何法医鉴定，都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最多只能说到“较坚硬的横条物质”，无法具体到名称。

　 还有一桩，也是杀人案，现场发现一枚嫌疑人指纹。那就必须弄清楚，指纹鉴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当时现场还是找到嫌疑人后？新鲜程度如何？况且留下指纹可能有多种情况，未必一定是作案。事后证明，当时嫌疑人的指纹，是早先给被害人家里安玻璃时留下的。

　 “如果当时设计了‘指纹’的问题会怎样？”

　 “那就坏了。审讯中没准儿多少次提到‘指纹’，可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测试中再说，肯定会造成错误判断。”

　 第二天一大早，不到8时，武伯欣赶往案发现场。选择这个时间并不是随意而为，因为据勘察，案发时间正是在这个时间段。

　 这是距涉县县城不远的一家村办采石场，所谓仓库就是一个被掏空的山洞，惟一的出口是铁栏杆围着的门，门上的链子锁被撬开。库内成箱的炸药都已经不见，装雷管的铁皮柜子也空了。山洞位于一个大坡的中间，坡挺深，门口的小路仅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坡下就是村子，早上七八时，村里的人都已经忙活开了。

　 与刑警勘察现场寻找侦破线索不同，武伯欣去看发案环境，为的是重入彼时彼地，体验与案发时基本相似的时空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作案人及受害人在当时具体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只听办案人员汇报或看案卷材料，不身临其境，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而有了这样的体验，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看过现场后，武伯欣和办案人员讲，这案子只测一个嫌疑人不行，报案人和别的有关人员，都有必要扩展进来。

　 “为什么？”我问。

　 “当时从现场看，小路很难走，要把100多公斤炸药还有雷管拿走，单是一个人很难完成作案过程。”他说，仓库离村子不远，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陌生人所为，很难不引起注意。

　 再进一步分析，库房门锁是被撬开的，但既然保管员有钥匙，为什么要采取容易被发现的撬门的办法？又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盗走全部库存？假如是保管员干的，这些炸药雷管是怎么运走的？这批东西现在在哪儿？是藏起来了，还是运走了？是几个人一起干的？是临时起意还是事前准备？

　 经过甄别的现场勘察材料和犯罪心理分析，是拟订测试题的基础。

　 在犯罪心理分析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发散思维，穷尽各种可能性。武伯欣说：“比如，偷炸药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为了要炸什么地方？还可能是为什么？”

　 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如果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将案件的多种可能性都考虑到，把网撒大些，在多条线索上展开侦查，真正的罪犯确实就已经在摸排出的嫌疑人中间，这时使用心理测试技术能甄别涉案人和无辜者，是最佳阶段。

　 反之，如果前期思路不开阔，没有对多种可能性加以分析研究验证，甚至被假象迷惑，以为嫌疑人百分之百就是作案人，却又缺乏过硬的证据―――碰到这种情形，一旦经心理测试嫌疑人被否定，整个侦查要调整方向重新来过，有些案件可能就已经错过了侦破的有利时机。

　 可惜，实战中后一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

　 “测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比如在古代印度曾有过“干米测试法”，法官让被告嚼一把干米，干米嚼碎吐出来还是干的，量少，就证明有罪；如果湿的，量多，就无罪。现在心理学研究证实，人在恐惧紧张的状态下，唾液分泌会减少或停止。当然紧张未必就是罪犯，但“干米测试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活动和生理反应之间存在联系。

　 武伯欣自己对“测谎仪”的第一印象，来自“文革”前上映的一部反特电影《寂静的山林》。片中，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侦察员，接受美国专家的“测谎”检验，如果被测出说谎，那仪器会立刻放出强大电流，击穿你的心脏。“当然，这个仪器在王心刚主演的我方侦察员面前失灵了。”他笑着说。

　 对“测谎仪”这个通俗的称谓，武伯欣在很多场合都反复提出，这是一种错译、错用。英文polygraph，准确的汉译应该是“多道生理心理描记器”或“多道心理生物记录仪”，而这项技术的科学称谓，应该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这一理论认为，每一起案件，在现场及有关空间，作案人除了会留下一些反映案件信息的客观痕迹，如指纹、毛发、足迹等之外，还必定会有一系列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记忆、知觉、情绪、自我评价、思维对策等。

　 比如，发案若是在夜里，周围有没有灯光？受害人喊出声了没有？包括作案人害怕了吗？后悔了吗？这些只有涉案人员才会有的知觉经历和情感体验，都会留下深刻的心理痕迹。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他一再说。

　 测试中，被测人听到口头提问之后，语言经过听觉神经传导到大脑，大脑对语言做出理解、评判，在经历思维对策和意志等心理活动后，进而产生生物指标的变异，如皮肤电位、呼吸、血压等的变化。心理测试技术专业人员通过捕捉、分析、判断这些生物指标的数值变化，即可反推判断被测人有无涉案心理痕迹。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我不是作案人，但是通过一些渠道，也了解到案件的情况，被测的时候会不会有反映？”

　 “不会。”武伯欣答。“因为心理痕迹绝不仅仅是记忆，还包含了特定的意志过程、思维过程、情绪过程，这些不是涉案人员是不会有的。”实际上，他们在不少案件中测过知情的刑警、预审员、法官，结果都是完全排除。也正因为这样，心理痕迹不会像记忆一样有一定的遗忘规律，在他参与的案件中有不少是积压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旧案。

　 在“对事不对人”的大原则下，测试题表述方式的具体细节也很有讲究。

　 比如，具体提问中避免出现“你”这个人称代词。不要问“你和被害人认识吗”，而要使用“作案人和被害人认识吗”的表述。

　 武伯欣解释，中文和英语的结构不同，中文问句是以“你”字开头的，据他多年实案观察，测试中如果反复出现明确指向被测人的“你”字，所导致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是无法估量的。而英文疑问句以what、when、where、who等疑问词开头，you被夹在句子中间，造成的心理暗示和压力远不如汉语那么直接和强烈。

　 “这属于心理语言学的内容，在心理测试技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惜，现在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他说。

　 再有，尽量不用“杀人”、“偷”这样刺激性强的词语，改用“被伤害”、“被拿走”。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无辜者的心理压力。而涉案人的负罪感水平和无辜者不同，一般不会有太大改变。

　 在涉县爆炸物失窃案中，武伯欣拟订的测试题共有8组50多道。内容涉及作案动机、动机发生时间、人数、炸药去向、作案人目前的心理状况等。

　 “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不是他是谁啊？”

　 嫌疑人被带进来时显得很紧张。作为仓库保管员，他当时是这个案子惟一的嫌疑人。

　 测试室是县委招待所一间客房临时改造的。床被搬走了，被测人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沙发椅上，隔着一张桌子，武伯欣和助手坐在对面，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大小的仪器。空调定在23摄氏度，窗帘半拉着，自然光线很柔和。之所以不放在公安局，是尽量给被测人减小心理压力。

　 正式测试之前，要先进行一段测前谈话。告诉被测人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对人体无害，并尽量消除被测人的紧张感，也帮助主测人判断被测人的听觉、智力、体能、精神状态，以及文化程度、气质类型等，这些都是影响测试是否准确有效的因素。

　 “所以我坚决反对现在所谓的全自动的测试仪。”武伯欣说，人的差异性很大，理解力、反应速度、不同气质类型，表现在图谱上的波形也有差异，分析时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而且，进行测前谈话和测后谈话的方式也不能一样。

　 仓库保管员的气质属于黏液质，偏于内向，话不多。武伯欣告诉他：“不管你原来说了什么，今天用这种科技手段都能弄清楚到底谁拿了那些东西，不会冤枉你。”

　 聊了十几分钟后，看他不那么紧张了，武伯欣让助手给他戴上传感器，告诉他，每道问题，只需要回答是／不是；知道／不知道／；清楚／不清楚，不用解释，如果觉得不好回答，也可以沉默。

　 测试开始了。

　 武伯欣用平稳的语调问：“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为了弄点钱吗？／是和谁有矛盾想报复吗？／是想做点大事吗？／是一时冲动吗？／是有准备的吗？／是有其他原因吗？”“这事是一个人干成的吗？／是两个人合伙干成的吗？／是三个人合伙做的吗／是四个人合伙做的吗？”“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用东西把门撬开了吗？／是往外搬炸药了吗？／是把炸药搬下山了吗？／是把炸药埋在山上了吗？……”

　 开始的两三组问题，显示器上分别表示呼吸、血压和皮肤电位的绿、蓝、红三条曲线波动都非常活跃，这表明他还是有些紧张。但这种由生理紧张引起的图谱波动是可识别的，因为它不会出现与目标问题的准确对应，特别是那些只为作案人所独知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在测试题中，有一些是目标问题，有一些是参照问题。比如，受害人是被刀刺死的，问题中就要有参照的“受害人是被绳子勒死的吗？”和“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杀死的吗？”只有涉案人才会对目标问题反应特殊。

　 果然，保管员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三遍测试下来，结论非常明确，他毫不知情，完全是个无辜者。

　 1921年，美国人拉尔逊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贝克莱心理记录仪”，创立了一套侦查“测谎”的方法。之后经过多方改进，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被美国警方和一些地方法院接受，成为案件调查中甄别嫌疑人的一项常用技术。

　 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项技术在我国一直被当做是“唯心主义”而否定。武伯欣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测谎仪”，是他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以后。当时，系实验室里摆着一台用于测谎的美制基勒式多道记录器，外形就像一个大收音机，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他和同学都很想实际操作一下，但这台仪器根本不许本科生碰。直到上了研究生，这分好奇心才得到满足。

　 武伯欣从90年代介入此项研究，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公安大学设立全国惟一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硕士学位点，武任导师组组长。

　 心理测试的鉴定结论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这项技术的首要功能，在武伯欣看来，是排除无辜，然后确定知情人，认定嫌疑人。

　 而像这样惟一嫌疑人或一号嫌疑人被测否的情况，在他所办的案子里，不在少数，也常常经历如此群情“鼎沸”的场景：“这仪器准吗？再测两次看看，恐怕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不是他是谁啊？”“否了一号，往下怎么查啊……”

　 “再好的枪，还是有人打不中靶子，这能怪枪吗？”

　 按照武伯欣的建议，又找来报案的采石场老板。

　 一进门，一脸傲气的老板上来就说：“找我来干什么？是我报的案。”“跟你调查些事。”武伯欣和念测试题一样不紧不慢。“你说是你发现的，可怎么才能让人完全相信呢？现在有这样一种技术手段，如果经过测试鉴定，就可以对你说的确认无疑……”

　 老板有点不耐烦：“那就快点测吧，我还有事呢。”

　 还是同一套题：“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想……”

　 几道题念过就发现有情况―――目标题上出现相关的生物反应！“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现在是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儿吗？”“被拿走的炸药和雷管，现在是很安全吗？／是还没有用吗？／是藏起来了吗？／是还在涉县吗？”

　 “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想说清楚这件事吗？／是感到后悔了吗？”

　 无论他做出如何回答，说“是”也好，说“不知道”也好，碰到和案件相关的目标题，屏幕上的绿蓝线条马上出现波动，皮肤电的红线条一下冲上极限。这和纯生理紧张造成的盲目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

　 皮肤电指标的变化对评判测试结果意义最重，这种变化受交感神经活动影响。交感神经活动来自于测试人的言语刺激，不同问题，在被测人那里通过心理认知引起的情绪程度不同，导致的生理活动程度也不同，表现为末梢神经的电位变化。一般情况，这是极为微小的变化，只有仪器能记录下来。“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理素质好坏没有关系，它是不受意志控制的。除非受过非常专业的反测试训练。”武伯欣说。

　 当然，也有人眼睛可见的部分。“你能很明显地看到，他额角上开始冒汗，呼吸节奏乱了，多余动作增多，舔嘴唇、吞咽口水，眼睛不断往测试人方向溜，坐在沙发上不断动来动去，不时地屏息……”测试中的同步观察也在评价中要占到一定比重。

　 第二遍，反应更强，和目标题的对应都很明确。

　 中间休息时，武伯欣和被测人讲，如果觉得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好了，没关系。

　 他果然在有些问题上选择了沉默。

　 屏息，可以看做是典型的反测试行为之一。被测人屏住呼吸，反映在屏幕上三条曲线会保持平稳或有下降。但只要拉长提问间隔，比如从正常的25秒左右延至30秒，等待那口憋住的气吐出来，只要被测人一正常呼吸，皮肤电的红色线条就会骤然升上去。

　 三遍测试下来，武伯欣确信无疑：就是他。

　 从采石场老板对目标题目的反应来看，他是因为和谁有矛盾想报复，而不是令大家紧张的“想做点大事”，是三个人一起干的，还有一个人知情。当时用车拉下山，给藏起来了，没给别人。东西没出涉县，他知道藏在哪儿。而且，根据最后一组尾题显示，他有后悔的心态，想说清楚。武伯欣建议下一步的审讯可以把握这一点。

　 果然，采石场老板很快就承认了，他是不想付保管员工钱，就玩了这么一个“撬门盗库”的把戏。炸药和雷管就藏在他自己家的一间偏房里。

　 这起案子总算有惊无险。虽然发生在两年前，现在听来，依然觉得惊心动魄。

　 十几年来，武伯欣经办过省高级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亲杀父母弟妹全家的血案、15年前的特大杀人积案，以及盗窃、诈骗、投毒、爆炸等多种类型的案件。到现在，对于每一起案子，他仍然都像第一件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000年和2001年，媒体相继披露了云南昆明杜培武案和安徽芜湖刘明河案。这两起冤案，根据武伯欣的研究，都是因为依据口供出题，使用了错误的“测谎”方式，作出了错误结论，致使心理测试技术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再好的枪，还是有人打不中靶子，这能怪枪吗。”他说，这项技术，绝对不是买一台机器、照一本翻译过来的试题手册、参加两三天的培训、根据口供拟一些问题、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在武伯欣主持测试过的案件中，有一个曾经引起争议。

　 2001年5月6日，湖北钟祥市贺集二中发生师生早餐中毒事件，经警方勘测认为这是一起人为投毒事件。由于在现场没有找到有效证据，钟祥市公安局特邀武伯欣前往，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测试中，有三人涉案反应明显，并在询问中供出了测试反应不明显的第四人。后四人均在法庭上翻供。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四人投毒的有力证据，2004年8月，钟祥市公安局做出撤案决定。

　 “这种案子属于‘疑罪从无’。”武伯欣说，“只是因为案件的侦查没有取得进展，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有误。”他说，在他所办的近千起案件中，类似的案子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比如在内蒙古武川曾经测过一起盗窃案，测试获得的心理事实与现场堪查获得的客观情况，像入室路径、端抽屉的动作、3万元现金装在信封里等，都很吻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的作案经过，也和鉴定结果没有出入。但是盗窃的钱已经被挥霍，捉贼没见赃，案子最终因证据不充分被疑案从无。

　 “那2％的失误是什么情况？”

　 他说，主要是初期阶段对被测人体能与生物指标的关系认识不足，或者受命试用新仪器的时候，有错把涉案人当无辜者排除了。

　 1994年北京大兴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当时被测人重感冒，服用过药物。他说，像这样药物对图谱的影响、女性怀孕的影响、方言或普通话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深入研究，现在都还非常有限。

　 再有，现在不少测试仪是直接引进或仿制国外的，武伯欣认为，他们的实验都是以西方人为基础的，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语言心理过程、语言思维习惯、民族心理特点、文化传统背景等方面都有差异，应该首先在汉语条件下和实际案件中进行适用性研究，而不是直接照搬。

　 目前国内共有六家生产测试仪的厂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向司法机关推销产品。然而，不仅仪器的软硬件技术指标迄今没有国家标准，相应的行业管理也明显滞后，使用权和使用范围、使用过程中的法律程序、测试人的资格确认等，都尚未规范。

　 2002年一家足球媒体曾经点名让武伯欣他们好好去测一测“黑哨”。

　 “你能去测吗？”

　 他笑笑：“这项技术严格说来是一项刑事侦查、调查手段，所以我们不接受民间组织或个人的这种要求。民事调查也必须有法院委托。”

　 心理测试的前提之一，是被测人必须自愿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测试，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武伯欣非常反对“测谎仪，贪官的克星”、“窥测人心灵的眼睛”之类的宣传，认为“这是严重的误导”。他一再强调：“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心理测试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建立在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几大学科基础之上，还涉及神经心理学、生物电子学、计算机应用、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等学科知识。作为测试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和实战经验，就难以真正学好、用好这项技术。

　 但是，仅有专业知识也是不够的。

　 2003年11月，河北邱县某村发生了一起60多岁鳏居男子被杀焚尸案。武伯欣就是通过现场的一碗饺子馅，推断出当时可能有女性在场。后来的测试和侦破工作都证实，这个男子是被相好女人的儿子所杀。现场勘察的刑警早就看到了这碗饺子馅，却没有往这个方向调查。“如果对农村老年人再婚的现实没有了解，可能就想不到这儿。分析不到，也就出不了题。”他说，不是背一些名词解释、通过一个卷面考试的人就适合作测试人员。现在我国对测试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方面，都过于粗放和随意。

　 让他担心的，现在国内对这项技术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它的科学性和准确度，另一种则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导致“以测代侦”。

　 武伯欣真正比较多地参与办案是从1994年开始，那年办了30多起，1995年增至50多起，2004年的数量是147起。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他说，“不能想像，有些人号称一年能测五六百起。”自2003年9月从公安大学退休以来，他在北京家里基本待不住，各地请他前往办案的电话不断。一方面，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把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推广应用进行到底，尽可能多带出一些水平过硬的实测人员，另一方面，他很害怕这项技术过于“泛滥”。

　 “心理测试技术并不是所有案子都适用，也不是什么都能测，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测试员。”武伯欣说，否则，不仅会毁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更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