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和小偷“合作”以攫取利益，看来不再是一种来自电影情节的想像移植。5月20日，一条惊人的消息得到证实，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警察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有关人员介绍，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安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警察占了该派出所全部警察总数的三分之一 。（5月22日《新京报》）

　 原来如此。这些年来，小偷猖獗的各种事实不断刺激着我们的感觉，丰富着我们的想像。为什么我们的城市这样缺乏安全感？那些成群结伙的小偷和威严的警察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什么不为人知的默契？现在，成都车站警察的行为证实了这种预感，而且，根据已经披露的新闻事实推测，情况或许还要严重得多。

　 按照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小偷应该属于一种半隐半显于社会的边缘人群。其身份游离于社会主流；其行为介于社会表层与潜层之间；在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社会中，这些边缘人往往能够被现存秩序所改造和接纳。当然，这种改造和接纳的前提是社会管理机构、管理者都能实施良性治理。若果如此，“天下无贼”或许未尝没有可能。

　 我们现在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一部分警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对小偷进行任何“改造”就全盘“接纳”了他们；不仅接纳了这些见不得光的边缘人本身，还接纳了他们破坏社会环境所得到的钱财；不仅机械地接受小偷们非法获取的利益，甚至主动帮助他们消弭危险，摆平可能出现的危机。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成都车站，这些警察被抓以前的一段时间，警察和小偷已经成功地造就了一个特殊生态圈。在这个生态圈中，核心圈层是肆意妄为的小偷，紧密层是收取保护费的警察，最松散无助的边缘层才是每日里成千上万的流动乘客。这是一个稳定而又脆弱的生态圈，因为掌握公权力的警察已经与阴暗生物小偷达成默契，所以稳定；又因为这种默契或者说合作毕竟是不能见光的，而大批受害者也终归会有一个最后的底线，所以它又是随时可能被捅破的。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小贼的“偷”和大盗的“抢”，原本是有区别的。问题是，成都火车站的警察一旦与小偷有了管理上的默契、利益上的合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盗武装了以后，改名叫“匪”；小偷得到了警察的授权之后，还是小偷吗？

　 于是我们就看到，成都车站的秩序一度由各帮各派的偷儿们维持，而那些让渡了部分公权力的警察们，便获得了火山口上的短暂幸福。大家都知道，一帮乱七八糟的偷儿们尽管分享了部分公权，却无法实施真正的良治。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最后的结局。

　 实际上，类似警察和小偷这样的命题长久地在困扰着人们，“成都车站案例”只不过更强烈而已。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中，我们将如何避免公权使用、公权让渡的危机？这又是一个大题目了。