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就是为中国的穷 人而生。

　 对于一个在中国只生活了四年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有些夸张。但是，当他微驼着背，穿着雨鞋，挎着一个布包，慢慢走在广东肇庆郊区泥泞的山路上，用那双浅棕色的眼睛，友爱而略含伤感地望着那些住在棚户里的外来工时，没人再怀疑这一点。

　 谈起打工者的困境时，他会抬起眼睛向远处望去，带着些许无奈和感伤，平淡地说：“应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

　 他所提供的帮助却绝不平淡。他建立了一所专供外来工子女学习的“中心”；帮助了不止一个外来工子女进入当地正规学校学习；每周四天，他率领外国老师为当地人义务做英语辅导；每隔几周，他还要去附近的小学校义务教课；他为一些没钱的外来工付房租，还为另一所经济困难的村办小学在网上征集装修教室的款项……

　 “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

　 一切都是从2001年9月，胡颂恒（John David Wotherspoon）进入肇庆市加美学校后的一天开始的。

　 那时，他刚到加美学校任外籍教师不久。就在学校西门外的小路上，常有一名妇女领着个男孩儿卖水果。这天，胡颂恒买完香蕉后，突然问那个男孩儿：“你几岁了？为什么不上学？”

　 男孩儿十分文静，个子不高，面色发白，眨着大眼睛，透出一股聪明劲儿。

　 男孩儿有些吃惊，略带羞涩地回答：“没有钱。”

　 他没有想到，随后不久，胡颂恒就去了他们的家。

　 那是加美学校附近一片二层楼房里的一个套间。男孩儿叫瞿宏伟，13岁，应该上初一。他还有个姐姐，叫瞿丽珍，如果还在学校，应是高中一年级。由于父亲生意失败，他们一家四口从湖南到肇庆来投奔亲戚，暂时靠母亲卖水果维持简单的生活，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让孩子们上学了：外来人口想要进入当地的学校，必须多缴很多钱。

　 胡颂恒给姐弟俩起了英文名字：Janet和Paddy。

　 “胡老师当时穿着一条蓝裤子，一件棕色的外套，在袜子外面穿了双凉鞋。”瞿丽珍回忆说，“就和现在穿的一样。”

　 她又强调：“他老是穿那几件衣服。夏天穿凉鞋，冬天就在脚上套上袜子。”

　 几乎没怎么犹豫，胡颂恒立即决定帮助这对失学的姐弟。他没有其他的本事，于是就从教他们学英文开始。

　 开始的几个星期，宏伟每天晚上到胡颂恒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去练习口语。没过多久，胡颂恒便在宏伟家附近租了一间同样的套间，办起了“英语角”。

　 “他问周围的每个孩子：你想学英语吗？到这儿来吧，不花钱的。”宏伟说。

　 那一片居民几乎全部是从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孩子同宏伟和丽珍一样，没有学上，整日闲逛。

　 胡颂恒能够讲流利的粤语，但从那时起，他明白应该练习说普通话了，因为外来者通常既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粤语。

　 这间小屋里很快便聚集了不少住在附近的孩子，还有成年人。孩子们最初只是聚集在门口，胆怯地看着这个老外。但很快就涌进来：这个高个子白头发会讲中国话的老外，实在是太和善了。

　 “英语角”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场所，闻讯而来的人日益增多。胡颂恒的业余时间几乎全搭在这里。

　 胡颂恒常常夸奖瞿宏伟姐弟是“勤奋的孩子”：“你只要见到他们，就会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他始终认为，没有钱不应该成为上不了学的理由，因为“孩子的教育是社会的问题，而不只是家庭的问题”。

　 “小时候受不到好的教育，长大就会为社会添麻烦。”他把手在上衣口袋两侧来回穿插，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说：“就会这样，这样。”

　 “到那时，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麻烦。”他就这样简单地解释所作所为的全部原因。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胡颂恒今年58岁。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上小学时，他读到了一本书，名为《我们的太平洋邻居们》，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中学和大学期间，胡颂恒继续选修与中国有关的课程。直到今天，他最喜欢的书中有两本是关于中国的：《宋氏家族》和《慈禧太后》。

　 “说不清是为什么，但我喜欢这个国家。”

　 26岁那年，大学毕业后，胡颂恒开始了他“应该帮助穷困的人”的实践。

　 1982年，偶然地，胡颂恒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在那里见到了“真正穷困的人们”，“那种穷困是和澳大利亚的穷人完全不同的。”

　 回国后，他开始千万百计地想通过国际组织申请去印尼当志愿者。可惜没有被选上，却意外地获得了到香港的机会。

　 从1985年开始，胡颂恒便生活在与中国有关的土地上了―――他从小便喜欢的国度。他为此感到兴奋。

　 在香港的16年里，除了在教会服务，在学校学习中文，以及在社区内当志愿者，他将自己的足迹一点点扩展着。

　 1987年，胡颂恒第一次来到肇庆。那时是陪同一队旅游者。得知这里是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后，胡颂恒立刻喜欢上了肇庆。从那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停留在香港。每到假期，他就背起背包，独自一个在广东省内“旅游”：住6元钱一夜的大车店，坐慢车，吃盒饭，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真正的中国生活。

　 有一次，他在广东省内游荡了一个月，去了十几个城镇，只花了1000多元钱。但他十分满意，因为这样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了解了大多数中国人真正的生活。

　 于是，中国内地成了胡颂恒实践人生理想的下一个地方。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胡颂恒做了所有准备：流利的粤语，香港居民身份证，甚至还特地去考了香港的驾驶执照，只可惜在肇庆从没用过。

　 2001年，通过朋友介绍，胡颂恒终于获得了肇庆市加美学校外籍教师的工作。

　 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应俱全的寄宿学校，每学期的学费要上万元。但胡颂恒看中的并不是这个。“我需要一份工作。无论什么都行。”他说，“因为我要待在这里。”

　 他看上去已十分适应肇庆的生活。别的外籍教师都是只教一个学期或一年就离开了，只有他，四年来始终住在那间教师宿舍里。

　 教师宿舍的条件越来越好了，有了电话，安装了宽带。但胡颂恒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只有那几件衣服。他的电脑是二手的，已是超期服役。

　 “这个星期天我要找人帮我修修了。”电脑一再死机，他叹了口气。

　 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四年来与孩子们的照片和中国地图，书架上堆满了书，地上堆满了包裹，那是他的朋友寄来送给这里的“穷人朋友”的。

　 “吃香蕉吗？”他指着桌上的一根香蕉，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这里实在没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

　 他的头顶已秃，鬓脚稀疏。他不是个健谈的人，谈论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那些外来工的孩子，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只是略有所思地陈述着，偶尔，会低下头，沉默，似乎这些孩子目前的状况他也有责任。

　 可一旦在肇庆的朋友们聚起来，胡颂恒就变成了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吃饭前要问清每个人的喜好，而临近结束时又督促所有人把菜盘子都打扫光。

　 每年暑假，胡颂恒都会飞回墨尔本探望他93岁的老母亲。她独自住在一家敬老院里。胡颂恒每天下午都用轮椅推她出去散步。

　 “小时候，妈妈用摇篮推我出去；现在，我用轮椅推妈妈出去。”有一次，他这样对护士说。但他没有办法总陪在她身边。

　 每年的墨尔本杯马赛时，他便和外籍老师聚在一起观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

　 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将胡颂恒与澳大利亚联系起来了。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一切都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在胡颂恒还没有遇到瞿宏伟时，他便希望能够对这里的外来工子女有所帮助，但他不清楚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当英语教室一步步发展和扩张起来时，胡颂恒自己也有些兴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只要有条件，孩子们还是愿意学习的。

　 2002年1月，英语教室有了第一台二手电脑。胡颂恒托人从澳大利亚买回了20多张英语教学光盘，还找了一位懂电脑的朋友，教宏伟和丽珍学习使用，再由他们教给其他人。

　 半年之后，电脑增加到了7台，全部是胡颂恒用朋友捐的钱购置的。于是，英语教室在白天就成了电脑教室，而宏伟就成了这里的管理员。

　 但晚上变得越发麻烦了。来这里学习英语的人实在太多了，有些还是从肇庆市里坐很久的车特地赶来的。不久，他不得不将前来学习的人划分班级：每周一为小学一二年级，周二为小学三四年级，周四为小学五六年级，周五则专门为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成年人开放。

　 人手不够。于是，胡颂恒在加美学校的外籍同事都被邀请到这里来。作为回报，胡颂恒在每次上课前请他们到学校门外的小饭馆“撮”一顿：通常不会超过50元。

　 小孩子从头学习英文字母，学唱英文歌和做游戏。年长一点的便每一两个分配到一名外籍教师，练习对话，话题从各自的家庭、学习和生活，一直到中国的高考制度及种种历史故事。

　 孩子上课都是免费的。只有成人每次要缴3元钱，作为胡颂恒请老师们吃饭和坐公共汽车的费用。

　 肇庆中学高二学生江雁最初是被朋友硬拉着来参加的。那时她才上初中二年级。但来了一次以后，就很自觉地坚持下来。

　 “因为学校里外教太少了。一般一个学校只有一两名，几百个人分一个老师，几乎轮不着你说话。”她说以前自己的口语很差，看着别人说干着急。但现在，在这所肇庆最好的学校里，她的英语口语也能数得上。

　 对于像她这样长年坚持的学生，到英语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学校有晚上不许出校门的规定，也要千方百计请假出来。

　 2005年春天的第一次英语角活动，就是在江雁和另外几个高中生的强烈要求下，提前进行的。寒流南下，肇庆下着雨，室内温度也只有五六摄氏度。胡颂恒带了三位外籍教师来。学生也是三个。

　 离开时，胡颂恒嘱咐他们：下次争取多叫些同学来。

　 但女孩子们不理会这些。回去的路上，她们在嘻嘻哈哈地讨论是不是以后要找一个像胡颂恒这样的男朋友。

　 “他是个好人！”这是他们能想出来的对胡颂恒最贴切的评价。

　 “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

　 胡颂恒习惯在北岭山下外来工居住的区域里“考察”。

　 从加美学校一直走出去，几乎所有漂亮的高层居民楼后面，都是垃圾场一样的“棚户区”。这些地方就像伤疤，现代化和时髦的装饰把它们遮住了。泥泞的道路，黑暗的居所，用木板隔出来的房间，还有触目可及的垃圾……

　 白天，这里是孩子的世界。流着鼻涕，咬着手指，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追逐着刚出生的小狗，在山路上玩耍。

　 胡颂恒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常引起好奇和惊恐的目光。但很快，他就与外来工们交上了朋友。

　 “吃饭了吗？”他蹲下去，摸着小孩子的头问。

　 “上学了吗？愿不愿意跟我去上学？”大一点的孩子，他便希望能拉到他的教室里去。

　 “这几天有活儿干吗？”碰上大人，他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他的话不多，只是看，并给予微笑和鼓励。他了解绝大部分家庭的情况：有几个孩子，几岁，是否上学或上过学，父亲做什么工作。

　 最初，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这样的人家。越来越多的外来工居住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胡颂恒将它们分了区，从A一直排到H。每当有朋友来，胡颂恒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他们到这些地区去。为了让人了解还有人这样艰苦地生活着，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

　 胡颂恒几乎从未对别人提起，有很多可供居住的房子是他发现的。他把房子租下来，置办了全部所需的家具和生活用品，有的甚至还配上了电视。然后，到处邀请外来工来住，他为他们付房租和水电费。

　 “他没事就会到街上、火车站，碰到看上去像外地人的就问：你是来打工的吗？找到地方住了吗？我们那儿有房子，要不要去住？”钟念蓉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说，“真的，他就是那样的。”

　 她是胡颂恒为孩子们聘请的第一位老师。最初义务加入胡颂恒的团队时，她也被领到外来工的居住区域。

　 她被吓着了。她就住在紧邻棚户区的一幢楼房，但从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

　 2003年的秋天，钟念蓉刚从海南辞职回到肇庆，时间很充裕，于是开始在白天领着上不起学的孩子们读书。最初只有两三个，越来越多。钟念红毫不怀疑，这是胡颂恒到处“宣传”的结果。

　 “我见过很多次，他见到小孩子的家长就说：‘我们那里可以读书，不要钱的，去吧！’”

　 只要出现在教室门口，只要是外来工的孩子，不论大小，胡颂恒一律收下。教师不够，地方不够，也没有办法分班教学；没有教材，没有黑板，也没有教学计划。胡颂恒不在乎。“教一些你们认为他们应该学的，总比让他们待在家里强。”因此，常常是老师教大一点的孩子时，小孩子就坐在一边看胡颂恒买来的动画片；而教小孩子们学唱歌和英文时，大孩子就坐在后面练习算术。

　 那时胡颂恒的教室已经搬了三次家，一次地方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更靠近外来工居住的区域。但依然容纳不了越来越多的孩子。2004年7月1日，终于“定居”到肇庆市效外坑村里的一座二层小楼里。

　 在胡颂恒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进步”：“我们终于有三个教室了。还有三个专职的老师。孩子们可以分班上课。”他眨眨那双不常流露出笑意的眼睛：“我们还有黑板、电视和教材。”

　 钟念红理所应当地成为第一名专职老师。胡颂恒坚持要付她薪水。

　 瞿丽珍这时20岁了，也开始受聘于胡颂恒，成为小班教师。她再不用到附近的工厂去作工，可以每天和家人住在一起。她的弟弟宏伟，早在两年前上了肇庆的正规中学，从初一读起。“钱是胡颂恒出的，每年1500元。”

　 但的确，这里仍然不能称为一所学校。可胡颂恒终于有机会向他喜欢的人致以敬意―――他将这个小楼命名为：肇庆市外坑利玛窦学习中心。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

　 他从不认为，有理由帮助一些人，还有理由拒绝另外一些人。因此，这张来自澳大利亚的“福利网”越织越大。

　 他常常没有钱。

　 “有时，他会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过几天再发工资？”钟念红说。她们知道胡颂恒又陷入了窘境。于是便说：没关系，不发也可以。但胡颂恒过几天便把钱给了她们。“你们也要生活啊！”但她们知道，钱是胡颂恒借的。

　 他依靠教富人的孩子学英语挣钱，为穷人的孩子请老师、建学校、买书本教材；同时，还要负担一些穷人的房租和生活费。逢年过节，他还常常请他们吃饭。

　 2003年圣诞节，胡颂恒的香港朋友康老师第一次被邀请到肇庆来，就被胡颂恒“强迫”请外来工们吃饭。

　 “胡老师就站在餐馆门口，看见路过的外来工就拉进来说：请你吃饭，不要钱。我们就站在柜台前，等着他们吃完了结账。”

　 她笑称那种场面是“可怕的”：一桌人吃完了，就又来一桌，男女老少，整整吃了两天，有80多人。“但结账的人最后没有饭吃。”

　 有了这次的经验，2004年圣诞时，他们预定了一个职工食堂，事先订了60份饭菜。可结果，胡颂恒一共请来了200多人。将食堂的库存吃光后，胡颂恒又在街边找了几家小饭馆，对康老师说：“没关系，在这里吃，吃完我们结账。”

　 康老师曾经在香港和澳门从事特殊教育工作。2004年9月退休后，她便搬到肇庆来，与胡颂恒共同主持利玛窦中心。

　 这位不领薪水、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校长现在接管了利玛窦中心的日常管理。一周五天，她全部待在学习中心，星期六则在自己家里义务教一些学生英语。那些是正规学校的学生，“但只要他们想学，我都愿意教。”

　 而胡颂恒则退身转向邀请更多的人到肇庆来帮助外来工的任务中。当然，他还要挣更多的钱，因此，在加美学校担任了更多的课程。

　 现在，利玛窦中心已有80多个孩子，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胡颂恒为此感到高兴，但康老师却为此发愁：没有那么多教室，没有那么多老师，怎么办啊！

　 她制订了新的规则：四岁以下的孩子不收；前来要求入学的，必须要进行家访，以确定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

　 就在3月4日下午，大约3时30分，一个长得很结实，脸色黑红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办公室，看见康老师便大声说：“收孩子上学吧。”

　 “你从哪里听说的这里收学生？”

　 妈妈粗着嗓门：“大家都说嘛。”

　 小男孩儿一声不吭，睁着大眼睛东看西看。

　 “几岁了？”康老师把他拉到身前问。

　 “四岁。”妈妈答。

　 “四岁？”康老师不信，“哪一年生的？”她神秘地笑，小声说：“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里不到四岁不收，全都说是四岁。”

　 “2001年7月生的。”

　 “那太小了，我们不要。”那个妇女有些尴尬，红着脸不知该怎么办，咧嘴笑着央求：“要！要！”

　 “住在哪儿？”

　 “就在后边。”

　 “那好，你领我去。”

　 一路上边走边聊，康老师得知，这家人是一个星期前从贵州来的。还有个7岁的男孩儿，留在老家上小学，由爷爷奶奶看管。现在，夫妻俩都找到了工作，孩子便没有人带了。

　 “那可以送到幼儿园去啊。”

　 “太贵了，送不起。”

　 “那为什么不留在老家？”

　 “太小了，我们那个村办小学也不收。老人也管不了。”

　 “那你们为什么要来？”

　 “在老家种地，没办法活哟！”

　 在一片简陋的住房前，立即有些妇女抱着孩子围上来，把自己的孩子给康老师看，问：这个收不收？

　 康老师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举手向天，无奈地大笑起来。

　 她最终收下了这个小男孩儿。

　 从2005年春天开始，康老师要求家长缴纳一定的费用：每人每学期五元，孩子们则可获得教材、作业本、玩具、课外读物和每日两次的课间茶点。

　 “我并不是想要这些钱，但家长们应该明白：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负有责任。”康老师说，她常看到家长们给孩子们买零食，却从不给他们买书。

　 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许多人因胡颂恒的努力改变了生活。

　 2003年，胡颂恒例行地去贫困区。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面色惨白地坐在一扇窗前，没有表情。他冲他挥手，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第二次看到他时，胡颂恒便对他说“你好”。他还是不吱声儿。

　 他总是坐在那扇窗前。终于，那年秋天，胡颂恒第一次踏进了这个男孩儿的屋子。他惊呆了：这个男孩儿只有一条健康的右胳膊，其余三肢都已残缺不全。

　 他叫黄远中。一年前，跟随打工的父亲从茂名到肇庆来，却在火车站被火车撞了。

　 胡颂恒坚持每天去他家里看他，陪他说话。他搬来一台电脑，鼓励远中学习。“你不会永远待在屋子里的。”

　 这个愿望不久便实现了。2004年初，胡颂恒的香港朋友给远中捐了一辆电动轮椅。胡颂恒为他租了一间新房子，将门槛和门外的地面都用水泥抹平。“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胡颂恒说，“至少多晒晒太阳。你的脸太白了！”

　 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半年后，2004年7月，在一位香港朋友帮助下，远中到广州去安装了假肢。那一天，胡颂恒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他终于现在有了两只手和两只脚。”

　 远中恢复得很快。假肢安装一个月后，胡颂恒和康老师去广州看望他。他已经可以借助帮助站起来。为了庆祝，他们一起去了麦当劳。那是远中第一次吃麦当劳。

　 远中现在仍住在广州市康复医院，胡颂恒买给他的电脑和轮椅都搬到了这里。

　 “我昨天还给胡颂恒打了电话。”他站在房间中央腼腆地笑。虽然安装了假肢，他仍然不能很舒服地坐着，走得也很慢，“但那当然比以前好多了。”

　 鸡年的第一天，远中坐长途车回到了肇庆，一个人！之后不久，他过了17岁生日。

　 “我总会觉得对不起他。”他换了个姿势，低下头，用手指在床单上乱画着，“这么长时间，没什么进步。”

　 胡颂恒不知道这些。他还有更多的事要考虑。

　 外来工居住区几乎每月都会降生新的孩子，有一些生下来便有些残疾，有一些因为缺医少药而导致不可治愈的病痛，还有一些，因为父母照顾不周而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每一天都会发生：被车撞，被火烧，被开水烫。”他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

　 连续一个月的降雨，使很多外来工失业了。胡颂恒要赶去为一些人家付房租。他出资在山中新建了一所房子，去年年底完工了。摆上缝纫机、电视机和理发用具，他打算将这里作为大人们的培训中心（命名为：马可波罗中心），以增加他们谋生技能。但尚未实施。

　 他还要去附近的两所小学义务教英语。其中一所，用他筹来的钱新近全部重新进行了装修。“附近一共有19所小学，都很贫困。”他说。

　 人们称赞他的菩萨心肠，即使受了骗，也从不怨天尤人。一户人家住进他租的房子，没几天便把屋里的东西卖光走了；一个被他送去聋儿学校的流浪儿，不辞而别；另一个他从车站捡来的孩子，骗他说是被拐卖到这里来的，结果当胡颂恒请警察送他回家时，他穿着胡颂恒新买来的衣服溜掉了……

　 有人说：这就是中国。但胡颂恒不这么看：“坏人总是很少很少的。”

　 他有很多证据。

　 当关于他的报道出现在当地媒体后，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的一个党小组赶过来，留下3500元钱。他们说，正值“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期，他们将把这里作为一个活动基地；肇庆学院的一个女孩子带着两大包衣服和书本跑来，“我可以在这儿义务教课。”她说，她就是依靠好心人的捐助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有能力帮助别人了；还有两个在纱厂做工的17岁女孩儿，利用休息时间花了两个小时赶过来，羞涩地拿出了150元钱，那是她们每月收入的五分之一……

　 胡颂恒感动极了，用别人对他的评价称赞他们：“真是好人！”

　 但这并不是他最需要的。胡颂恒最希望的还是让孩子们都去正规学校。“我们这里没有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孩子们需要正规的教育。”

　 2004年的一天，胡颂恒在报纸上看到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后，便把它印在了名片背面：“大家都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我想我也有个自己的梦想，或者说愿望，就是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生活得好；让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到就业年龄的人都能有工作。让人民不至于因为生病而烦恼，解决我们的医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问题。我想，这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如果不出意外，胡颂恒会将所剩不多的生命全部留给中国。

　 “我想去那些更贫穷的地方帮助穷人。比如贵州。”他说。“我还很想见见温家宝。我觉得他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