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贾平凹的前几部小说炒作的情形一样，《秦腔》在出版之前，就已成为一个话题，而在出版之后，则更是许多媒体狂捧热炒的对象。

　 据《文学报》2005年3月31日的消息说，“一向措辞谨慎、喜欢唱点反调的上海评论界对《秦腔》可谓不吝赞词……称其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 在创作上达到的又一高峰”。

　 从这一则新闻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堆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好听话而已，与作品的实际情形，并不符合。

　 贾平凹也在《解读〈秦腔〉》（2005年2月23日《西安晚报》）的访谈中阐释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因由和目的：“真正为棣花街所写的东西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然而，作者写出的却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总之，在这部冗长的皇皇五十万言的新作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那种富有典型性和表现力的描写，而是一种琐碎、芜杂、混乱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并不像“沪上学人”所说的那样，“犹如细流蔓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恰恰相反，作者根本就没有在“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而是从始至终都酱在“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烂泥塘里。

　 例如：

　 “……家里没面粉了，菊娃从柜里舀出一斗麦子，三升绿豆，水淘了在席上晾，一边晾一边骂……庆玉在院门外打胡基，打着打着就躁了，提了石础子进来说：“你再骂！”菊娃骂：“黑娥我日了你娘，你娘卖×哩你也卖×哩！嘘！嘘！你吃你娘的×呀！”她扬手赶跑进席上吃麦子的鸡。鸡不走，脱了鞋向鸡掷去，鸡走了，就又骂：“你就恁爱日×，你咋不把×在石头缝里蹭哩，咋不在老鼠窟窿里磨哩？！”庆玉说：“你再骂，你再敢骂！”菊娃喝了一口浆水，又骂一句：“黑娥，你难道×上长着花，你……”庆玉举起了石础，菊娃不骂了……”（《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90页）

　 表面上看，这样的描写确实生动地“逼真”地“还原”了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但是，这种徒有形式的“还原”是粗糙琐碎的，是粗俗无聊的。这是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还原”。《金瓶梅》早就将这种“还原”推进到了极致状态。在那部才华横溢的小说里，潘金莲就是这样以“原生态”的方式撒泼、骂大街的。看来，贾平凹终到了还是在走模仿旧小说的老路子。

　 “我爹在坟里不跟我说话，一只蜂却在坟上的荆刺上嗡嗡响。我说，爹呀爹，你娃可怜！蜂却把我额颅蜇了，我擤了一下鼻涕，将鼻涕涂在蜇处，就到坟后的土坎下拉屎。刚提了裤子站起来，狗剩过来了。狗剩是苦人，勤快得见天都拾粪，日子却过不到人前面，听说好久连盐都吃不上了。我本来要同情他的，他竟然说：‘引生，你那水田里的草都长疯了，你咋不去拔拔？’我就来气了，说：‘你有空的时候你去拔拔么！’他说：‘你以为你是村干部呀？！’我说：‘你要不要粪？我拉了一泡。’他拿了锨过来，我端起一块石头，把那泡屎砸飞了。”（《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17页）

　 这样的描写就更加低俗、无聊。我虽然也属末学肤受的浅薄之徒，但自以为还不是“沪上学者”所说的那种“心浮气躁的都市读者”，然而，我沉心静气地反复琢磨，不厌其烦地再三求索，到最后，还是没有发现这些描写的意义和价值。也许，《秦腔》真的是“一壶需要慢慢品味的茶”，但是，我担心，除了“一向措辞谨慎、喜欢唱点反调的上海评论界”，没有多少人“能慢慢品出它的味道”。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一部文学作品的“味道”无论多么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它都不可能出自肮脏和粗俗的事物。同样，在我看来，一个高明的批评家，无论他有多么非同寻常的感受能力，都不可能从最肮脏的东西里―――如《秦腔》所描写的鼻涕和粪便―――“慢慢品出”妙不可言的“味道”来。

　 长篇小说《秦腔》的另一个严重病像，是缺乏必要的朴素与诚恳。他对人物的对话描写，是琐碎、累赘、单调和虚假的。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的描写，也多有夸张而虚假的渲染。例如，“我”恨早死的“我爹”、恨夺了自己心上人的夏风，“我的心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粒麦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的不到头。”（《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11页）

　 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有种极端别扭、非常不快的消极感受。作者对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写夸张而怪异，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做作而夸张、虚假而缺乏诚恳的胡编乱造，在贾平凹的这部新作里，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所在多有，俯拾即是：

　 “……上善回头看时，三踅的嘴里有了半条蛇，他的双手紧握着蛇的后半截。那一刹那，上善想着的是：冬天蛇都眠了，哪儿来的蛇？但上善看到三踅脸已紫青，头高仰着，双手握着它的后半截，蛇尾还不停地甩动，他是惊住了，立即丢下树枝，过去帮三踅往出拔蛇，蛇却是劲大，拔不出来。”（《收获》2005年第二期，第171页）

　 “我掏出裤裆里的东西，它耷拉着，一言不发，我的心思，它给暴露了，一世的声名它给毁了，我就拿巴掌扇它，给猫说：‘你把它吃了去！’猫不吃。猫都不肯吃，我说：‘我杀了你！’拿了剃头刀就去杀，一下子杀下来了。血流下来，染红了我的裤子，我不觉得疼，走到了院门外，院门外竟然站了那么多人，他们用指头戳我，用口水吐我。我对他们说：‘我杀了！’染坊的白恩杰说：‘你把啥杀了？’我说：‘我把×杀了！’白恩杰第一个跑进我家，它果然看见×在地上还蹦着，像只青蛙，他一抓没抓住，再一抓还没抓住，后来是用脚踩住了……”（《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25页）

　 好了，没有必要再掇拾、獭祭了，结论很明确：《秦腔》把小说家享有的想像和虚构的特权用过了头。贾平凹写《秦腔》，就像他在写其他小说的时候一样，缺乏老老实实地把小说当小说来写的本分和克制，过于任性地把自己的主观态度投射到人物身上。他好像没有认识到，虽然从形式上看，虚构似乎是作者凭着想像力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逍遥游，似乎是作者的一种不受任何外部规范制约的基本权利，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构其实根本不是随意的、毫无事实感的“胡编乱造”，换句话说，虚构性的幻想不管多么诡异、奇特，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的经验逻辑和人类内心的情感逻辑的制约。是的，小说家倘若想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想通过小说写作来实现“为故乡树（竖）起一块碑子”的愿望，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界”充满敬意，就必须“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就必须具有朴素和诚恳的情感态度，否则，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文学上的恋污癖，是指一种无节制地渲染和玩味性地描写令人恶心的物象和场景的癖好和倾向；而性景恋，按照霭理斯的界定，即“喜欢窥探性的情景，而获取性的兴奋”（霭理斯：《性心理学》，第74页，三联书店，1987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性景恋的表现，倒也不算多么了不得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多部作品中反复表现自己或人物的“性景恋”情结，那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然而，恋污癖与性景恋却是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的常见病象。一个作家以如此顽固的态度和浓厚的兴趣表现如此怪异的趣味，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精神现象，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严重问题。

　 贾平凹至少在《废都》、《土门》、《怀念狼》、《病象报告》、中篇小说《阿吉》及短篇小说《猎人》中无节制地描写过大量的恋污癖和性景恋事像。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冲动和趣味诉求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问题。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是存在的：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他就倾向于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像的描写：

　 “我们以往在路上有屎有尿了，都要一直憋着到沟的地里拉。我就憋着。憋屎憋尿那是艰难的事，我使劲地憋。但我憋不住了，就在路边拉了起来。夏天义又骂我没出息，还干什么呀，连个屎尿都憋不住！他和哑巴生气地前边走了。我拉了屎觉得很懊丧，拉完了立在那里半天没动，但我用石头把那堆粪砸溅飞了，我的屎拉不到沟地里，谁也别拾了去。”（《收获》2005年第二期，第129页）

　 “上善的眼睛里发了炎，用袖子粘一次，又粘一次，似乎眼里有个肛门，屙不尽的屎。但上善始终坐得稳，不像别的人一会儿出去上厕所，一会儿起来倒茶水，再是大声地擤鼻子，将一口浓痰从窗子唾出去。”（《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40页）

　 “他（乡长）尿得时间很长，尿股子冲散了一窝白花花的蛆，还站在那里不提裤子。去打听狗剩情况的人很快就会来，跑进厕所汇报说狗剩已经死了，他一个趔趄，一脚踩在了屎上，头上的汗就滚豆子。”（《收获》2005年第一期，第166页）

　 如此简单的描写不仅缺乏艺术上的审美价值，而且还缺乏认知上的最起码的真实性，因为，它对人类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是简单化的。因为，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进化，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只受性本能和原始欲望主宰的简单的生活，而是一种被改变了的生活。比如，对于性的起码的羞涩感，对于丑恶、污秽的事物正常的厌恶感，―――无论在都市还是乡村，都已成为反映人的健全人格和正常心态的最基本的感觉形式。由于拥有了这些基本的感觉形式，拥有了判断文明生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尺度，我们才怀疑，仅仅靠一部描写恋污癖和性景恋事像的书，一个作家是否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树（竖）起一块碑子”，―――即使能够竖立起来，那它又会是一块什么样的“碑子”呢？那么，《秦腔》到底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座“高峰”，还是像他的前几部作品一样，是一部充满病像和问题的失败之作？答案简单而明确：这是一部形式夸张、内容贫乏的失败之作，是贾平凹小说写作的又一个低谷。虽然《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就像当初刊发和出版《怀念狼》一样，根据作者的知名度，不负责任地给了这部小说以它压根不配领享的掌声和鲜花，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用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那么，《秦腔》的命运也许像《废都》和它的兄弟们一样：在充分享受了时代给它的虚妄而空洞的尊荣的同时，在被外国的“评委”授予“国际大奖”的同时，还必须独自咀嚼它因为肆无忌惮的粗俗和放纵而招来的讥笑和斥责―――如果它还没有丧失正常的感知能力和羞恶心的话。

　 （作者系新锐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