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为哪般

　 2004年12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亚洲杯足球赛为例，出言指责中国当局把日本塑造成“想像的敌人”。其后，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发起了一次名为“请中国网民告诉石原，究竟谁把谁塑造成敌人”的讨论。网民“iluzg2004”直言不讳：“真是冤枉了中国政府，看看中国地方政府对日本企业的保护！自己也不反省自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网民“新华网友”说：“事情应当正好相反，是日本在什么防卫大纲里将中国当作真实的威胁（威胁的言外之意恐怕就是敌人）……现在的问题是很明显日本视中国为其实现对外扩张野心的第一威胁，可不可以理解它在把中国树为自己的敌人？”

　 据记者的观察，新华网的论坛是国内网民言论最冷静、理性的论坛之一。

　 关于中国的教育和宣传，确有网民非常不满。

　 一篇题为《世界上最缺乏民族主义的就是华人！》的网文写道：“中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约3500万，是犹太人被害人数约600万的六倍，可是中国人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控诉却不及犹太人努力的百分之一。中国从来没有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进行过系统、全面、彻底的调查，使得时至今日还有许多日军暴行未被曝光，许多暴行虽有记载也不够详尽确凿。更严重的是，中国人从未像犹太人对纳粹那样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和手段将中国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和日军兽行的残暴有效地暴露于世人面前，以至世界上大部分人，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年轻一代，对此都不甚了了。”

　 网民们期待中国艺术家以抗日题材拍出《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好电影。

　 2005年4月3日，网民“中国小龙”“泣血建议”，呼吁“两岸学者联手重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小龙”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后的今天，无论内地还是台湾的中国人，所能看到的还只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抗日战争史……而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无数以鲜血和生命为中华民族写下光辉历史的先烈们的英名，却无缘为他们的后人所知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莫大悲哀！

　 关于中日之间的宣传报道，有专家指出：“中日某些媒体的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浓重，使他们乐于夸张地报道对方的负面因素，歌舞升平的新闻卖不出去，而能够煽动起人们愤怒和激动情绪的新闻非常有销路。”

　 这一点，恐怕在日本方面更加突出，因为中国传媒的“商业化”程度肯定不如日本。中国政府对本国传媒报道的态度和管理一向很明确。

　 4月12日，一位中国官员对来华访问的日本共同社社长山内丰彦一行说：“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离不开新闻媒体对公众的正确引导……对于中日关系的报道，应该始终把握两国友好合作的方向。作为友好近邻，双方媒体在报道中还应相互体现应有的善意和诚意。当前形势下，中日双方媒体要善于抓住一些亮点，更多地发出积极信息，正确引导国民情绪，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营造积极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中国官员的话对中国传媒有效，日本的媒体会听吗？凤凰网一名网友评论说：“媒体是应该站在客观的位置来报道和评论各色大小事的。他为什么要求媒体报好不报丑，为什么不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懂得分是非黑白？”

　 综观近年来中国官方主导的与日本有关的政策宣示和报道宣传，再看看网民们的议论，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教育基本谈不上“反日”。

　 新华网友“佚名”在分析“日本对华政策为何越来越强硬”时写道：“从中日双方处理两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看，中国各级政府是真心在为维护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而不断做出重大努力，甚至不惜压制国民的爱国热情并与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立。”

　 “一边是官方空洞无力、‘顾全大局’的外交辞令，一边是不断传来的日方强硬挑衅的消息，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有什么难言之隐？”一名网民反思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学者王晓东指出，中国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体，要比传统媒体开放得多，中国的网民似乎比其他国家的网民更热中于在网上谈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在这儿他们相对更能畅所欲言。

　 当光明、“理性”的声音一边倒地长期占据台面，阴暗、粗暴的东西便在网上流传了。

　 两国民众的内心变化

　 200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针对“是否对日本怀有亲切感”的提问，回答“是”的被调查者占5．9％，回答“否”的达到43．3％，“感觉一般”的为47．6％。

　 对此，本报曾发表文章认为，失去中国的民心是“日本30年对华外交的最大失败”。

　 其实，这种失败不只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这个调查结果可能还不是最坏的。

　 回顾中日“友好”20多年来的历程，竟然是一个双方日益相互失去好感的过程。

　 1978年邓小平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访问日本时，62．1％的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亲切”，两年后这一数字更升高到78．6％。而到了1997年，日本的舆论调查显示，随着中国凭借改革、开放“往军事、经济大国之路推进”，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大大降低，而对中国的疑虑和不安则在加深。2004年12月，日本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的反中国情绪高涨，约58％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较一年前增加10．2个百分点。对中国抱有好感者的比例则下跌10．3个百分点，降至38％，这是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1992年8月和9月，中国社科院进行了名为“中国人心中的外国”的调查，在“印象最深刻的国家”中，日本以36％居第一位，理由是“发展迅速、建设宏伟”；而在“最反感的国家”中，也是日本以40％得第一，原因自然与历史问题有关。中国人对日本可说是“爱恨交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4年，当日本国内厌华情绪持续高涨，日方指责中方进行“反日”教育宣传，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民调数据，这一年中国的厌日人数比率比前几年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一比率明显低于50％。数据还显示，沿海城市的年轻人远比内地中老年人喜欢日本，可见中国之大和多样化。

　 这些调查数据与网上言论并不矛盾。在中国的网络上，只不过“厌日”情绪表现得更加浓厚、夸张。

　 据国内的日本研究者说，随着日本“知华派”、“亲华派”政治力量的式微和边缘化，在日本连口称“中日友好”的政治家也日渐稀少了。而在中国，追求“中日友好”的官员看上去到处都是。

　 如果中日双方真把“世代友好”当作外交长远目标和根本利益，那么，在网上网下表现出的双方国民相互间的敌意绝非好事，也绝不应漠视。

　 早在1996年，日本《产经新闻》总编辑住田良能直言不讳道出：“中日关系现在仅仅是表面友好，真正深层的矛盾还没有表达出来，也就是没有渠道表达内心深处的种种看法。”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中日友好喊了多年，中日关系的现状却是正处于十字路口（唐家璇语），对日外交应追求什么？如何实现？

　 在那些非理性的口水之外，网上还有许多为中日外交进行认真反思、出谋划策的文章和帖子，这些文章体现了真正的民智和爱国情怀。

　 共同面对人类的命题

　 2004年六七月间，人民网搞了一次“提问中日关系”的中日讨论。日本网友“ryohei14”说，我认为日中能够真正实现和解，但是需要几个条件，包括日本首相前后一贯地向中国谢罪、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补偿等等。

　 一个日本人有这样的觉悟很是难得。但是，如果对这些条件日本政府根本拒绝，中国人怎么办？

　 在日本右翼政客看来，中国批评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内政”、“不近情理”，他们鼓励小泉向石原慎太郎学习，“多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关键的日子去，让中国疲于抗议”。日本人向来自诩有不惧外来压力的“坚强品格”。

　 这就像一场对峙。

　 确实有中国人说：算了吧。

　 一位名叫“二十二点心”的网友写道：“我们别忘了，彻底清算日本侵华历史罪恶，不是中国人小心眼，跟日本人过不去，这不是中日之间的恩怨，而是人类如何预防侵略战争、军国主义和集体疯狂的共同命题。就如我们与犹太人一起反思、清算纳粹罪行，为的不仅是犹太人的恩怨，而是因为种族歧视和灭绝是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的不幸。”

　 最近，有美籍华人呼吁将亚洲二战真相列入美国历史教科书。加州州参议院议员阿勒奎斯特表示，要在州议会推动立法，规定高中历史教科书须纳入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在二战期间的经历。

　 许多人士指出，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确实需要新思维，这种新思维首先应该直面中日关系的现实和历史，深入、全面地研究日本，知己知彼，而不是把一厢情愿的幻想和愿望认作现实。

　 针对网上抗日现象中的浮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张民伦博士曾批评道：“民众中能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却实在不多。”

　 有人建议中国应推动日本学的发展，中国政府应当鼓励官民之间及民众之间的信息流通和自由表达，开启民智，在外交的斗争与合作上都要学会开发利用民间资源。

　 在《中日关系需要怎样的新思维？》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乔新生认为，每当日方挑衅，我们总是通过谴责“一部分日本人”来呼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这种做法正中日本政府的下怀。日本政府正是通过“一小撮人”的行为不断地挑战中国政府的底线，事后日本政府再做无关痛痒的回应。日本人的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在处理钓鱼岛事件时表演得尤为娴熟，他们充分利用了日本社会多元化的优势。“其实，民间的强硬与政府的友好恰恰为外交斡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4月初，在亚洲各国抗议和质疑的声浪中，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日本“入常”问题作出新的表态，提出日本首先应取信于周边邻国。网上顿时有人欢呼，称之为中韩两国“愤青”的初步胜利。

　 “中日友好相当于一种终极追求，得到友好的结果最好，却不能只拥有友好的幻想和愿望。实现中日友好和平的途径是什么呢？霸道不行，王道也不行，这需要中日双方更多的智慧和诚意，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自强不息。”网友“二十二点心”写道。

　 “国家间的外交无不以实力为基础。国家的实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也包括民心、民族精神及其他政治因素等无形力量。”一篇网文写道。

　 2005年3月2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外交决策重视民意》的文章。

　 4月15日上午，坐落在北京朝阳门的中国外交部的雄伟大楼迎来160位好奇的普通公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6岁稚童，也有74岁的老人，是从1000多名通过邮箱报名的公众中抽选出来的。这是外交部公众开放日活动机制化后的第一次参观活动。

　 在形似橄榄、寓意和平的橄榄厅，外交部长李肇星亲自接待了参观者。

　 或许这是一种新气象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