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市交通委正在制订市中心区停车规划,利用停车费调节私车的使用。可以预计,在北京,未来养一辆私家车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有媒体评论说:与上海相比,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力求用柔性的市场调控手段协调私家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这种“抑制管理”的思路值得上海市有关部门借鉴。(见4月4日北京娱乐信报)
其实,北京利用停车费和上海通过车牌拍卖来抑制私车的办法,都差不了多少,不仅谁也没有比谁更高明,而且都违背了公平原则,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袒公抑私。
早在前年,中国便已成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与此同时,中国机动车的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迅速增加,而机动车对能源的消耗亦与日俱增。这种迅猛的发展必然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挤占,为此,从长远考虑鼓励公共交通,限制机动车辆是没有错的,但是另一个问题会被马上提出来:为什么抑制私车而不设法裁汰公车呢?
“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这在国际上是一种趋势,目前有许多国家对私人购车进行了税收上的限制。但这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许多国家,汽车消费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公务车占很小的比例;但在中国,汽车消费的主体多年来始终是公务机构,由此形成公共财政压力和公车腐败,而私家车进入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几年。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就是要逐步裁汰公车,鼓励家庭用车。
这种公、私比例的结构性调整,在中国不会是短时期的,更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跨越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或许并不具备抑制私车的条件。
当然,如果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快速提高,公共交通效率成倍增强,抑制私车也将成为一种必然。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效率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中城市把私人机动交通设定为抑制对象,其规划思路已经走入了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