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王韬相貌，是在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中：“长得矮胖臃肿，眉毛粗黑，两只鱼泡眼松松垮垮的，没有神采。”曾国藩一见，心想：“酒色之徒。”随后问及王韬供职墨海书馆情形，王韬敷衍几句，话锋一转，开始向曾国藩进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凭三寸不烂之舌，“为当权者代画方略”，解决其 棘手问题，一旦采纳，高官厚禄，唾手可得。时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王韬为曾国藩献上奇策“渔翁之计”，劝曾国藩既不助清廷，也不助“长毛”，“让他们两虎相争，最后由大人来收拾残局”。曾国藩把脸一绷：“鄙人不会背叛朝廷！”王韬灰溜溜走了。

　 此前，王韬在墨海书馆做“秉笔华士”，与洋人一起翻译科学书籍已逾十年，在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上，开创了好几个第一：《西国天学源流》为中国人打开了近代西方天文学研究的窗口；《重学浅说》仅14页，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教科书；《光学图说》，图文并茂，是中国第一本系统展示光学理论的汉语科普；《格致西学提纲》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西方近代各门自然科学。

　 王韬才高八斗，自诩为拨乱应变之才，出类拔萃之士，一个小小的墨海书馆岂能牢笼他一辈子？“不作人间第二流，奔腾万里驾轻舟”，他给洋人打工，不过因为狎妓纵酒需要很多钱。他在墨海书馆暂栖身，不过守株待兔，像姜太公垂钓河边，等待武王莅临。可惜他等了10年，做了许多科学启蒙工作，却不见一个“明主”上门。情急之下，贸然晋见曾国藩，碰了一鼻子灰。

　 走出曾国藩的安庆大营，王韬一扭脸，穿过封锁线，投向太平天国。那个“敌国”年年都举行科举考试，王韬要去考个状元。他17岁即中秀才，鞭炮声声，贺客盈门，王韬当时不屑道：“这算什么！他日当为天下策画奇计，成不世功业。”但他心里其实很在乎。以不世之才，仅有秀才出身，常常“痛哭流涕扼腕叹息”。他于1862年潜入南京，据说被天国领袖接见，王韬也慨然上书进言。但市井传说他考上“长毛状元”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那年太平天国确实举行过会试，状元叫徐首长。沪上百姓不管这一套，王韬成为“长毛状元”之事，众口相传，深信不疑。

　 要命的是，大清官员也相信。当王韬对天国幻想破灭，逃出南京后，发现自己成了大清国通缉的“投敌叛国”者。为了保命，王韬反戈一击，在报纸上大肆攻击太平天国，骂他们是狂人、疯子和傻瓜，他本人其实是想“打入敌人内部”云云。但大清官员穷追不舍，王韬不得不亡命海上，流窜到香港，从此结束了沪上13年译书生活。不料这一逃，王韬逃成了一个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的“东方学者”。

　 王韬到达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以王韬为国士名流，优礼相加，请他助译《中国经典》。王韬帮助理雅各翻译了《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氏传》、《易经》、《礼记》等，出版后在西方引起轰动，称他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中国奇才”。此后他赴英讲学，成为第一个登上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他的手书成为洋人珍品，吟诵中华古诗文时，洋人为其击节作和。再回香港后，王韬已是“华夏第一学者”。他买了一个印刷厂，开办了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出版西方新科学著作，此后又创办中国第一家华文报纸《循环日报》，自任主编，宣传维新变法，此时距大清戊戌变法还有20年。

　 1884年，清政府解除通缉令，年近花甲的王韬结束了23年流亡生涯。3年后，他应邀主掌上海格致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传播和研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书院，王韬又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他在教学方法上提倡自由讨论，在考试上采用别开生面的考课制度，聘请博通中西的洋务官员李鸿章、热心为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的洋人傅兰雅等出题，使书院变成研讨科学、讨论时务的“国子监”。

　 1895年，王韬作为《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征文评委会主任，给投稿的康有为先生评了一个末等奖；1893年，孙中山前来拜会，王韬亲笔为孙中山修改了《上李鸿章书》。1897年秋，王韬在上海寓所阖然长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