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普通人，相比于做出可歌可泣大事业的人，一样值得敬畏。

　 ●他们的历史记忆就是不断缅怀那段以“青春”命名的日子。

　 ●其实所有的人都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

　 “你确实应该跟编剧李樯好好聊聊”。在电影《孔雀》获得戛 纳电影节银熊奖、并即将参加3月22日第2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之际，导演顾长卫在电话里对笔者真诚地推荐。这个徘徊了5年的剧本显然深受顾长卫重视。据称，此前它也曾受到姜文、田壮壮等导演的赏识。姜文甚至觉得“自己没本事把它拍成一部同样好的电影”。已经两年没跨进电影院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更是对电影《孔雀》“三秒之内，一见钟情”。

　 在笔者采访李樯之前，南方一家画报推出了大篇幅“‘1970年代’集体回忆再度暗涌”专题报道。尽管李樯一再强调“说《孔雀》怀旧是最可怕的”，但看过《孔雀》的观众都可以感受，电影中的铁饭盒、白球鞋、爆米花、输液瓶、海魂衫、手风琴、自行车、乒乓球案等，总会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上世纪70年代的朴素生活。

　 “我写的是比我―――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年龄大的一群人。”李樯说：“电影里的姐姐、哥哥，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出生的一代人。我是靠残存的记忆写作。我有欲望复制记忆中的时光。”

　 顾长卫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孔雀》和‘1970年代’的关系。“个体的生命过程永远会受到环境的违逆。计划经济时代，连人的行为规范都被‘计划’了，当然违逆了个人自由空间。就个体而言，一定会在任何环境下，都希望拥有更多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性。”

　 “1970年代”站在计划经济的尾巴上迎来市场经济的萌芽。那个年代价值观的破损和重建，吸引着人们探究属于李樯的答案。但李樯对“如何看待‘1970年代’”的问题显得茫然。“我是一个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我没有能力概括一个时代，只能根据个人感受来关照剧中三个孩子的命运。”

　 李樯1992年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战友话剧团。他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一直很失意。“写什么什么不成”。在人生最低潮的1998年，“一年没有赚到一分钱，住在一个特别差的房子里。”过年时，他借了1500块钱回故乡安阳。恰恰是这时候，他写作了《孔雀》，并且感觉异常平静。

　 “我没想到写了它会改变什么，当时只是想孤注一掷。我甚至想，可能我以后不做编剧了，可能我就不适合做编剧。”这种境况让人回想起来有些惊心动魄―――如果好事多磨的《孔雀》没有拍成电影、没有迅速走红呢？

　 《孔雀》所努力营造的氛围正是与《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脉相承的“淡淡的哀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子弟”可以在青春过后继续拥有阳光，《孔雀》的主人公们却只能面对窘迫无奈的生活黯然神伤。“或许它涵盖了中国社会转型以来20多年间，一些年轻人或曾经年轻的人的生存状态：一边是聚光灯下优越的他们挥霍着青春与人生，一边是为衣食奔波的普通人无暇他顾、选择沉默。他们的历史记忆就是不断缅怀那段以‘青春’命名的日子。二者惟一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已经暧昧不堪的词汇―――理想主义。”

　 《孔雀》中的姐姐参军不成时的颓废，昔日情人嘴含着包子问她“您贵姓”时的漠然，姐姐翻检西红柿时痛哭的揪心，都让我们从感性的层面慨叹“理想的幻灭”。“理想本身是自我设定的。很多当年意气风发的人，朝着他们所设定的人生状态迈进。后来命运没有成全他，他反过身来又淹没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悲剧感的。这种悲剧感是庄严和肃穆的。”

　 “假如既定的生活和命运是一个牢笼，我们则都是苦役犯。有的人“越狱”了，过上了新生活。但更多的人没有成功。漫长的岁月过去了，难道他们的普通生活没有价值吗？”在李樯看来，《孔雀》里的三个年轻人表面看来没有超越卑微的生活，“但是假设若干年后，他们再回看自己那张平静的脸，那些普通人，相比于做出可歌可泣大事业的人，一样值得敬畏。”

　 生活中的李樯喜欢丹麦哲学家克尔剀戈尔。在《孔雀》剧本的后记里，他也不忘搬出克尔凯戈尔。李樯说起剧本主题更像个哲人：“我觉得人与人生都具有强烈的‘观赏性’。我们经常将‘观赏性’付诸非人―――如，山川、植物、动物。其实人与人之间一生都在互相‘观赏’。某个人的喜讯与丑闻，落破与荣华，四周人尽收眼底”。“我们彼此都像动物园笼子里的动物一样被人‘观赏’。我们都很像孔雀，身上长满故事，一生中经历过的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