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7时，阳光斜斜照进房间时，86岁的老太太杨玉文准时开始写作。满头银发的她，翻开小学生用的方格本，一笔一划地写着前一天晚上浮现出来的记忆。
“这一章写点什么呢？”她在本子上写道，“还是在（再）奖（讲）几个日本鬼子的故事吧。”
一旦确定了思路，杨老太就不假思索地写了起来。过去的记忆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出现在眼前，“电影”演到哪儿，她就写到哪儿。有时发现自己写跑了题，她就用一句“不说这些了，还是接着讲……的故事吧”，轻松地回到主题。
杨老太并不是在玩弄写作技巧，更不是什么专业作家，她写的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老人的“创作生涯”始于两年前。直到她在方格本上端端正正写下第一个字之前，她一直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温春镇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
那一年，杨老太的耳朵突然近乎失聪，从此告别了她平生惟一的爱好―――看电视。无事可干的老人常常坐着发呆，儿女们怕老人闷出病来，经常带些报纸供她消遣。
虽然小时候杨玉文曾跟邻居读过半年私塾，但因为多年不用，学过的字大半记不清了。每次看报纸，她都连猜带问，还不一定完全弄得懂其中的意思。
尽管如此，杨老太对报纸上的连载故事特别感兴趣，读了上篇还想读下篇，有时候中间缺一篇没读到，她就发动儿女们四处搜寻。
有一次，女婿李钐伟去看望岳母，正赶上老太太刚读完报纸上的几篇小故事。老人一边把报纸放下，一边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肚子里的故事，比报纸上的还有意思呢！”
女婿觉得挺好玩，便逗老人说：“那你把肚子里的故事写出来。要是写好了，也给你拿到报社去发表。”
没想到，老太太对这一句玩笑话当真了。
杨老太悄悄去小卖店买来圆珠笔和小学生用的方格本，每天早晨阳光照进屋子后，她便用老树皮一般的手费劲地攥着笔，趴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
起初，老太太不会写的字太多了，一句话几乎有一半的字写不出来。遇到不会写的字，她就用同音字代替，实在找不到同音字，便空在那儿，等孩子们回来再请教。
“揪住谁就问几百个字！”杨老太的女儿笑着回忆，“看见她拿着本儿走过来，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不光儿女们被问烦了，就连邻居们也大都受过她的“骚扰”。没多久，杨老太写书的事被当成笑谈，左邻右舍们只要说起来，就笑得“稀里哗啦”。
杨老太不去理会这些。她埋头写了4个月，没人知道她究竟写了些什么。家人看到老人自从写书起，原本病殃殃的身体似乎硬朗了许多，人也变得精神多了，也就变为“鼓励为主”了，“她高兴就随她写去吧”。
忽然有一天，老太太郑重其事地将自己的“作品”递到女婿手上。
“这哪是书呀？没有标点符号，没有段落层次，有一半的字是错别字，读起来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钐伟没再细看，就把岳母写的“书”锁了起来，以后不敢提写书的事了。
隔了几个星期，老太太忍不住问女婿：“书稿报社能不能用呀？”李钐伟不好意思再隐瞒，便硬着头皮告诉岳母，写书要先构思，把最有意思的事写出来才有人看。杨老太太听明白自己写的书不行，但不明白这书到底怎么写才行。
那些天，老太太整天食不甘味，人也变得木呆呆的。
这一切，家人尽看在眼里。女婿李钐伟不忍，特意到书店买了本萧红的《呼兰河传》。他觉得萧红白描式的写作风格最适合岳母。
从此，老人捧着《呼兰河传》再也放不下手了。她花一个多月时间，翻来覆去读了三遍。她觉得书里被开水烫死的“小团圆媳妇”、能说能笑的“王大姑娘”、老实憨厚的“冯歪嘴子”，这些旧时代的人物就是自己小时候身边的人。读着读着，杨老太想起了自己苦难的家庭，自己小时候跟父母逃荒到沈阳，母亲生下小弟弟40天后便贫病而逝，日本人侵占东北以后，一家人到处逃难谋生，7岁的姐姐累死了、弟弟也病死了。这些多么像《呼兰河传》里的故事呀！
老人从中像是悟到了点什么。有了第一次失败的写作教训，杨老太明白了“构思”的意义。每天傍晚，她早早躺在床上，一“合计”就是几个小时，把第二天要写的故事认认真真地回忆出来。
写了几个月，老太太又交给女婿厚厚的一本。这次，她还附上一封给报社编辑的信。
尽管仍然没有标点符号，仍然错别字连篇，但信中的内容把李钐伟“吓了一跳”。
杨老太写道：“最近我看见报上说九一八国耻日纪念我不能忘因为我是过来人要问山前路得问过来人我亲自看见的事实最近一下子全想起来了希望我写的东西对年轻人有用。”（原文没有标点）
李钐伟这才认认真真地读起了老太太写的“回忆录”，没想到竟然被其中的故事吸引住了。
杨老太说旧中国太苦了，但最苦的还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所以她的故事就从当年的“皇姑屯事件”写起：“有一天，早晨正要出门去卖煎饼，刚伸手去开门，就听见‘轰隆隆’天崩地裂地一声巨响，震得房子直晃，把我爸爸吓得一哆嗦，赶忙跑回屋。刚进屋又听见‘啪嚓咕咚’一声，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倒了，他惊慌地说：‘这是什么响？吓死人了’。”
她还讲了第一次看见鬼子打中国人的故事：一个乡下人到亲戚家投靠，跑到了日军看守的铁道上。日军追到院子里，劈头盖脸一阵狠打。那乡下人被打得浑身是血，连声儿都叫不出来。她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想上前劝劝，刚说一句话就被日本人抽了个嘴巴，父亲被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日本人走了，大家一摸那乡下人的鼻孔，连气都没有了。
李钐伟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故事。他忽然发现，岳母的一生真的是一本书，她所经历的人生故事，是在教科书中看不到的，老人记下的这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他意识到，可以由“本人”讲述那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试着把老人的故事整理出来。几十页的手稿被他改写成两个千把字的小故事。他把它们打印出来，寄到《牡丹江日报》，不久居然发表了。
这可把老太太乐坏了。拿着自己发表在报纸上的“作品”，老人激动得“一夜没睡”。
报社的稿费寄来了，杨老太专门请以前教过她写字的邻居们吃了顿饭。老人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说：“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当初笑话我是错误的。”从此，杨老太写作像上了瘾。一个又一个大本子被她写满了，故事也越写越顺当，越写越精彩。
“鬼子来了，大米白面不能吃，鬼子把嫌疑的人抓去灌辣椒水，如果灌出了大米粒子，那就罪加一等。”她写道。
一个中年男子在街上被几个鬼子兵拦住，鬼子问他是什么人，中年男子说是中国人，被鬼子狠抽了几个嘴巴，他又改口说是蒙古人，又被一阵狠抽，这男子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说：“我不是人。”鬼子听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杨玉文的二叔也被鬼子戏弄过一次，差点送了命。那年正月，二叔穿着单衣在门口见到熟人，连忙作揖行礼，恰好被两个鬼子看见。鬼子觉得好玩，一次一次让杨玉文的二叔重复作揖的动作。“寒冬腊月，穿着单衣的二叔被冻得不能说话，鬼子一走，他人就硬邦邦地倒在了院子里”。
“我写书不会那么多讲究，平时怎么说话，故事就怎么写。”杨老太说。有时写到激动处，还忍不住作首诗。
杨老太一边写作，女婿一边整理。老人写到30多个笔记本时，李钐伟帮她整理出一个200页的小册子，取名为《岁月蹉跎》，自费出版。整理后的稿件不仅加上了标点，改正了错字，删去了原文中不少嗦的话，也把老人好不容易写成的诗全砍掉了，这可把老太太心疼坏了。
杨老太把这本自费出的小册子寄到自己两个哥哥家。外甥们看了，哭着打来电话说，不知道父辈们的经历那么艰辛。杨老太听了，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女婿试着把《岁月蹉跎》送到《牡丹江晨报》，没想到，不久该书书名被改为《鬼子来了》，并开始在报纸上连载。编辑用深情的语言在编者按中写道：“老奉天的工业初萌，北大荒的风雪荒凉，日本鬼子的凶残骄横……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早已被时间湮没，甚至仅存于一个记忆中，但只要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就是真实的历史，是社会历史的佐证和基石，也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不断寻找的社会化石。”
如今，这个86岁的耄耋老太，一不留神成了牡丹江市的知名“作家”。每天来向她索要书籍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每送出一本书，老太太都要在上面一笔一划签上自己的名字。心情好的时候，她还会酝酿一番，写上几句自己创作的“警句格言”。
从去年起，儿女们将老太太接到牡丹江市，单独为她租借了一间居室，“以方便写作”。
更让老人喜上加喜的是，近日，北京一家出版社打来电话，商谈为她出书事宜。
这下，老太太写得更来劲了。她摩拳擦掌：“得把内容再充实充实。我肚子里还有好多故事没来得及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