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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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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是测真,不是测谎
2005年03月16日 00:03:34

本报记者 冯玥

  3月中旬,“两会”正在北京隆重召开。

  正在此时,河北涉县公安机关接到报告,一家采石场仓库里存放的100多公斤炸药及大量雷管被盗。

  仓库保管员成为最大嫌疑人。一个星期过去了,嫌疑人交代了又翻供,反复数次,始终也没有说出爆炸物的去处。虽然警方采取了全面撒网布控堵截的措施,严密监视着进出涉县的所有道路关卡,但被盗的炸药和雷管依然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正在陕西办一起杀人案的武伯欣,接到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来的紧急电话,已请示过公安部,请他尽快赶往河北涉县……

  像是一本惊险侦探小说的开头?是,这是一个侦探破案故事,不过可不是小说。

  武伯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92年参与侦破第一起案子以来,他运用心理测试技术,协助公安司法机关侦破980余起疑难案件,区分无辜者和涉案人的准确率达98%。

  然而,被誉为“测谎专家”的他却一再强调:“我不是‘测谎专家’,谎言是测不出来的。我只能测真,测真实发生过的事。”

  “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赶到涉县时,已是凌晨一时多,专案组的人都还没有睡。这么大量的爆炸物万一流入北京,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接到从河北打来的电话时,武伯欣就嘱咐过,这几天不要再审讯了,务必要让参加测试的嫌疑人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恢复体能。到了涉县后,他又再一次叮嘱,早饭一定要让被测人吃饱。

  听取案情介绍时,他拒绝了递给他的口供卷宗。“口供我不看。”他对介绍情况的人说,“咱们谈事不谈人,不用和我说嫌疑人怎么讲的。”

  在一般人印象中,“测谎”就是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话。可武伯欣坚决反对通行的美国测谎教材根据口供出题的方式。他认为,口供的来源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还可能存在指供、诱供、逼供,真话假话混杂在一起,不应该以此作为测试的依据。

  不过,即使是相对客观的鉴定报告,也要非常小心,因为那里面也可能有“陷阱”。

  江苏某县杀人案,法医鉴定里写着:“尸体颈部有掐压痕迹,符合被筷子致伤形成。”

  “这你就要会看了。”武伯欣说,“这个鉴定显然是等审下口供以后才出的,而不是事先独立做出的。就不能依据这个出测试题。”

  他解释,任何法医鉴定,都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最多只能说到“较坚硬的横条物质”,无法具体到名称。

  还有一桩,也是杀人案,现场发现一枚嫌疑人指纹。那就必须弄清楚,指纹鉴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当时现场还是找到嫌疑人后?新鲜程度如何?况且留下指纹可能有多种情况,未必一定是作案。事后证明,当时嫌疑人的指纹,是早先给被害人家里安玻璃时留下的。

  “如果当时设计了‘指纹’的问题会怎样?”

  “那就坏了。审讯中没准儿多少次提到‘指纹’,可能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测试中再说,肯定会造成错误判断。”

  第二天一大早,不到8时,武伯欣赶往案发现场。选择这个时间并不是随意而为,因为据勘察,案发时间正是在这个时间段。

  这是距涉县县城不远的一家村办采石场,所谓仓库就是一个被掏空的山洞,惟一的出口是铁栏杆围着的门,门上的链子锁被撬开。库内成箱的炸药都已经不见,装雷管的铁皮柜子也空了。山洞位于一个大坡的中间,坡挺深,门口的小路仅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坡下就是村子,早上七八时,村里的人都已经忙活开了。

  与刑警勘察现场寻找侦破线索不同,武伯欣去看发案环境,为的是重入彼时彼地,体验与案发时基本相似的时空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作案人及受害人在当时具体情景下的心理状态。只听办案人员汇报或看案卷材料,不身临其境,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而有了这样的体验,才能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看过现场后,武伯欣和办案人员讲,这案子只测一个嫌疑人不行,报案人和别的有关人员,都有必要扩展进来。

  “为什么?”我问。

  “当时从现场看,小路很难走,要把100多公斤炸药还有雷管拿走,单是一个人很难完成作案过程。”他说,仓库离村子不远,如果是不熟悉地形的陌生人所为,很难不引起注意。

  再进一步分析,库房门锁是被撬开的,但既然保管员有钥匙,为什么要采取容易被发现的撬门的办法?又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盗走全部库存?假如是保管员干的,这些炸药雷管是怎么运走的?这批东西现在在哪儿?是藏起来了,还是运走了?是几个人一起干的?是临时起意还是事前准备?

  经过甄别的现场勘察材料和犯罪心理分析,是拟订测试题的基础。

  在犯罪心理分析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发散思维,穷尽各种可能性。武伯欣说:“比如,偷炸药的人,是不是一定就为了要炸什么地方?还可能是为什么?”

  他说,从多年的经验看,如果案件的侦查人员,能将案件的多种可能性都考虑到,把网撒大些,在多条线索上展开侦查,真正的罪犯确实就已经在摸排出的嫌疑人中间,这时使用心理测试技术能甄别涉案人和无辜者,是最佳阶段。

  反之,如果前期思路不开阔,没有对多种可能性加以分析研究验证,甚至被假象迷惑,以为嫌疑人百分之百就是作案人,却又缺乏过硬的证据―――碰到这种情形,一旦经心理测试嫌疑人被否定,整个侦查要调整方向重新来过,有些案件可能就已经错过了侦破的有利时机。

  可惜,实战中后一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

  “测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比如在古代印度曾有过“干米测试法”,法官让被告嚼一把干米,干米嚼碎吐出来还是干的,量少,就证明有罪;如果湿的,量多,就无罪。现在心理学研究证实,人在恐惧紧张的状态下,唾液分泌会减少或停止。当然紧张未必就是罪犯,但“干米测试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活动和生理反应之间存在联系。

  武伯欣自己对“测谎仪”的第一印象,来自“文革”前上映的一部反特电影《寂静的山林》。片中,打入敌人内部的我侦察员,接受美国专家的“测谎”检验,如果被测出说谎,那仪器会立刻放出强大电流,击穿你的心脏。“当然,这个仪器在王心刚主演的我方侦察员面前失灵了。”他笑着说。

  对“测谎仪”这个通俗的称谓,武伯欣在很多场合都反复提出,这是一种错译、错用。英文polygraph,准确的汉译应该是“多道生理心理描记器”或“多道心理生物记录仪”,而这项技术的科学称谓,应该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这一理论认为,每一起案件,在现场及有关空间,作案人除了会留下一些反映案件信息的客观痕迹,如指纹、毛发、足迹等之外,还必定会有一系列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记忆、知觉、情绪、自我评价、思维对策等。

  比如,发案若是在夜里,周围有没有灯光?受害人喊出声了没有?包括作案人害怕了吗?后悔了吗?这些只有涉案人员才会有的知觉经历和情感体验,都会留下深刻的心理痕迹。

  “这项技术检测的,是被测人有无与案件相关的心理痕迹,而不是他口供的真假。”他一再说。

  测试中,被测人听到口头提问之后,语言经过听觉神经传导到大脑,大脑对语言做出理解、评判,在经历思维对策和意志等心理活动后,进而产生生物指标的变异,如皮肤电位、呼吸、血压等的变化。心理测试技术专业人员通过捕捉、分析、判断这些生物指标的数值变化,即可反推判断被测人有无涉案心理痕迹。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问,“我不是作案人,但是通过一些渠道,也了解到案件的情况,被测的时候会不会有反映?”

  “不会。”武伯欣答。“因为心理痕迹绝不仅仅是记忆,还包含了特定的意志过程、思维过程、情绪过程,这些不是涉案人员是不会有的。”实际上,他们在不少案件中测过知情的刑警、预审员、法官,结果都是完全排除。也正因为这样,心理痕迹不会像记忆一样有一定的遗忘规律,在他参与的案件中有不少是积压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旧案。

  在“对事不对人”的大原则下,测试题表述方式的具体细节也很有讲究。

  比如,具体提问中避免出现“你”这个人称代词。不要问“你和被害人认识吗”,而要使用“作案人和被害人认识吗”的表述。

  武伯欣解释,中文和英语的结构不同,中文问句是以“你”字开头的,据他多年实案观察,测试中如果反复出现明确指向被测人的“你”字,所导致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是无法估量的。而英文疑问句以what、when、where、who等疑问词开头,you被夹在句子中间,造成的心理暗示和压力远不如汉语那么直接和强烈。

  “这属于心理语言学的内容,在心理测试技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惜,现在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几乎没有。”他说。

  再有,尽量不用“杀人”、“偷”这样刺激性强的词语,改用“被伤害”、“被拿走”。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降低无辜者的心理压力。而涉案人的负罪感水平和无辜者不同,一般不会有太大改变。

  在涉县爆炸物失窃案中,武伯欣拟订的测试题共有8组50多道。内容涉及作案动机、动机发生时间、人数、炸药去向、作案人目前的心理状况等。

  “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不是他是谁啊?”

  嫌疑人被带进来时显得很紧张。作为仓库保管员,他当时是这个案子惟一的嫌疑人。

  测试室是县委招待所一间客房临时改造的。床被搬走了,被测人坐在一把带扶手的沙发椅上,隔着一张桌子,武伯欣和助手坐在对面,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大小的仪器。空调定在23摄氏度,窗帘半拉着,自然光线很柔和。之所以不放在公安局,是尽量给被测人减小心理压力。

  正式测试之前,要先进行一段测前谈话。告诉被测人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术,对人体无害,并尽量消除被测人的紧张感,也帮助主测人判断被测人的听觉、智力、体能、精神状态,以及文化程度、气质类型等,这些都是影响测试是否准确有效的因素。

  “所以我坚决反对现在所谓的全自动的测试仪。”武伯欣说,人的差异性很大,理解力、反应速度、不同气质类型,表现在图谱上的波形也有差异,分析时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而且,进行测前谈话和测后谈话的方式也不能一样。

  仓库保管员的气质属于黏液质,偏于内向,话不多。武伯欣告诉他:“不管你原来说了什么,今天用这种科技手段都能弄清楚到底谁拿了那些东西,不会冤枉你。”

  聊了十几分钟后,看他不那么紧张了,武伯欣让助手给他戴上传感器,告诉他,每道问题,只需要回答是/不是;知道/不知道/;清楚/不清楚,不用解释,如果觉得不好回答,也可以沉默。

  测试开始了。

  武伯欣用平稳的语调问:“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为了弄点钱吗?/是和谁有矛盾想报复吗?/是想做点大事吗?/是一时冲动吗?/是有准备的吗?/是有其他原因吗?”“这事是一个人干成的吗?/是两个人合伙干成的吗?/是三个人合伙做的吗/是四个人合伙做的吗?”“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用东西把门撬开了吗?/是往外搬炸药了吗?/是把炸药搬下山了吗?/是把炸药埋在山上了吗?……”

  开始的两三组问题,显示器上分别表示呼吸、血压和皮肤电位的绿、蓝、红三条曲线波动都非常活跃,这表明他还是有些紧张。但这种由生理紧张引起的图谱波动是可识别的,因为它不会出现与目标问题的准确对应,特别是那些只为作案人所独知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在测试题中,有一些是目标问题,有一些是参照问题。比如,受害人是被刀刺死的,问题中就要有参照的“受害人是被绳子勒死的吗?”和“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杀死的吗?”只有涉案人才会对目标问题反应特殊。

  果然,保管员的状态越来越稳定,三遍测试下来,结论非常明确,他毫不知情,完全是个无辜者。

  1921年,美国人拉尔逊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贝克莱心理记录仪”,创立了一套侦查“测谎”的方法。之后经过多方改进,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被美国警方和一些地方法院接受,成为案件调查中甄别嫌疑人的一项常用技术。

  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项技术在我国一直被当做是“唯心主义”而否定。武伯欣第一次见到所谓的“测谎仪”,是他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以后。当时,系实验室里摆着一台用于测谎的美制基勒式多道记录器,外形就像一个大收音机,是国民党时期留下的。他和同学都很想实际操作一下,但这台仪器根本不许本科生碰。直到上了研究生,这分好奇心才得到满足。

  武伯欣从90年代介入此项研究,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在公安大学设立全国惟一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硕士学位点,武任导师组组长。

  心理测试的鉴定结论并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这项技术的首要功能,在武伯欣看来,是排除无辜,然后确定知情人,认定嫌疑人。

  而像这样惟一嫌疑人或一号嫌疑人被测否的情况,在他所办的案子里,不在少数,也常常经历如此群情“鼎沸”的场景:“这仪器准吗?再测两次看看,恐怕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调查了这么久,不是他是谁啊?”“否了一号,往下怎么查啊……”

  “再好的枪,还是有人打不中靶子,这能怪枪吗?”

  按照武伯欣的建议,又找来报案的采石场老板。

  一进门,一脸傲气的老板上来就说:“找我来干什么?是我报的案。”“跟你调查些事。”武伯欣和念测试题一样不紧不慢。“你说是你发现的,可怎么才能让人完全相信呢?现在有这样一种技术手段,如果经过测试鉴定,就可以对你说的确认无疑……”

  老板有点不耐烦:“那就快点测吧,我还有事呢。”

  还是同一套题:“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想……”

  几道题念过就发现有情况―――目标题上出现相关的生物反应!“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现在是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儿吗?”“被拿走的炸药和雷管,现在是很安全吗?/是还没有用吗?/是藏起来了吗?/是还在涉县吗?”

  “拿走炸药和雷管的人,是想说清楚这件事吗?/是感到后悔了吗?”

  无论他做出如何回答,说“是”也好,说“不知道”也好,碰到和案件相关的目标题,屏幕上的绿蓝线条马上出现波动,皮肤电的红线条一下冲上极限。这和纯生理紧张造成的盲目反应,有着本质的区别。

  皮肤电指标的变化对评判测试结果意义最重,这种变化受交感神经活动影响。交感神经活动来自于测试人的言语刺激,不同问题,在被测人那里通过心理认知引起的情绪程度不同,导致的生理活动程度也不同,表现为末梢神经的电位变化。一般情况,这是极为微小的变化,只有仪器能记录下来。“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理素质好坏没有关系,它是不受意志控制的。除非受过非常专业的反测试训练。”武伯欣说。

  当然,也有人眼睛可见的部分。“你能很明显地看到,他额角上开始冒汗,呼吸节奏乱了,多余动作增多,舔嘴唇、吞咽口水,眼睛不断往测试人方向溜,坐在沙发上不断动来动去,不时地屏息……”测试中的同步观察也在评价中要占到一定比重。

  第二遍,反应更强,和目标题的对应都很明确。

  中间休息时,武伯欣和被测人讲,如果觉得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好了,没关系。

  他果然在有些问题上选择了沉默。

  屏息,可以看做是典型的反测试行为之一。被测人屏住呼吸,反映在屏幕上三条曲线会保持平稳或有下降。但只要拉长提问间隔,比如从正常的25秒左右延至30秒,等待那口憋住的气吐出来,只要被测人一正常呼吸,皮肤电的红色线条就会骤然升上去。

  三遍测试下来,武伯欣确信无疑:就是他。

  从采石场老板对目标题目的反应来看,他是因为和谁有矛盾想报复,而不是令大家紧张的“想做点大事”,是三个人一起干的,还有一个人知情。当时用车拉下山,给藏起来了,没给别人。东西没出涉县,他知道藏在哪儿。而且,根据最后一组尾题显示,他有后悔的心态,想说清楚。武伯欣建议下一步的审讯可以把握这一点。

  果然,采石场老板很快就承认了,他是不想付保管员工钱,就玩了这么一个“撬门盗库”的把戏。炸药和雷管就藏在他自己家的一间偏房里。

  这起案子总算有惊无险。虽然发生在两年前,现在听来,依然觉得惊心动魄。

  十几年来,武伯欣经办过省高级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亲杀父母弟妹全家的血案、15年前的特大杀人积案,以及盗窃、诈骗、投毒、爆炸等多种类型的案件。到现在,对于每一起案子,他仍然都像第一件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2000年和2001年,媒体相继披露了云南昆明杜培武案和安徽芜湖刘明河案。这两起冤案,根据武伯欣的研究,都是因为依据口供出题,使用了错误的“测谎”方式,作出了错误结论,致使心理测试技术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再好的枪,还是有人打不中靶子,这能怪枪吗。”他说,这项技术,绝对不是买一台机器、照一本翻译过来的试题手册、参加两三天的培训、根据口供拟一些问题、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在武伯欣主持测试过的案件中,有一个曾经引起争议。

  2001年5月6日,湖北钟祥市贺集二中发生师生早餐中毒事件,经警方勘测认为这是一起人为投毒事件。由于在现场没有找到有效证据,钟祥市公安局特邀武伯欣前往,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测试。测试中,有三人涉案反应明显,并在询问中供出了测试反应不明显的第四人。后四人均在法庭上翻供。由于一直未能找到四人投毒的有力证据,2004年8月,钟祥市公安局做出撤案决定。

  “这种案子属于‘疑罪从无’。”武伯欣说,“只是因为案件的侦查没有取得进展,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有误。”他说,在他所办的近千起案件中,类似的案子大概有百分之十几。

  比如在内蒙古武川曾经测过一起盗窃案,测试获得的心理事实与现场堪查获得的客观情况,像入室路径、端抽屉的动作、3万元现金装在信封里等,都很吻合。审讯中嫌疑人交代的作案经过,也和鉴定结果没有出入。但是盗窃的钱已经被挥霍,捉贼没见赃,案子最终因证据不充分被疑案从无。

  “那2%的失误是什么情况?”

  他说,主要是初期阶段对被测人体能与生物指标的关系认识不足,或者受命试用新仪器的时候,有错把涉案人当无辜者排除了。

  1994年北京大兴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中,当时被测人重感冒,服用过药物。他说,像这样药物对图谱的影响、女性怀孕的影响、方言或普通话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深入研究,现在都还非常有限。

  再有,现在不少测试仪是直接引进或仿制国外的,武伯欣认为,他们的实验都是以西方人为基础的,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语言心理过程、语言思维习惯、民族心理特点、文化传统背景等方面都有差异,应该首先在汉语条件下和实际案件中进行适用性研究,而不是直接照搬。

  目前国内共有六家生产测试仪的厂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向司法机关推销产品。然而,不仅仪器的软硬件技术指标迄今没有国家标准,相应的行业管理也明显滞后,使用权和使用范围、使用过程中的法律程序、测试人的资格确认等,都尚未规范。

  2002年一家足球媒体曾经点名让武伯欣他们好好去测一测“黑哨”。

  “你能去测吗?”

  他笑笑:“这项技术严格说来是一项刑事侦查、调查手段,所以我们不接受民间组织或个人的这种要求。民事调查也必须有法院委托。”

  心理测试的前提之一,是被测人必须自愿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测试,否则,即构成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

  武伯欣非常反对“测谎仪,贪官的克星”、“窥测人心灵的眼睛”之类的宣传,认为“这是严重的误导”。他一再强调:“心理测试技术的主体是人,不是仪器。这项技术七分在人,三分在机器。”

  心理测试技术的理论和应用,建立在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几大学科基础之上,还涉及神经心理学、生物电子学、计算机应用、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等学科知识。作为测试人员,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和实战经验,就难以真正学好、用好这项技术。

  但是,仅有专业知识也是不够的。

  2003年11月,河北邱县某村发生了一起60多岁鳏居男子被杀焚尸案。武伯欣就是通过现场的一碗饺子馅,推断出当时可能有女性在场。后来的测试和侦破工作都证实,这个男子是被相好女人的儿子所杀。现场勘察的刑警早就看到了这碗饺子馅,却没有往这个方向调查。“如果对农村老年人再婚的现实没有了解,可能就想不到这儿。分析不到,也就出不了题。”他说,不是背一些名词解释、通过一个卷面考试的人就适合作测试人员。现在我国对测试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方面,都过于粗放和随意。

  让他担心的,现在国内对这项技术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它的科学性和准确度,另一种则过高估计它的作用,导致“以测代侦”。

  武伯欣真正比较多地参与办案是从1994年开始,那年办了30多起,1995年增至50多起,2004年的数量是147起。

  “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他说,“不能想像,有些人号称一年能测五六百起。”自2003年9月从公安大学退休以来,他在北京家里基本待不住,各地请他前往办案的电话不断。一方面,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把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推广应用进行到底,尽可能多带出一些水平过硬的实测人员,另一方面,他很害怕这项技术过于“泛滥”。

  “心理测试技术并不是所有案子都适用,也不是什么都能测,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作测试员。”武伯欣说,否则,不仅会毁了这项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更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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