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档案

　 片名：《铁道游击队》

　 导演：赵明

　 主演：曹会渠 秦怡 冯喆等

　 出品：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

　 故事回放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铁路上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专门破坏日军铁路运输，极大地牵制了敌人兵力，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很好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行动。大队长刘洪负伤后在寡妇芳林嫂家中养伤，两人日久生情。

　 在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下，铁道游击队处境非常艰难，但还是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恼羞成怒，迁怒于百姓。心急如焚的刘洪带着队伍去与敌人拼命，幸亏政委李正及时劝阻，才未使铁道游击队遭受灭顶之灾。

　 经过休整的铁道游击队力量更加强大，日军调集大批军队打算给铁道游击队以毁灭性地打击，刘洪率部化装成日军突出重围，杀伤了敌人主力。胜利前夕，铁道游击队终于救出身陷囹圄的芳林嫂，对四处逃窜的日军予以最后致命一击。

　 摄制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

　 真实，往往最能打动人。《铁道游击队》就是一部展现真实传奇的电影。

　 电影中所有的战斗故事，都是来自抗日战争中活跃于鲁南铁道沿线的铁道游击队的真实经历。他们扒铁路，炸桥梁，飞车搞弹药机枪，劫获布匹钱粮，在敌占区“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看这部片子很过瘾，观众的目光在火车的速度和飞车人的身影之间迭换，不由热血沸腾。“有一阵子我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一位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观众说。

　 相较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电影，《铁道游击队》有着更快的节奏，全片在一个个故事的更替中向前全速推进。

　 故事里有悬念：鬼子前来搜查铁道游击队用作掩护的工作地炭场，似乎比鬼子更聪明的日本军犬在藏有手枪的炭堆上徘徊，让那时还未经过“大片”洗礼的观众着实担心了一把；

　 故事里有曲折：铁道游击队连连成功，敌人恼羞成怒，在村庄烧杀抢掠。誓言报仇的大队长刘洪不顾敌众我寡，要与敌人在一个小高地上拼命，幸亏政委李正及时赶到，才使铁道游击队得以保存实力―――事实上，刘洪的原型之一，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就是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

　 故事里还有老战斗片难得一见的爱情：从秦怡饰演的芳林嫂和刘洪第一次见面起，紧张的战斗氛围因为爱情多了些许柔和，尽管后者仅仅是暗示性的，朴素而内敛。

　 无锡太湖代替微山湖，原型任影片军事顾问

　 上海火车南站附近的一个别致的花园内，记者见到了《铁道游击队》的制片主任、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徐进。79岁的他是《铁道游击队》剧组健在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家是上海城市贫民的一个大家庭，对日本帝国主义特别仇恨。”徐进的大哥徐阿梅是工人运动领袖，抗日战争中从事地下工作，被日伪军杀害。

　 接到《铁道游击队》的拍摄通知后，徐进欣然赴任。他与美工师一起赶到山东枣庄考察外景，却发现故事的发生地并不适于拍摄，因为枣庄铁道线太繁忙，而微山湖又太辽阔。

　 徐进说，这个戏实际上是在无锡、南京和上海江湾铁道线拍的。无锡太湖代替了微山湖，上海市铁道分局拨出一条还没有正式运行的支线铁路和几列火车，构成了这部仅用4个月就摄制完成的电影的主要外景。刘洪的原型之一、时任苏州军分区司令员的刘金山担任了影片的军事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外景的道具弄得很有水平，都很像”。

　 演员的选择颇费心思。“演李正的冯喆具有知识分子形象，演刘洪的曹会渠具有军事干部气质，他们俩站在一起，一文一武，很搭配”。

　 影片里最“刺激”的一幕，大概是芳林嫂被押上刑场，刘洪飞骑从火车头前面穿越铁路前往营救的镜头。“速度、时间由我掌握指挥，马穿过的时间只有几秒钟，同火车头距离只有十几米。”徐进说，“这个镜头最惊险，最紧张，但全都是真拍的，不像现在有些演员，动不动就找替身。”

　 列车是美工师参照日本的铁甲车用木板仿造的，火车上打日本鬼子的许多镜头则运用了当时的特技。“摄影棚里搭建了车厢，怎么表现火车在动呢，用桶式布景，上面画树、村庄、电线杆，布景动，火车不动。同时，车厢下面垫弹簧，车里人一动，车厢自然会颠动。”

　 作曲者当年才26岁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游击队被围困于湖中小岛，在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之后的战斗间隙，游击队员小坡弹起土琵琶，领头唱起了这首至今仍在传唱的歌。

　 应邀为《铁道游击队》作曲时，新四军老战士吕其明26岁。不知是一支将“悠扬”谱写到极致的插曲成就了电影，还是一部至今仍不断展现于荧屏的老电影让记忆中的歌声流淌不息。不管怎样，好故事加上好音乐，诞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黑白片《铁道游击队》，让几代观众记住了微山湖畔铁道线上那支神奇的抗日队伍。

　 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有原型

　 《铁道游击队》电影剧本改编于著名作家刘知侠的同名小说。

　 刘知侠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铁路边。“铁路从村边经过，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运行的轧轧声，小时候也曾和一群穷苦的孩子到车站上捡煤核，学会了爬车的技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3年夏天，刘知侠作为《山东文化》的副主编，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他初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战斗事迹，从此与这支队伍结下不解之缘。

　 少有文学作品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几乎所有主要角色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片中的大队长刘洪有两个原型：铁道游击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和他的继任刘金山。

　 枣庄是著名的煤炭产地，为了生存，一些失业工人靠吃“两条线”即铁路为生―――他们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上飞下，把火车上的货物掀下去换钱。洪振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侵华日军占领枣庄后，已加入抗日武装的他被党派遣返回枣庄建立秘密抗日情报站，并将情报站逐渐发展为鲁南铁道游击队。

　 被队员们形容为“洪队长讲话，连嚼带骂”的洪振海作战勇敢，性格豪爽。在他的带领下，铁道游击队出色地进行了血染洋行、打票车、劫布车等战斗，但洪振海却在一次冒险的对敌作战中牺牲，年仅32岁。

　 1942年5月，刘金山成为铁道游击队的第二任大队长。这时，鲁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刘金山率领队员们坚持战斗，并圆满完成了护送刚刚卸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中央首长跨越津浦铁路返回延安的任务。

　 小说出版时，刘金山已是江苏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刘知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人们知道书中的刘洪就是刘金山时，很多机关、学校请他去作报告。每次报告完，总被青年人团团围住，问芳林嫂的情况。他满面通红，只得说，小说中的战斗都是真的，至于芳林嫂，那是作家的塑造。”

　 片中的政委李正，是综合第一任政委杜季伟等几位政委的特点塑造而成的。铁道游击队开始建立时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职业的散漫团体，后来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改造下，才一步步走上正规化道路。

　 芳林嫂，则是3位女性的综合：年近30岁、外号“时大脚”的时大嫂，其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本特务杀害；刘桂清，儿子是铁道游击队员，人们称她为“二嫂”，以及一位姓殷的大嫂，她不仅掩护伤员、送情报，还参加过袭击敌人的战斗。小说发表后，当地群众把她们3人都称为芳林嫂。

　 “芳林嫂”救了刘知侠

　 刘知侠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铁道游击队员的“芳林嫂”再次伸出无私的双手―――

　 “文革”中，《铁道游击队》小说被批为“大毒草”，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刘知侠遭到“造反派”的囚禁和武斗。他从三楼跳下来，逃到移居济南的刘桂清家里。“她见到我说：‘大兄弟，你在二嫂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刘知侠后来回忆说，“在掩护我的时间里，她一方面为我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

　 故人故地

　 铁道游击队创军事受降史经典

　 从成立之初到抗日战争胜利，铁道游击队的任务主要包括三部分：破坏铁路、拔敌据点，从而牵制敌人兵力，战略上配合在山区活动的八路军；搞武器弹药、布匹钱粮，保证当地抗日补给；保护秘密交通线，护送近千名干部安全过路，通往延安。

　 而这支队伍所创造的战果，在历史和银幕上都成为了经典：

　 ―――血染洋行。1940年5月，铁道游击队从正泰洋行背后打墙洞进入，一举将13名鬼子全部消灭。

　 ―――打票车。山区部队生活困难，经费匮乏。铁道游击队在枣庄西截获一列日军票车，杀死12名押车的日伪军，缴获法币8万元，武器若干。车上数千名旅客目睹了铁道游击队瞬间把鬼子杀干净的奇迹。

　 ―――杀高冈。铁道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觉。侵华日军专门从济南调来高冈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高冈是个中国通，采用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深谙“擒贼先擒王”道理的铁道游击队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分别潜入临城车站，击毙高冈，使他苦心经营的谍报网从此分崩瓦解。

　 ―――受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临城的日军打算逃到徐州，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残留日军千余人乘坐铁甲列车趁夜色悄悄开出临城车站，但当他们行驶到临城南边的沙沟附近时，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破坏，退路也被切断。孤立无援的日军只能选择向铁道游击队投降。1945年10月，驻枣庄和临城日军千余人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1400多支步枪等武器，向不足百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写下了军事受降史上罕见的一页。

　 日本侵略者又恨又怕，把铁道游击队称为“毛猴子”和“飞虎队”。词汇的褒或贬不重要，它们至少反映了鬼子眼中游击队的特征―――来去无踪，身手敏捷，神出鬼没，让人捉摸不透。

　 “住了20多年了，不知道这里还打过仗。”

　 枣庄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历史的不同面在这里重叠交错，呈现出一幅完整的战争画卷。初春4月，记者来到这里，走进铁道游击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迂回与惊险中。

　 如同一个轻车熟路的导游，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潘福安带着我们沿着当年的战斗足迹，一一看来。

　 抗战时期的日本特务据点正泰洋行，如今是市百货站的宿舍，一个住着20多户人的大杂院。院里每一间房子、每一面墙壁，都是当年的建筑，但78岁的李顾氏说：“住了20多年了，不知道这里还打过仗。”

　 火车站里，运煤的车辆来来往往，当年的大青石平房今天仍在使用。房子最早是德国人修的，后来成为日本宪兵队的军营。“德国人造的房子的确结实耐用”，潘福安的介绍引来记者一番感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的掠夺野心，山东这片土地承受了太久太多的苦难。

　 微山岛又叫“抗日岛”，长6公里，宽3．5公里，船是通往外界惟一的交通工具。穿过稀稀落落的芦苇荡乘船登岛，32米高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形似一叶帆船，是岛上最醒目的建筑。天高云淡，水面似镜，当年的铁道游击队员战斗在这开阔水天间，怎会没有山东大汉的豪气！

　 一个人的展览馆

　 回到市区，记者来到全国惟一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说是“展览馆”，其实只是一堆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文物、资料，临时放在枣庄艺术院的一间空房里。馆长、也是惟一的工作人员潘福安没有钥匙，每次带人来参观，都得非常客气地提前请艺术院方面开门，“能让我用地方就不错了，别的都不计较”。53岁的潘福安是国土资源局的高级统计师，2000年自筹资金业余开办展览，5年来在全国各地展出近200场。

　 浓缩了铁道游击队发展历史和战斗故事的几十块展板斜靠在墙上，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文物，遍布灰尘。“这是刘少奇坐过的桌子”，“这是‘芳林嫂’送情报用的饭盒”……潘福安明白这些文物的价值，因而更加无奈，“没钱啊，我连家里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火车到了徐州，鬼子才发现两节车厢不见了

　 “铁道游击队员不多了，就剩几个人了。”潘福安说。在当年的临城、今天的薛城，记者见到了曾任三中队指导员的张静波。一面对照地图一面回忆，86岁的老人向我们讲起了著名的“搞布匹”事件。

　 1941年冬天，山里部队物资严重匮乏，“几个人一件棉衣，谁站岗谁穿”，让铁道游击队搞些布匹进山。“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侦察到一列从青岛到南京的火车最后两节是布匹。”因为“沙沟站长也是我们的人”，铁道游击队决定在沙沟南动手。

　 白天下起了雾，直到傍晚还未散去。“天刚黑，火车开过来了，我们的人爬上车，把最后两节车厢的挂钩弄掉。”事先发动的老百姓早已准备好，1200匹布，大量日本军装和药品，靠老百姓的肩膀运到了微山湖畔的船上。“火车到了徐州，鬼子才发现两节车厢不见了。”这时，物资已经运送进山，而剩下的两节铁皮车厢也被队员烧毁了。

　 赵明伟在伪军中开展“黑红点”活动

　 原名赵若华的赵明伟是第四任政委，也是目前健在的铁道游击队最高职务者。“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我在铁道游击队干了一年左右。”杭州的一个干休所里，87岁的赵明伟对记者侃侃而谈。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胎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掩护，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

　 “那么艰苦的环境，哪里会有什么娱乐！”

　 当记者问到战斗间隙是否真的会弹土琵琶时，赵明伟笑了：“那么艰苦的环境，哪里会有什么娱乐！”他把当年的战斗称为“夜幕下的战斗”―――铁道游击队白天藏在树林、破庙、高粱地里，晚上分头到各村搜集情报、研究工作，一到拂晓又转移隐蔽。“没有被子，没有床，蚊子叮，虫子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但是，我们把艰苦当做甜蜜，把牺牲当做光荣，大家精神饱满，口里还哼着顺口溜：‘天当被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泥半身霜’”。

　 赵明伟讲起了自己虎口脱险的一次经历。1944年春，在沙沟一带，戴着礼帽、穿着长大褂的赵明伟被鬼子盯上了，而他身上正带着重要情报。“我那时一年到头都穿这身大褂，装成小老板”。

　 迎面走来3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游击队，追上来肯定就没命了。”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心想“如果被鬼子发现，立马拔出枪，至少干掉两个鬼子”。鬼子骑马过来问：“你的什么的干活？”“我的买卖的干活。”赵明伟满面笑容地说，“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兴旧字号米西米西。”

　 “兴旧字号”是赵明伟临时瞎编出来的店名，鬼子却被他十足的生意人模样骗住了。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铁道游击队政委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

　 留声机

　 “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在给铁道游击队的嘉奖信中说。

　 “有一阵子我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

　 ―――一位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观众说。

　 “你再罗嗦，我崩了你！”

　 ―――当年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志胜率领铁道游击队化装突围时，他妻子也在微山岛上，拉着他的衣襟哀求把她也带出去。这时岛上、湖里到处都是鬼子，带上她很容易暴露目标，影响整个大队的安全。为顾全大局，王志胜坚决地拒绝了妻子的请求。

　 “没有被子，没有床，蚊子叮，虫子咬，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但是，我们把艰苦当做甜蜜，把牺牲当做光荣，大家精神饱满，口里还哼着顺口溜：‘天当被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泥半身霜。’”

　 ―――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回忆铁道游击队抗日的艰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