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道湾，是北京市头一 家直选社区自治组织的地方，曾因此名噪一时。

　 “正式选举那一天，好家伙！各路媒体的记者都来了，长枪短炮架在那块儿。有那么多人投票、唱票、划票，场面非常隆重。”当地居民回忆说。

　 如今，距那场轰轰烈烈的选举已过去两年半了，九道湾真的民主自治了吗？怎么自治的？自治到了何等地步？

　 “净是些小事，但建和谐社区，就得从这些小事抓起”

　 九道湾是典型的北京老平房区，由7条曲里拐弯的胡同和东直门内大街部分门院组成，属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管辖。

　 午后的九道湾十分宁静，灰墙黑瓦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偶尔能瞧见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戴着袖标巡逻的老年人。跟别的胡同稍有不同的是，进了九道湾地界，胡同里明显干净了，每个巷口都钉有铜制九道湾地图。刚进3月，一些院门上贴的春节对子还鲜红依旧。

　 2002年8月的那场直选，除选出了九道湾社区居委会成员外，还选出了社区代表会议的组成人员，共23名，代表会议主席叫高凯，今年60岁。

　 “我当这个主席，开始也是有点糊里糊涂的。”采访一开头，高凯就这么直率地说。她早先做园林工作，后退休回家。

　 “直选前，居委会给我们开会，通知大伙儿，你们这些人都可以报名。俺们以为当个社区代表，就是管管治安巡逻，清扫个卫生什么的。出于对社区的关爱吧，就报了名。”选举的地方是在东四13条小学，选了一整天。二十几个候选代表，经差额选举后，被差掉俩人。“选完了，23名代表的清单拉出来，我一看就傻了！”高凯道。

　 当选的净是爷爷奶奶辈的人，60岁以上的占了70％，连七八十岁的都有。在家，这都是要别人照顾的人。高凯当时58岁，算是最年轻的。

　 “现在都讲反思，回头看这件事吧，直选确实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实验，做的过程肯定有偏差，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参选的人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参政议政能力。把这些人选出来，一个是年龄太大，二是文化水平低，有的还是文盲，理解和表达能力比较差。对参选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应该有个规定。”

　 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最令她困惑的是：这个社区代表是干什么的？在社区里是个什么位置？起啥作用？有哪些责任？都不清楚。

　 但代表们都清楚的是到了每月的15日，就要开例会。“坚持两年多了，主要反映民意。我们一个代表负责一片，百十来户人家，人手一个联系本，平时留心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开会时，就把信息反馈上来，我们再反映给居委会，一块商量解决。”

　 九道湾里有一处小街心花园，是社区内最大的公共活动场地。居民们喜欢早晚在这里开着录音机健身、跳舞。后来成了一些私家车的停车场，因为车占地儿，锻炼的人和车主时常发生争执；住在附近的居民，嫌跳舞的人太吵闹，晚上影响孩子学习，早上吵得上夜班的人睡不成觉，因此，街心花园里冲突不断。

　 “以前，这些矛盾也有，但居民不知道找谁说。现在，他们可以跟社区代表反映，由居委会出面跟各方协商。”

　 最后达成了协议，大家都作了妥协：平时，健身跳舞的人，都转到北新桥十字路口那个公园，那地方比较大，也不影响谁；但赶上节假日社区里搞活动，可以占用九道湾的街心花园。

　 “其实，社区里没大事，但小事处理不好，激化了也会酿成大祸。像小花园的事不处理，把人家的车刮了、碰了，上夜班的人老睡不成觉，久而久之，还不得打起来，那不就闹大了？”

　 高凯又提到养狗。她说社区里有人喜欢宠物，也有人不喜欢宠物。大家住一个社区，每个人的利益都得考虑到，即要满足养犬人的利益，也要考虑不喜欢宠物者的利益。“所以我们提出文明养犬，定时定点溜狗，及时清理狗粪，让不养狗的人不反感，让每一个住在社区里的人都舒服。”

　 她又介绍说，作为北京头一家直选社区，自治方面没有经验可借鉴，得根据自己社区的特点，不断摸索。比如九道湾的特点就是平房区、大杂院，中低收入者居多，人口密度大，老住户多，一两辈人挤在一处，人口老龄化等等。最大的问题是住房困难。

　 住大杂院的好处是邻居间相互有个照应。赶上下雨了，晾在外边的衣服有人帮你收。来了报纸、信先替你搁着。夏天，到了傍晚，大伙儿都坐在院里乘凉聊天儿，你家他家的事都门清。缺点是常为利益起摩擦，像谁家偷电了，走黑电表，让大伙替你背黑字了。水龙头开了就不知道关，你家煤堆我家窗外头了，猫跑到别人家门口拉屎了……

　 “净是些小事，但建和谐社区，就得从这些小事抓起，从自己家做起。‘三八’节开会，我就说，现在都在讲和谐社会，我们社区一直以来都在讲和睦。我们不仅人与人要和谐，人与自然也要和谐。”

　 我打断她的话问：“你们社区净是胡同，连树都没几棵，怎么与自然和谐？”

　 “怎么不能啊？比如说节约用水，这是不是节约资源，是不是可持续发展？我们跟有关方面协调，一家给装一个水表。原先一个院一个表，大伙儿都浪费，水笼头开着哗哗流没人管，也不心疼。”

　 “上级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得罪一个社区？为保这么一个人而得罪一方百姓？”

　 我问高凯：现在干了两年多，是不是清楚社区代表会议代表是干什么的了？

　 “清楚了！不是看门望锁，清扫卫生。”她一字一顿，语气重重地道：“我们是监督社区居委会工作的。”

　 “这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告诉你们的？”我问她。

　 “是《社区自治章程》里头规定的。”“这个章程是你们起草的？”

　 “不是，那些词我们写不出，得有专业人员来执笔，但我们参加修改，然后表决通过的。”

　 “你们是怎么行使这个权利的？”

　 “比如，到了年底要评议居委会工作，给每个主任打分啊。”她答。评议时，先听主任们自己汇报工作，把他们请出去后，由代表们议，最后打分。已连续评议了3年，从德、能、勤、纪方面进行考核。

　 “咱们代表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改用大白话，直截了当。比如工作能力，是强、弱，还是一般，很差；联系群众方面，平常瞧见人理不理，是不是有事才找人家；解决问题是快、慢，还是拖拉，不及时。这么着，代表一瞧就懂。大伙评议时特别认真，在纸的正面打分，填好了，还在背面写上具体的建议，你哪方面做得还不够，哪些事没处理好，态度极诚恳。”

　 “假如，评议后有很不称职的干部，你们怎么办？”我问高凯。

　 “《自治章程》中有规定，社区代表会议有罢免建议权。”高凯答。

　 有位社区干部因工作特别不令人满意，代表会议考虑启动罢免程序。据一位代表讲：“闹非典那阵儿，大伙都一心一意抗非典。他倒好，在胡同里跟一些吃低保的人，一块吃吃喝喝。后来，还打架，把头都打破了。”“干吗就不能跟吃低保的人一块吃喝？”我问。

　 一个社区干部解释道：“咳！现在国家不是有低保政策嘛。像一些下岗的、两劳释放人员找不着工作，想吃低保，每月能拿300多元补助。居委会没有批的权力，但可以往上头递材料，负责报。有些人不够低保条件或靠在低保线上，就想拉关系，托人情呗。”

　 “这些人本身就处于情绪低潮期，不满意见大。你是个领导，在胡同里跟他们打得火热，吃吃喝喝，形象多不好。再者，也不能吹大话，办不成的事也敢许愿，最后不能兑现，人家还不跟你急喽？”

　 “非典时，我们社区干部压力多大啊。都冲在前头，挨家送消毒水，送宣传材料，老百姓看见我们心里就踏实。我们社区又赶上有个疑似病例，闹得特别紧张，社区干部全排班，连家都不敢回，从早到晚给人家送吃的喝的，还要管人家孩子学习，开空中课堂，送学习材料啊。怕这家人心理紧张，我们让他家开着窗户对话，进行心理安抚……”

　 “在这么关键时刻，他可倒好，打架，把脑袋打破了，得去医院啊。那会儿，大家多怕去医院啊，回来了又得隔离、又得消毒，左邻右舍也怕啊！”

　 高凯总结说：其实，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社区代表对他平时的工作就不满意。比如每个社区干部手头都有自己的工作记录，可他没有。

　 为这事，代表们开了几次会。一开头没想罢免他，考虑他有家庭、有孩子，需要这份工作养家。先是找他谈话，让他反思，重新承诺干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仍达不到标准，就罢免他。

　 “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了改错机会，不要啊。不作为，就可以罢免你，我们也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迫于各方压力，他自己主动提出了辞职。”

　 我问高凯：“万一上边有人保他，就是提出罢免建议也不批，你们有什么辙？”“上级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得罪一个社区？为保这么一个人而得罪一方百姓？我想，哪级领导也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现在，不是都讲亲民政策吗？”高凯反问道。

　 另外，她说这两年多，走了两个社区主任，在补选方面，社区代表也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在社会上招聘，公开张榜，提前3天报名，然后由社区代表听报名者的竞聘承诺，考查他们的表达、思维能力，个人素质等。“比如，其中有个人倒挺爽快的，说自己下岗，没收入，跑天安门广场卖小国旗，这哪儿成，就凭这一条就不够格。”

　 “卖小国旗就不够格？”我忍不住地问。

　 “你想啊，天安门是什么地儿，你跑那卖小国旗，是个什么素质？”

　 确定了人选，上岗前，代表要找他谈话，介绍社区情况、主任职责、工作性质等。“咱把难处先说头里，需要付出怎样的辛苦。社区工作可不按8小时走，随叫随到。比如，半夜谁家俩口子打起来了，你得赶紧去调解。施工中把地下水管子挖断了，你得到现场协调解决去。给他打好预防针，你可别干两天半，吃不消撂挑子了，我们不白折腾了。然后，还得考察3个月才正式上岗。”

　 “咱们中国老百姓，对自治、民主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

　 “看来，当个社区代表还挺忙的。”我说。

　 高凯接过话茬道：“我们23名代表都没报酬，自发地干。”

　 “不是每人每月给50元钱吗？”我问。

　 “只给了6个月，街道办事处说没这笔经费就停了。”

　 她又补充说：我给代表们算过一笔账，一个月光我们23个人，就得1150元钱，一年就是一万多元，光北新桥街道16个居委会，一年下来就得十多万元的开支，咱们要体谅办事处难处。当然，北京市如果有明文规定，财政拨款，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说我们的代表可爱啊，有时候不但没回报，还要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来。像大年三十，我们代表和志愿者，从家里拿出肉和面，包饺子给孤寡老人送去，陪他们过年，这不光是一盘饺子，它体现了我们社区的关怀。还比如说，我们社区志愿者开着残疾人摩托车，拉老人们去浴池洗澡，洗完了再开车送回来。我们图什么？图的就是这种和睦的氛围。”

　 有个从大狱出来的人，50多岁才结婚，他没父母，社区给他办了小巷婚礼，生了小孩给他小孩过满月。“我们还起了个横幅：众手托起明天的希望。以前老百姓有困难上哪儿说，跟谁说，说了管什么用啊。”

　 我问她：当代表确实花时间、花精力，要是完全义务、无偿的，怎么能让年轻人参与？怎么往别的社区推广？再说，《自治章程》里不是规定代表有报酬吗，代表们的利益不考虑能行？

　 高凯说有次电视台做九道湾的节目，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讲了社区的代表、党员觉悟多么高，当时一位在场的专家，讲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他说：你们少来这些假招子，别扯这些虚了巴叽的玩意。

　 一个社区干部替她回答说：作为试点社区，好多事都在试验。社区代表带薪上岗这条，最后没能得到北京有关部门的认可，钱该从哪儿出、怎么出，找不到相关政策，没法儿出这笔钱。

　 回想自己当主席这两年，高凯反复说自己一开始就是稀里糊涂的，真没当回事。“小曹（社区主任）当时跟我说，今晚你真当选了，上台表个态。我心里不是很重视，所以，也没事前拿个笔，勾几句恰如其分的话。真到场面上，才发现有那么多镜头对着你。毕竟，一千多号居民选了咱，心里感到有一份责任。”

　 两年多下来，她说有两点体会最深：

　 “咱们中国老百姓，对自治、民主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比如，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比较关注，而公共利益的事就不太关心。社区自治是很重要的事，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但这一点，居民们认识得还不够。通过直选，在我们社区，起码对居民自治意识起到了启发作用。以前，跟居委会的关系，就是找他们开个证明什么的。现在，不是了，社区是我们的家，社区建设是我们自己的事，这在认识上是个飞跃。

　 “对我自己来讲，代表会议是监督居委会工作的，这一点清楚了。但是，社区民主自治，究竟自治到什么地度？监督居委会，究竟监督到什么程度？都监督哪些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标准，这个尺度把握起来有些困难，也是我现在最困惑的地方。”

　 “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我有责任替老百姓说话，他们不敢不理”

　 直选前，曹建军就是九道湾居委会主任。直选时，她又以1494票当选。

　 高凯是这样描述曹建军的：“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但能量很大，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我们社区，什么样人都有，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五保户、劳改释放、下岗失业人员等等，让一千多口人都说你好，不太可能。她这个主任当得确实不容易。”

　 曹建军40岁出头，个子矮小，说话走路都快。“以前，居委会主任走街上，谁认识你啊，你是干吗的，管啥的，有几个人知道啊。通过竞选、演讲，大家认识了，也有话跟你说了。”曹建军这样讲。

　 “一般跟你说什么？”我问她。

　 “咳！都是家庭琐事，两口子分居啦，儿子做买卖赔啦，家庭婆媳不和等等。但你不能把它当琐事看，从这些不经意说出的小事里，可以了解他们的情绪、需求。小问题不解决，社区不可能稳定，我们的责任是化解矛盾。社区一家亲，创建亲情社区，这是我们的口号。”

　 前几天，一个居民反映他家离公厕太近，一到掏粪的时候熏得人受不了。闹到后来，他堵住掏粪车不让进胡同，还跑到居委会坐着不走，说要么让厕所搬家，要么让他搬家。

　 “厕所在前，他家在后。他提这要求，有些不合理。但问题反映上来了，就得协调解决。我们先去他家看了看，厕所确实离得太近，房间通风又不好，掏粪时味跑不出去，熏得慌。加之他本人下岗在家，心情不好，也有点拿这事出气儿。

　 “居民有了问题得不到化解，他们就可能一级级地上访，可告到哪，访到哪，最后还得回基层解决。出了问题后，我们及时开座谈会，让人家把话说出来，给居民一个说话的地方。我们找了环卫部门三四次，开会协商。最后说好了：掏粪时，先通知他家一声，打个电话，让人出去躲躲，或者赶上家里没人时再来。他下岗在家生活有困难，我们又出面找他原单位，帮他解决解决……其实，老百姓挺好满足的，他说的话有人肯听，他的事有人肯管，哪怕只解决一点点，就挺感激你的！”

　 曹建军说这次他们又向环卫所提了建议：能不能把九道湾的公厕改造一下。“我们社区的公厕都是旱厕，抽粪的也是满了才来。一天只冲两次，夏天冲得不及时味儿更厉害。冬天地上结冰，老人们上厕所很容易滑倒……我们要求不高，只要改得方便、实用、干净就行，可别整得跟星级宾馆似的，那样，老百姓心里反倒不平衡了，比他们住的房子还华丽。”

　 她认为，那些上访的人，往往都是在基层反映了问题没人管，才不得已一级级上访。“其实，信访部门也管不了，它没协调能力。支到这个部门，管不了，再支到另一个部门，还是解决不了，得！没完没了。我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我们有协调能力。”

　 “你一个小小居委会主任，顶多科级，去找人家，人家理你？”

　 “以前找也不太理。现在不了，我是大家推选出来的市人大代表，我有责任替老百姓说话，他们不敢不理。”

　 我问曹建军：“假如上级布置的工作，跟你社区居民利益有冲突时，你听谁的？”

　 她回答说：“以前吧，领导也是高高在上，下命令让居委会干这干那，我们也只对上头负责。现在不行了，老百姓选了我，我得对居民负责。有时候，要完成上边的任务，又要做好老百姓的事，确实有压力。不过，现在领导也有变化，不随便给居委会派活儿，让我们干什么，也跟我们商量了。”“居民们的事，占居委会工作量的多少？”

　 “像今年吧，建和谐社区提得特别高，我感觉居民的事能占到60％。”

　 “听说街道把财权下放到居委会了？”

　 “咳！就是那点办公经费。以前，花了钱到街道上报，现在是把钱搁到居委会。一个季度我们给出一个财政支出表，由居民代表会议审核。赶上大项开支，要事先通报。”

　 “代表们提过意见吗？”

　 “提过，他们嫌我们办公用纸浪费，只使一面，抠得紧着哪。”

　 曹建军又说：“你知道吗，社区代表管我们到什么程度，连我们居委会干部的仪表，穿着打扮都管。比如头发，不能乱七八糟的，抓起来用橡皮筋一扎就来上班，不行。服装穿到什么程度，妆化到什么程度，都有说道。”

　 谈起直选前后当居委会主任的不同，曹建军讲：以前，是老百姓找上门的事，才去办，一天到晚，上边交待的事都干不完。现在不行了，老百姓的事你不办好，就会有怨言，就会丢选票。

　 “毕竟，以前那种模式，老百姓不满意，拿它也没办法。现在，得顺应民意，否则，一是不选你，二就是选上你，也可以罢免你。”

　 直选过去两年多，她感觉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还是不够高。“像农村村委会选举，农民比较重视，因为里头有利益；而城市平房区的居民，利益诉求不直接，也不强烈，好多人靠单位，跟社区没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居民整体参与不够，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得更少。”

　 在社区，一般是老年人生活困难，需要别人帮助；也有的人有钱，但精神空虚，居委会就组织聊天会。像年轻人，大部分天天忙，有钱有工作，没什么需要别人帮助的。“像这种人，我们提出你要尽义务，为社区服务。有些上班的人，在单位人模人样，可一回到社区就耍浑，我们拿这种人根本没办法。”她建议对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有明确规定。

　 “明年又该换届了，再次直选，你会有压力吗？”我问她。“有啊！又到了老百姓重新认定的时候。”曹建军干脆说道。

　 2002年那次直选，她丢了200多张选票。3年干下来，她说工作不可能让百分之百的人满意。到时候，也只能凭实力、凭业绩竞争了。

　 上次直选前，曹建军就是居委会主任，她的当选没太出人意外。我问她下次直选，能否出现这种情况：突然窜出一匹黑马，从社区居民中产生一位能力强，老百姓又拥护的人？

　 “在社区，真是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人，敢挑大梁，又有魄力，大伙儿信任。上次直选是头一次，好多事老百姓不清楚，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老百姓法律意识强了，程序也搞明白了。说句实话，你就是想糊弄，也糊弄不了了。”

　 “这样的人选上了，你认为上级主管部门能批准？怕不怕他往后不听招呼啊？”

　 曹建军挺爽快地说：“第一，民心民意不可违，应该能让他当；第二，老百姓毕竟不给他发工资啊，还得由上级发放啊，最终还得是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他再怎么跳，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啊。民主自治，再怎么着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平和的社会变革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是一家民间机构，主要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社会转型的研究和实验。2002年，他们与北京东城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周鸿陵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他说那会儿，他们在湖北沙洋县农村进行了民主自治实验。之后，一直想做一个城市社区直选的实验。按理说，与农村相比，城市社区选举相对简单、单纯。九道湾直选前，他们先派了几十位大学生志愿者入户，发放问卷表和直选资料、培训教材等，还做了不少场次的居民培训会。

　 我问周鸿陵：对这种送上门的民主，老百姓当时是什么态度？

　 “不要，往门外推。有人还说：你们别给我这些，净搞形式主义。对直选，居民开始不太相信，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周鸿陵道。直选，就是凡年满18岁有投票权的居民，通过直接投票的方式参与选举。

　 究竟是什么影响着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

　 周鸿陵认为：赋权、通道、效果，是影响公民参与的三个关键因素。

　 “第一，公民参与，需要制度赋权，没有赋权就谈不上参与。如果从制度设计上没有给予参与的权利，或者虽然表面给了而在实质上并没有赋权，那么，有序参与是不可能的。第二，参与的通道是否畅通。假如叫你投票，可你对投票对象根本不了解，或者由别人告诉你投什么人的票，或者投票有许多人为的限制、参与要付出太多的代价，那么参与者的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第三，结果如何很重要，如果选举的结果是负效应，参与选举的人积极性就低；如果选举的结果是正效应，公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就高。你提了建议、意见，没人理你，可能还有人给你小鞋穿，结果参与者越来越少，最后没人参与。反之，参与者积极性会逐步提高。特别是个体的诉求、愿望能否得到实现，是影响到参与者积极性的根本原因。”

　 “可是，我看当时的一些报道，说那次九道湾直选投票率高达95．12％，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问他。

　 周鸿陵答：当时正赶上九道湾老年协会选举，这是个社区内部的民间组织。他们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一起策划先在“老协”的选举时采用直选方式，为居委会直选“探路”，结果获得成功。

　 “老百姓一看，觉得这次是真的！到后来，竞选得很激烈。有的参选人问我们，演讲时可不可以相互辩论？我们说可以。他们又问，那可不可以互相揭短？我们说可以，只要你不触犯法律就行。九道湾的这次直选，可以说是公民、政府、民间机构的一次合作，我们的角色有点像教练。”现在，周鸿陵说他们准备对九道湾民主自治经验进行总结。

　 “以前，基层选举的形式很粗糙，如何完善民主程序，需要对九道湾经验进行技术化提升处理。我们希望把九道湾的模式、经验总结出来，做成《手册》，在2006年北京市社区居委会改选时能有所帮助。”

　 他认为：社区民主自治，不只是社区的事情，也不只是选举一项事情。就民主而言，除了民主选举之外还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区内部形成议行分设互相制衡的治理模式，居民委员会与代表会议共同在社区居民监督下完善社区治理，为社区居民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就自治而言，这标志着街道办事处也要加快职能转换的步伐，其治理模式也要进行调整，这对街道办事处也是一项考验……

　 通过九道湾居委会的直选，周鸿陵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政治改革更有信心了。

　 “政治改革，现在提得很响，不能说不重视，但真正做起来还是个很敏感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过程。当年，搞不搞市场经济，争议多大啊！可是现在，经济改革成功了，大方向肯定了，绝大部分人也就认同了。回头看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当初大逆不道、异想天开的事，现在看，会觉得很平常，很自然。

　 “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民权的承认，其中，不仅仅是个选举权的问题。民主，可以激发社会的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能调动起人们潜在的创造力。”

　 经过了湖北沙洋农村和北京九道湾社区直选实验后，周鸿陵说他们更坚定了这样的探索：

　 “不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将社会变革的成本和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平和的社会变革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