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是确保社会和谐的首要点，社会要素越多，社会异质性与不平等就可能越大，而社会整体结构稳定的维护也就越发显得重要。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针对读者来信提出的困惑，本刊特邀几位专家就“如何认识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强调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只有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才能深入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生活中，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社会阶层结构中似乎出现了更多的、新的利益群体；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拉大了；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很大；人口老龄化也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怎样理性认识和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呢？希望请专家帮助分析。

　 上海读者 童大山

　 社会阶层分化：基本趋势与引导措施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辛向阳

　 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阶层？认识中国的社会阶层必须把握几个大的趋势，否则就容易陷于混乱之中。

　 第一个趋势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正处于上升时期，很多阶层并没有“定型”和固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把中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10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郑杭生教授在《中国城市社会结构》课题中把城市社会阶层划分为7个：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工人阶层、自雇佣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其他阶层。还有的学者提出8阶层论或者12阶层论等。大家之所以众说纷纭，是缘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刚刚步入上升时期。从人均GDP来看，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社会分化的剧烈变动时期，3000美元到9000美元是一个稳定变动时期，进入9000美元后，社会阶层的变动才会逐渐平缓下来。中国已经迈入第一个时期，社会分层日益明显和复杂。

　 第二个趋势是新兴阶层不断出现。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化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出来，如随着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有着巨大势力的房地产经营阶层。这个阶层对于媒体甚至是决策层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其他阶层所没有的一个特点。再例如随着城市房屋出租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依靠房屋租赁为生的阶层。还比如，继灰领阶层、蓝领阶层、白领阶层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金领阶层，他们的年收入超过百万，职业属于新型。还比如企业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阶层、独立董事阶层等。可以说，每年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的阶层的出现。

　 第三个趋势就是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但我们的分配差距不是制度上的，而是市场化初期人们进入市场时间先后造成的。法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指出：那些在经济起飞前或经济起飞点上进入市场的人，将获得比数学期望值高得多的收入，换句话讲，他们将大捞一笔。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通过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深化来加以改进。

　 针对这种阶层分化趋势，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与措施呢？笔者认为―――

　 其一，对社会阶层的分化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性质上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制度上讲，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个阶层的富裕与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个阶层的富裕和发展为前提，要鼓励阶层之间的相互帮带、相互促进，鼓励阶层之间的合作与流动，防止出现阶层之间的制度“天花板”。

　 其二，要采取政策引导的方式，使社会分层结构合理化。有些学者认为，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社会阶层结构有三种：一种是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一种是富者极少、穷者极多的“蜡烛台型”或“金字塔型”，再一种是富少穷少中间多的“橄榄型”，这第三种社会阶层结构比较合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而言，最合理的阶层结构是富者和中间收入者越来越多、穷者越来越少的“大树型”结构。既要鼓励穷者向中间收入阶层转化，也要鼓励他们向富者转化；既要鼓励中间收入者向富者转化，也要鼓励富者更富。仅仅鼓励社会阶层向中间收入阶层转化是不够的。富者阶层和中间阶层都在扩大的结构才是比较合理的。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社会的和谐就有了基本的保证。要促成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结构，就要求政府部门在分配制度和税收政策方面有合理的调整，逐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消除妨碍人们合法致富的障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其三，要不断地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注入主流的共同体意识。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新阶层都是“无意识”阶层，也就是说缺乏“共同体意识”，基本上都没有对于本阶层共同特征的认知和价值观的意识。要采取措施，引导各个阶层塑造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同时把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注入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使之在形成本阶层“共同体意识”的同时，也形成与其他阶层可以沟通的“全社会意识”。

　 其四，以“社团化”来促进对社会阶层分化的控制与管理。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对新出现的社会阶层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管理的方法有很多，我认为一个比较有效的路径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促进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把新的阶层组织在各种社会团体中。一个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小政府、强中介、大社会”。没有强中介，就没有小政府，也没有大社会。为满足社会阶层变动的组织要求，应该从政策上和法律上加以改革，引导民间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为社会阶层的分化与组织奠定制度基础。

　 应对人口与就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窻

　 ■过去，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以及资源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上面。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时，人口结构是一个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在我国过去25年的人均GDP增长中，人口结构因素至少贡献了1／4。而这个人口结构作用，大部分是通过影响劳动力结构发挥出来的。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城乡全面执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控制人口数量的效果，人口生育水平和出生率大幅度降低。人口总量得到控制，大大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在出生水平下降的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即首先是少儿人口比重逐渐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并且在很长时期里，老年化程度的提高并不显著。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总体抚养比从1978年的69％降低为2002年的42％，下降幅度接近40％。

　 总体来看，本世纪中叶之前我国的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20年以后将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不会超过15亿，随后绝对减少。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就业的部门和区域结构变化

　 经济发展具有两个主题―――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是一个规律性现象。1980年以来，我国从事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从69％降低到49％。相应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18％和13％提高到22％和29％。这体现了发展的规律。由于城市是非农产业集中发展的地域，因此，城市就业比重的大小，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试金石。从包括所有产业在内的全部就业看，2003年我国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分布为38％、33％和29％。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城市就业，三类地区的分布状况是47％、30％和23％。这意味着在三类地区之间，除了存在着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之外，也存在着作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的非农就业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的流动，具有改变这种就业差距的效果。估算表明，在改革期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24％，教育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贡献了21％，其他体制改进因素的贡献为3％。

　 如何应对挑战

　 在上述增长因素的分解中，资本投入与总体抚养比低有利于提高储蓄率相关；劳动力数量则直接就是高比例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果；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也得益于农村具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具有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势能；教育是对人的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以社会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前提的。可见，我国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

　 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将开始面对人口总量造成的就业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社会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方面，造成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源泉。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

　 如何促进区域结构协调发展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 魏后凯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从国家层面的角度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统筹安排区域发展的总体布局

　 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以东部10省市、中部6省、西部12省（区、市）和东北3省四个地区为地域单元，统筹规划和安排全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要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西部地区在完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大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搞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群，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进程。东北地区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改造和产业转型步伐，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接续产业，重点支持能源原材料及后续加工、装备制造业、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力推进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中部地区要立足资源和劳动力优势，进一步完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积极抓好农产品加工转化和资源深度开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依托大、中城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东部地区要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源消耗小、附加价值高的出口产业，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我国各地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除了统筹安排上述四大区域的总体战略布局外，还应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一步划分经济类型区，实行针对性强的差别化区域政策，避免宏观调控中的“一刀切”现象。当前，大体可以按两个路径来划分经济类型区：一是按区域问题的性质划分问题区，如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地区、处于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地区等，以作为国家援助和支持的地域单元；二是按地区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以作为国家区域调控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地域单元。

　 从后者来看，当前大体可以考虑划分五种类型的功能区：一是调整优化区域。对于那些经济发展密度较大，资源环境压力日益突出的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重点是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质量，提升经济发展层次和综合竞争能力，防止经济过度集聚，避免出现“膨胀病”。二是优先开发区域。对于那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开发密度不大，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区域，要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行优先重点开发，引导人口、要素和产业合理集聚，形成新的产业和城镇密集带。三是潜在开发区域。对于那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但近中期尚不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区域，重点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为今后大规模开发创造条件。四是生态脆弱区域。对于那些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区域，应按照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五是自然保护区域。对于那些依法设立的各种自然保护区，要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从事不符合其发展方向的各类开发活动。

　 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协调发展机制。这种新型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有效发挥政府规划和政策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作用。

　 在“十一五”期间，仍应把区域政策的重点放在西部开发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和民族地区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应更多地依靠中部自身的力量，同时国家在商品粮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以及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而不应该再实行大面积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则更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城乡结构变化将出现的新趋势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沈跃春

　 近年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打破，城乡差距过大问题仍十分突出。眼下，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城乡结构的发展变化将会出现哪些新趋势呢？

　 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站在城乡一体化立场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将农村内部结构的调整与推进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将会增强，步伐会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明显提高。我国农村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会有较大的改善。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将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率先呈现城市郊区化。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有自己的特点，即城市郊区化与郊区城市化同时进行。

　 城镇化加速推进趋势。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0％，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在70％以上。按照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比较滞后。目前我国城镇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0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0．53％。现在，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面临巨大的社会变迁。这个时期将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阶段。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小城镇快速扩展趋势。发展小城镇，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既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我国已把小城镇建设发展作为一项大战略，各地积极支持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近年来，我国小城镇数量扩大明显。在政策引导下，今后我国小城镇发展将会呈现快速扩张之势，更好地发挥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进一步发展壮大趋势。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将呈现进一步发展壮大趋势。户籍制度的改革和相关措施的落实，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政策门槛。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形成了由中西部农业省份流向东部地区、由农村流向城镇的基本格局。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在经济和人口等方面进一步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闽东南等经济核心区集聚。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城市环境和道路、供水、供电、供气等条件大为改观；同时，以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空中走廊、港口和信息高速公路等为骨干的快速通道网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些地区已具备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的轮廓。

　 马克思曾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必须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大力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市劳动就业、教育、住房和福利保障制度，使我国建立起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协调的城乡关系新格局，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从社会结构状况看和谐社会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 文军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界而独立的大系统，与其他系统相比，社会系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一是它的整体性是以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基本内容的；二是它的有序或优化过程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性等级和根本层次，并开放式地排列和演进的；三是它遵循从无序向有序，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不断演化的规律。正是由于社会系统具有等级层次性，社会首先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整体。

　 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状况实际上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来决定的。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状况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也是结构构成的要素，它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是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而要素分化就是指构成社会结构系统的要素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结构要素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结构整合与关系协调正是针对要素分化产生的异质性超越原有的规范而提出来的，是指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和谐程度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性是确保社会和谐的首要点，社会要素越多，社会异质性与不平等就可能越大，而社会整体结构稳定的维护也就越发显得重要。

　 尽管在社会学上，人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讲，一般认为它是由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其中包括实体性社会结构、规范性社会结构和关系性社会结构三种不同类型。社会结构的这种内涵实际上本身就包含了对社会和谐的要求。而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运行状态，它又是以社会结构规范整合效力的有效发挥和运行的有序性体现出来。从社会结构和功能态势上看，社会和谐是社会政治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生活秩序和谐、社会心理及行为和谐的统一体。但从社会系统所包含的结构及其要素来看，社会和谐首先表现的是社会要素关系（如群体、阶层、组织、社区、制度等）的和谐。因为要素是结构生成的一种方式，结构的存在首先要依赖于各要素的存在，社会系统结构的和谐性是建立在社会各要素和谐的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和谐社会最关键的就是促使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

　 就目前我国社会结构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导致其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整合不力，要素分化过快而造成的结构整合与要素分化之间的“断裂与失衡”。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整合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的快速转变，而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总的趋势是在由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型社会方向变迁，社会要素的分化也在逐步发生，但整个社会结构却仍然处在要素分化程度较低、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状态。随着社会各要素分化的加速，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结构的稳定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而这又是建立在各要素利益互存、资源共享、共生发展的基础上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结构整合、关系协调、利益互存、资源共享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